一个值得一读八股文: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变　(3)

一个值得一读八股文: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变　(3)
今天科技这么发达都还没有造出诸葛亮那种不用电不烧油的交通工具。马克思讲，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三大武器，就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不都是我们的四大发明吗？还有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讲，把人类推入工业社会的科技发明的百分之八十五来自中国。可大家看看我们现在情况如何，大到宏观制度，小到电子产品，你说有哪一样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诺贝尔奖你别管它是不是个东西，就算是个鉴定书吧，我们除了文革期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有机会拿而自己不要之外，改革开放这二十八年，天天做梦都想拿，结果是科学奖没有拿到，倒是让藏独分子达赖拿了个和平奖，今年又差一点让疆独分子热利娅拿到，你说中国人窝囊不窝囊！能够反映中国人智慧的诺贝尔科学奖一个没有，表示中国人窝里斗的诺贝尔和平奖却给了一个还想再给一个。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了？真的在智力上也不如日本人了？这真是一个让中国人死不瞑目的现实啊，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死不瞑目的！是谁把一个世界公认的超群智慧的民族害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就是那个什么用市场换技术、用资源换技术，甚至用权益用尊严换技术给害的，强迫中国放弃了自力更生放弃了使用自己的大脑，并且用国家行政和财政力量帮助外国人摧毁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让中国人重新落到了万般不如人的地步，不仅月亮是外国圆，星星都是外国亮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可真是有了切肤之痛的感受，追今抚惜，就会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第八个转变，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由单纯的GDP指标转变为社会人文发展的综合指标。这个转变我为什么把他列进来呢？因为它将迫使我们政府的各级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去关心民生疾苦，关心社会人文的综合发展，从而超越各级官员个人政治品质的制约，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会在客观上去做些好事，因此我也把他列为一个伟大的转变。前面曾经提到，用GDP指标衡量政府政绩，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按照这个标准，焦裕禄那种绿化沙漠的干部是坏干部，而把青山砍光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世界上再也没有如此罪恶荒唐的标准了。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我们许多干部的贪污受贿完全是被这种制度逼的。现在衡量标准改变了，我们的干部可以真正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重建我们的家园了。用黑格尔的话讲，现在进入了正反合发展的合的阶段了，用马克思的话讲，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了。前面说过我们党有三个28年：前两个28年是肯定阶段，28年的民主革命和2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28年是否定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否定阶段；走了个“之”字型的曲折道路。现在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即否定之否定阶段，由于这第三个阶段是在吸取前两个阶段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能够全面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史的这个三分法也符合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中国历史就是三分之二的统一发展，三分之一的分裂倒退，这或许是中华民族冥冥中的一种定数。无论是不是定数，中国都已经进入了全面复兴的第三阶段，可以说，只要目前的中央政治路线不被推翻不改变，哪怕只要能坚持三年，只要中国的左翼斗争能再坚持一年，我想乌有之乡这些网站再坚持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中国现在左派右派的大论战，就将肯定会演变成为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从而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次伟大转变再次表明了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当这个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大祸的时候，她体内那种医学家所讲的生命应急机制就会突然启动，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我们客观地讲，胡锦涛温家宝并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种天神般的伟大君主，他们为什么能完成这个伟大转变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就是中华民族的应急机制在起作用。当然我们说胡温不是天神，并非是一件坏事，在当今这个政治家平民化的时代，我们产生了两个平民化的政治家，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幸运。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是神圣的，工业社会的政治家是卓越的，那么信息社会的政治家则是平庸的，就像会计、医生一样，只是一个纯粹的分工，这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面对中国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总让人感觉到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预设的过程，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黑格尔、康德这些大思想家，以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最终都认为历史是一个预设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所能安排我们所能决定的过程，甚至我们本身就是这一预设过程的一部分。人们总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我们努力我们斗争我们奋斗的结果，其实不是。记得我小时候很顽皮，喜欢用唾沫吐蚂蚁玩，我的唾沫落到哪个蚂蚁身上，哪个蚂蚁就回不了家了，无论蚂蚁怎么奋斗都改变不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头上也有这么一个顽皮的孩子，人类能不能回家也取决于他，我越来越相信在一点。否则你无法解释中华民族每当岌岌可危时总会突然发生伟大的转折，发生激动人心的伟大转折。这是我们讲的第八个转变。
　　　　第九个转变，最后一个转变就是，政治伦理大旗由单纯的金钱价值观转变为以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内容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六中全会在思想领域里的最大成就，就是放弃了金钱价值观这面大旗，恢复了先进政党应有的政治伦理。可以这样讲，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把金钱两个大字写入思想旗帜，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天天说美国是金钱国家，可美国的国家旗帜上写的也不是金钱，写的是平等博爱民主自由，唯有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把金钱写入了政治旗帜，这就是所谓生产力标准，著名的猫论：“甭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以这样讲，我国这次历史转变，能转变到什么程度，转变过程中会付出多大代价，最终得到多大历史成果，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取决于我们对旧有价值观批判的程度。价值观的转变是根本转变，是所有转变的基础。中国落到今天这种道德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就是价值观转变的结果，摆脱这种状况仍然要靠价值观的转变。最主要的危害就是三个理论：“猫论”、“特色论”和“国情论”。
　　　　第一，发展目标上的“猫论”。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在中国本来是句骂人的话，在知识精英的炒作下，却变成了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根本理论宗旨，变成了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信条，成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崩溃，中国变成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大本营。按照整个理论，一个姑娘走上社会，做工人这只猫，一个月才几百块钱；做小姐这只猫，一晚上就几百块钱，你说哪只猫好？肯定是做小姐这只猫好。于是中国进入了“无恶不作”的时代，所谓无恶不作，就是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罪恶越多工作越多，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佛家“无恶不作”的含义。你看，我们环境毁掉了，环保产业就发展起来了；社会风气恶化了，防盗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伪劣假冒兴起了，打假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并且伪劣假冒产品越多，GDP增长就越快。总之是罪恶越多工作越多，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只有罪恶才能推动工作。可以说，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公开的把金钱作为价值观的社会，只有这几十年，此外再也没有了，这就是现在不仅是官场腐败，民风也败坏了的根本原因。
　　　　第二，就是特色理论。特色理论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否定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使我们丧失了建立权利约束机制的理论依据。几十年来一直在讨伐批判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提“姓资姓社”就骂你是极左，骂你是僵化，就骂你是弱智是傻帽是二百五，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只有傻瓜才会提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重要，才成为精英集团妖魔化的对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就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约束体制；如果我们是搞资本主义，就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资本主义约束体制。历史上各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包括封建社会也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千多年，就在于它有一套相当成功的约束体制。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很滑稽的状况，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特色理论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标准解释，就是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咱也不知道这个本质区别和原则区别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区别，就是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所有的约束体制都无法建立。你用社会主义去约束他，他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他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你用资本主义去约束它，他说他不是资本主义，他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结果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这个社会就全乱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秩序，就在于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如果现在突然冒出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男人，这个社会就全乱套了，他进女厕所时说我不是男人，我和男人有原则区别；他进男厕所时又说我不是女人，我和女人有本质区别；他哪个厕所都能进，想进哪个就进哪个，那男女厕所秩序就全乱了。
　　　　所以“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和结婚要问是男是女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建立的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社会就用什么价值观来约束它。就像马路上的行人车辆，要么向右行驶，要么向左行驶，如果说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交通规则，也可以向右，也可以向左，那非得撞成一塌糊涂不可。所以说，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可以搞特色；但是在确定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上，不能搞特色。事物形式的发展可以千差万别各有特色，但是事物性质的确定，没有什么特色不特色的，如同男女结婚的形式可以讲特色，但是男女结婚的性别确定，绝不能搞特色，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出现性别不确定的特色男人或特色女人。特色理论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大家都在讲特色，国家讲特色，单位讲特色，个人就也跟着讲特色，世界上再也没有固有真理和统一规则了。看看现在的中国，没有一个行业一种产品不造假，所有行业都在制造有“特色的产品”，除了小商贩小老板还知道廉耻是在偷偷造假之外，城市大老板无一不是公开造假，去大商场看看就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国服装出口欧美发达国家，可是中国所有大商场都铺天盖地的在销售欧美原装的进口服装，甚至大批的手工针织品都说是欧美原装进口，进入大商场你才知道中国已经发达到让美国妇女给我们织袜子了。大家都在骂有毒食品，其实农村的偷偷造假说明还有道德还有希望，城市的公开造假则说明这个民族已经廉耻丧尽了。
　　　　可见，民间道德的丧失，个体行为的紊乱，是一个国家政治伦理混乱的结果，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道怎么设，水就怎么流，不纠正国家的政治伦理，就不可能重建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国老百姓本身并没有问题，那些知识精英们总是骂中国人素质低，还拍了个《河殇》专门贬低中国人，说中国黄土地上产生的“黄色文明”，天然就是劣等文明，唯一出路就是让西方“蓝色文明”来替代它。其实中国的问题是在精英而不是在百姓，中国老百姓的文明素质没有问题，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就明白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也可能会认为是中国人有问题，鲁迅那么伟大都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有问题，像《阿Q正传》就是说中国人有国民劣根性的，有了毛泽东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并不差。就精神风貌和道德风尚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是世界学习的榜样，和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国人是全世界道德风尚的反面教材，无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会看到简体中文的道德提示，有个世界著名的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她在72年、74年的北京观感中，赞扬北京无私助人的社会风气超过西方任何一个城市，由于她是拥邓反毛否定文革的作家，不可能为文革涂脂抹粉，所讲的北京状况应该更加真实。再就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来说，中国人表现的更是感天动地，就说朝鲜战场，当时美国人打败天下无敌手，单挑两个法西斯国家全都踩在脚下，绝对是“东方不败”，可是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的焦头烂额，以拍战争片闻名世界的美国好莱坞，拍尽了历史上所有战争，可是直到今天就是不拍朝鲜战争，为什么？因为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所以说中国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几十年逼良为娼的结果，是逼良为娼的文化、逼良为娼的体制，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酱缸，无论放进去什么，捞出来都是臭烘烘的。
　　　 特色理论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淘汰好人的机制，再加上要做明白人干实在事的口号，事情就更荒唐更极端了，最终对中华民族文明形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要做好人干好事，毛主席就经常讲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事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后来却统统变成了做明白人干实在事，可什么是明白人到现在也没下过一个定义，于是社会就理解为吹牛拍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就是明白人；贪污受贿，白花花的银子最实在，所以只有捞钱才是实在事，其它都他妈是虚的，整个社会一下子就滑落到道德崩溃的地步，滑落到郎咸平所讲的“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腐朽的时代”，可能大家会感觉郎咸平的话过激，感觉我讲的也过激，其实并不过激，大家对照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郎咸平讲的完全是客观事实。从西周开始到现在，哪个朝代能腐烂到如此地步，历朝历代的腐败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腐败仅限于政治领域，只是政治腐败官场腐败，老百姓的民风一直都是很纯朴很健康的。人们往往把隋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但隋末也只是官场腐败，民间的伦理体系仍然很强大很干净，包括国民党后来败退大陆前夕，也都没有腐败到民间。可今天我们却是整个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实政治腐败并不可怕，政治腐败好解决，就像一个人长了病，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保守疗法——改革；二是外科手术——革命；对于政治腐败改革不行就革命，解决起来比较简单。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是中华民族向人类政治文明的回归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28年，是中华民族走在世界政治文明前列的时期；后来被称为改革的这28年，则是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时期。我们完全是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倒着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约束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可是我们却是人为做大这两个集团，一方面用放权让利的改革做大权利集团，另一方面用市场化改革做大资本集团，再加上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知识精英，形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强势集团。其结果是不仅越来越远的游离于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之外，甚至突破了所有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道德底线都突破了。大到国家政治安排小到老百姓菜篮子食品，无所不用其奸无所不用其假，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敢让总统当军队副司令？我们的精英集团就敢！无论在台上的还是被推翻的，哪个共产党国家敢让党的总书记当军队副主席？我们的精英集团就敢！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担任军队副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根本不能履行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职责，也就是说并不是真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如果说连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都不能保证是真的，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能是真的！现在至少我们的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是真的了，约束强势集团扶助弱势群体的政治路线是真的了，所以说，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其标志就是胡温新政举起的人本主义大旗，人本主义大旗是胡温新政顺应历史潮流的最根本标志，人本主义大旗不仅形成了中国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甚至有可能让文明再次站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前列。可以这样讲，21世纪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就是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这一伟大历史转变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由上述转变构成的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和大众文化，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历史内容。所以人本主义大旗的兴起，不仅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伟大转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伟大转变。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
　　　　可以说，在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由于其间中国突然转向复辟，目前美国便成为唯一的开始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的国家，注意我们这里说的美国是开始了过渡而不是说完成了过渡，其他所有国家甚至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过程。我经常讲，虽然美国和欧洲人均收入差不多，但是他们之间是一个质的差别，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欧洲仍然停留在传统经济和集团政治时代；虽然欧洲和中国、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人均收入相差很大，但是他们之间只是一个量的差别，只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而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进行的大众政治建设，可说是殊途同归，毛泽东当时是摆脱苏联模式后的一种主动探索，今天美国的大众政治则是和美国其他创新一样，完全是被动的一种客观进程。美国之所以会形成向大众政治的过渡，主要就是经济虚拟化和资本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主体，改变了经济占有制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掌握了社会资本的社会公众，必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来改造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美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比如由美国资本市场推向全球的有罪推定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特征，可以说，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政治特征。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是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它被推翻标志着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原则的历史性否定。许多人都记得，中国的法学精英骂了文革近30年的一大罪名，就是文革大搞有罪推定，说什么无罪推定是伟大的政治文明，是最符合人性的伟大法律原则，并且在无罪推定的指导下搞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结果怎么样？形成了人类历史对权贵和富人犯罪的最大法律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现在大家看到美国，才知道我们文革时搞的有罪推定是走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列，后来搞的这个无罪推定是世界正在消除的东西，我们完全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这里我把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含义，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只要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清白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大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外许多黑手党领袖能够公开活动，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结果，只要你拿不出证据，明知道他是黑手党也没办法。与此相反的就是有罪推定，只要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就是有罪。这个法律原则的前提依据是什么，就是朗咸平演讲中介绍的那个富人原罪说，富人天生就是有罪的，有点类似我们以前那个成份论，既然富人天生就有罪，你要证明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你就活该倒霉。中国的知识精英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品质恶劣，多少年来一直大骂有罪推定是法西斯，现在一看他们最推崇的美国搞起了有罪推定，并且全世界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又说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仍然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中国精英集团为什么那么喜欢无罪推定原则？道理很简单，无罪推定是保护富人的法律原则，因为穷人永远都拿不到富人的证据，即便有可能拿到，穷人也拿不起证据，举证是要花钱的，并且要花许多钱，穷人没有钱，拿不出证据，也就打不赢官司，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冤死不告状的原因。有罪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穷人就不怕和富人打官司了，这对于那些随便欺负老百姓的富人是很不利的，所以无论是文革搞的也好美国搞的也罢，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此都充满仇恨。可以说，只要实行无罪推定，就只能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永远就只有两条极端选择：要么含冤死，要么去杀人，此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股市，银行业受到外资挤压前景不妙，房地产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预期收益下降，可偏偏是银行股和房地产股票在暴涨，很明显是有人在操纵股价，是在从事刑事犯罪，可是由于股票交易所只接受公安部的调查取证，一般投资者就是亏死也拿不到证据，这就完全堵塞了法律解决的通道，作为一般投资者除了自杀、杀人或等待动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这就是无罪推定的奥秘，让股民拿不到庄家的证据，患者拿不到医院的证据，员工拿不到公司的证据，下级拿不到上级的证据，弱者拿不到强者的证据，受害者拿不到害人者的证据，维权者拿不到侵权者的证据，这样富人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高枕无忧了。最初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富人打天下，形成保护富人的法律制度大家还只能忍着，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资本的社会化，成为经济主体的美国老百姓逐渐意识到，无罪推定这个东西，是富人专门对付穷人的法律，所以便开始进行改革，确立了有罪推定这个穷人的法律原则。还是马克思那个逻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肯定随着变。
　　　　 目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美国老百姓手里的有价证券，不算基金和债券，仅股票就已经达到了１１万亿美元，１１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几乎追上了美国的总产值１４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社会的整个资本，在逻辑上已经落入到全体社会公众手中了，美国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所说的那种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像微软、思科等许许多多公司，已经是从里到外的公有制了，当然准确的说应该是社会所有制，这些公司的股东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人，已经不再是以往社会的私有制了。我们总不能说人家上千万上亿人拥有的企业叫私有制，我们三五十个老太太凑到一起编筐叫公有制吧，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而不讲道理的政治理论是征服不了群众，是没前途的。正是美国大众经济基础的形成，导致了它向大众政治制度的转变，这里说的有罪推定仅仅是一个例子，诸如它的惩罚性赔偿，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等等许多制度变革，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以往社会富人主导的集团政治制度，富人的违规成本越来越高，穷人的维权成本越来越低，富人穷人的法律关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换位，人类进入大众政治时代的历史开始了。
　　　　 有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二０００年，美国证券会主席代表广大股民，状告美国三百家坐市商（证券公司），这几乎是把美国整个金融资本集团告到了法庭上，结果官司没打就赢了，为什么？因为三百家证券公司认为举证太困难，所以主动认输赔钱。事后美国证券会主席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中国证券报》用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说之所以官司能够打赢，应该归功于美国有罪推定的法律制度，就是辩方承担举证责任。这个事件的典型性就在于，国家证券会主席代表股民同证券公司打官司，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同时状告三百家证券官司居然还能赢，同样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其实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倒置，就把富人给管住了，只要发现有人操纵股价，你就可以告他，告完你可以回家睡大觉，由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证明不了就是有罪，就要陪你的损失，这对那些为所欲为的富人是毁灭性的打击，再也不敢随便欺负穷人了。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文革中的大字报，老百姓对权贵不满意，就可以贴一张大字报表示质疑，然后由权贵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不了就是有问题。不同的是美国的大字报贴在了法庭上，我们的大字报贴在了墙上，所以美国形成了制度，而我们只是运动。不过美国这些大众政治的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我们中国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可惜的是文革爆发在中国，开花结果却落在了美国。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法律总是起保护犯罪的作用了吧，为什么中国的穷人好人怕打官司，富人恶人把打官司常常挂在嘴边，就是一个犯罪成本问题，在中国，富人对穷人，坏人对好人，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公司对员工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有本事你就去告我，爱告到哪里就告到哪里”为什么坏人会如此理直气壮？因为他知道，中国法律的举证责任就能压死你，你从打官司那一天开始就等于是走上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不归路，所以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反映，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喷血喊出一句“我豁出去倾家荡产也要告你！”可见中国老百姓打官司的成本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