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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02年胡温上台的时候,大家都是精神一震,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传统中共领导啊,处理非典,处理台湾问题都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尤其温家宝在64时是站在赵紫阳背后的那一个,大家都对胡温报有极大的希望。
大家现在很失望,于是对胡温很多的指责,这个是希望太大导致的失望太大。虽然我自己对胡温的指责现在也很多,但我还是必须承认,胡温有他们的难处,也有成绩。
记得胡温才入驻中南海,就有传言说政令不出中南海。从几次调控房价失败,接着的汶川地震救援调不动解放军,我们才理解到中共高层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看上去胡温居于中国权力的顶峰,实际上,中央各个部委,大集体公司,甚至省直辖市可以对中央的指令置之不理。中国在80年代搞的减政放权,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分开,同时搞的各大部委企业化,电力部变电力公司,能源公司,邮电部变电信公司,银行脱离完全的中央控制,导致了地方政府和集团公司权力增大,中央权力缩小。如果地方政府官员或公司老总大有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宏大志愿,中央除了派纪检小组来敲山震虎,还基本上没有更好的办法。权力的分散化,也或叫扁平化化,一直是西方国家要给中国普及的普世价值,结果就是小政府。对于这种小政府而导致的中央政府权力的弱化,既是政治改革的方向,也是进一步从上到下推进政治改革的阻碍。所以,对待胡温的无力,我除了谴责他们无能外,也无法告诉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胡温主政之初,提出了和谐社会的主张,搞了个八荣八耻。和谐社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贫富差距加大,底层对富裕上层的愤怒在不停地积蓄,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但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出卖资源的发展模式所绑架,地方政府,大集团和银行资本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自己成为经济泡沫的受害者的。把经济泡沫破灭的痛苦转嫁给城市白领,市民和乡村的农民,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胡温只能哀求他们不要过分,要有荣耻。本来,胡温是有时间和可能用庞大的外汇储备来搞公租房或其他民生项目以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的,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胡温不得不向银行资本,大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妥协,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来拉动内需,避免经济的硬着落而导致的大动荡。无可奈何之举,和美国政府救华尔街有一拼。
经济分配的不合理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大家还能忍受,但当经济收缩时,往往就成社会冲突的导火索。所以,随着经济的恶化,胡温的维稳政策是逐步从安抚变成了武力维持的。新疆西藏不说了,其他多个地方的多次骚乱,矛头都是指向地方政府的出卖土地政策中的问题:原土地所有者或居民看到房地产巨大的利润完全不能和自己的补偿相当,不满就剧烈爆发。这种卖地骚乱从经济落后的内地蔓延到沿海的发达地区是伴随着沿海加工型出口经济萎缩而导致当地人无法通过实业生产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只能靠争夺分赃房地产市场的暴利。中央政府对此一面不得不承担地方政府暴力镇压的罪责,一面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给地方政府。
为维持这种矛盾的经济和管理方式,胡温政府一方面保持和加强国家法律强力机构,一方面就是对媒体和Internet的更严格的管理。纵观自1990年代Internet进入中国,胡温时代对网络的监管是最高最严格的。当然技术手段的进步是一个方面,看到网络的巨大威力是另外一个方面。据说胡温非常注意网络的舆论动向,我是相信的。害怕网路不可控制的舆论导致的全面失控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利用网路舆论为自己服务也是另外一种手段,胡温并不落后。
对待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胡温既有狡猾的一面,也有愚蠢的一面,也还有开放的一面。对待刘晓波和艾未未就很不聪明,被动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待茅于斌等人就是聪明地供起来,需要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的时候就当空气。对待司马南和孔庆东既有讨好右派的一面,又有打击自己基本支持面的一面,我只能说狡猾。不过,从我善良单纯的角度理解,至少,胡温坚定地表达了不会容忍文革的复辟,虽然他们那种对待政敌的方式确实是典型的文革模式。
胡温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取消农业税。其他的就泛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