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谈微博与公共空间

按：我很赞同该文对意识形态和信仰争论中，理是说不清的观点的，所以支持尊重对方的表达自由，进而坚决反对自以为是的道德傲慢，更鄙视把不同观点者的人格拿出来践踏的行为。

以下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5月12日报道《赵鼎新谈微博与公共空间》， 记者黄晓峰。 　　

2011年是中国的网络微博大发展的一年，各种公共事件在微博上被反复地披 露、讨论、发酵。可是，伴随着微博席卷互联网的热潮，也出现了各种乱象，一 方面人们可以在各个领域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对意见不同者肆意辱骂、群起攻 之，而买粉丝、网络水军等具有微博特色的“妖孽”也在兴风作浪。我们应当如 何看待这个大杂烩一般的虚拟空间呢？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为研究 中国的微博，特地穿了马甲加入微博大军，他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对微博 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黄晓峰：在您看来，中国的微博与美国的Twitter有什么不同？ 　　

赵鼎新：为了了解中国的微博，我近几个月来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 里面悄悄观察。同时，我还对美国的Twitter做了一些观察，以比较两者的区别。 　　

中国的微博和美国Twitter的确有不少区别：美国Twitter没有长微博功能， 一条只能写一百四十个英文字符，短之又短，基本只能写一句话。中国的微博是 一百四十个字，能表达更多的意思。美国Twitter的转发数字显示有限制，最多 只显示“50+”，评论只能显示五条；而中国的评论和转发的数字都能精确显示， 没有限制。 　　然后是水军问题，我曾经在谷歌上搜索“新浪微博粉丝”这几个字，结果出 来的居然是一堆刷粉丝的广告：这个保证“优质微博粉丝永久不掉”，那个报价 “新浪微博粉丝两元一千，十七元一万”，另一个个鼓动你拨打某某粉丝热线， 说是“今日特价”等等。在中国，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 就能通过雇用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造就虚假粉丝团，而美国的Twitter则没 有听说有什么水军活动。 　　

这些性质不但使得中国的微博有替代博客的趋势，而且更容易涌现出强势意 见领袖和网络红人，而网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纵的危险。 　　

最近有研究文章列出微博上的前二十位意见领袖：潘石屹、马云、任志强、 李开复、郎咸平、李承鹏、陈光标、李稻葵（以上是商界、经济人士），于建嵘、 王小山、孔庆东、慕容雪村、五岳散人、罗永浩（以上是政治性意见领袖），方 舟子、贾平凹、贾樟柯、芮成钢、张鸣（已退出）、袁岳。 　　

我做了个小实验，在芝加哥大学拿这二十人的名单问我的一门课中的六个中 国学生对这些人的熟悉程度。我没想到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其中的任何一个 人，包括其中一些我认为在微博中人气并不是特别大的人。后来我在网上找了一 份美国的著名微博意见领袖的名单给我的美国学生看，结果是他们基本上都不知 道这些人。 　　

以上结果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因：一是中国微博更容易形成强 势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二是中国的名人更喜欢在微博中发表意见。无论哪一种 场合，微博在中国的重要性要远大于Twitter在美国的重要性。 　　

美国的意见领袖首先会选择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 报》、The Nation、 The New Republic 等传统媒体。美国有些意见领袖甚至没 有自己的博客或者Twitter。 　　

在美国的自媒体中，博客的重要性又要大于Twitter。美国博客讨论的质量 比较高，特别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经常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博客中积 极加入讨论，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太可能发生。 　　

美国Twitter上也会出现令人遗憾的问题。比如，两年前罗格斯大学有一个 学生通过网络视频偷拍同宿舍同学的同性恋行为，并在Twitter上公之于众，结 果导致那个学生自杀。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各地有许多自发的悼念活 动；美国总统、国务卿及其他政府高官对此行为进行高调谴责；美国联邦和新泽 西州纷纷立法以防止以后类似事件的出现；肇事者遭到起诉，被陪审团认定有罪， 并有可能被重判。受这一事件的刺激，脸书网上约有一百六十万人响应建立一个 专门的纪念日来声援那些因为性取向而被欺辱的年轻人；约一万人在包括 Twitter在内的各种社交网络上呼吁以更严重的罪名起诉肇事者。这种国家和社 会、网上和网下的一致性反应在缺乏共识的中国很难出现。 　　

黄晓峰：有人认为中国的微博上人人都可以说话，非常民主，是这样的吗？ 　　

赵鼎新：首先必须说明，微博上出现的大多数话题与政治关系不大，不同话 题的性质不一也难以简单定论。就你的问题来说，我想你是要我评价一下大家曾 经抱有很大期望的微博中的政治性公共空间吧。我以下的回答也仅仅局限于此。 　　

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 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的影响大小将完 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的确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民主场 所。但是，微博上的民主手段又是非程序性的。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政治上不十 分出格，你在微博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任何程序加以限制。最后，微博又 是一个可被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玩微博的人可以通过买粉丝、水军等多种技 术手段来炒作自己。只要有权力、有精力、有钱，你就可以在微博中发出比人家 更大的声音。在这方面，中国的博客也一样。曾几何时，韩寒的博客上面只有一 个句号，一个“喂”，也会有几十万的点击量。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可以通过技 术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上很容易形成虚假舆论。 　　

微博还有其他一些特质。在微博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 清晰。比方说，我跟一个人聊天后发觉此人人品不好。出于礼貌，我必须对他客 气，这是前台行为；但是分别之后我可能会对他人说这个人太差了，这是后台行 为。比如几个人到饭馆吃饭，吃到一半说菜不好，要退了，服务员当面会微笑着 说对不起，到了厨房可能就会骂客人，端着换的菜出来，可能还会在菜里吐口唾 沫。客人不知道，也就吃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隔开来没问题。可是如果服务 员不小心将对讲机留在客人进餐的桌子上，把厨房里说的话全传到顾客耳朵中去， 这就会乱套了。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在真实社会中，如果前台行为和后 台行为合而为一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是微博却把平时生活中的后台行为变成 了前台行为。现在虽然实行实名制，但是注册名可以是假的。我穿了马甲在微博 上观看，几个月后慢慢猜出其中若干个人大概是谁。通过询问，我发觉这几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有礼貌的，但是在微博中却脏话连篇，简直像换了个人。微博 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大家不清楚。这些人因 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空间的 出现把社会上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可能是微博政治空间中语言趋向暴戾 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还比如，微博中的许多网络写手往往会因为在一个具体事情上站在同一立场 而建立了一定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却很难形成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关系， 并且由此产生持续的情感。微博的这个特点，我把它叫做“亲密的陌生人”。 “朋友”之间关系紧密但却没有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加以约束，这给了微博上 的人际关系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要看今天不少人会因为某一件事联合起来，他们 明天很容易就会为了另外一件事情相互翻脸。 　　

微博的这些性质给了微博中的“社会”一个严重的原子化倾向。微博平台一 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从而具有明显的反权威倾向，而 另一方面却容易在（来自网络公司、金钱、国家等）操纵下迅速形成权威。在微 博中，人们一方面会鄙视权力，另一方面又特别崇拜权力。微博中的狂热之士的 表现好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 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黄晓峰：微博上几乎每天都有各种问题在讨论，为什么有时在简单的、依靠 常识就能判断的问题上会分歧严重，而在一些复杂问题上却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赵鼎新：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属于 对错非常难以讲清楚，或者说是属于没有简单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或者 是带有很大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意识形态权 力的一些基本特性。与微博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意识形态 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是各自都觉 得是自己赢了。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冷战不是靠打嘴仗分出胜负来的。新教运动 兴起后欧洲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和势力分布也不是由两个宗教之间通过辩论 决定的。即使是被笔者视为生命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也绝不是因为它的政治正确 性而在世界上得以光大的。除非用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 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 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地位、经历和性格所决定的，不同的地位、经历 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一场 争论的性质越接近于价值观层面的争论，或者说越掺杂着价值观因素，争论出输 赢就越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交互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理论是十分理想主义和幼稚的。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对鸭讲， 自说自话。比如，最近因为韩寒作品代笔问题在微博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我本以 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因此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 但是就这么一个似乎是证据越来越清楚的问题，网上到了现在仍然是鸡对鸭讲、 众说纷纭。为什么会是这一结果呢？很简单：许多人在参与这一争论时加入了自 己的意识形态和信念。我这儿拿“韩寒作品代笔问题”作例子是想再次说明：一 旦加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要取得共识 也是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但是，在不 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有时却能形成压倒性的一致性意 见，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见到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会有如下似乎是常识性的回答：在反复讨论的过 程中，大家逐渐找到了真理或者是正确的认识。但是，这样的回答是极其幼稚和 有害的。必须强调的是，我这儿绝不是说公共空间中的讨论没有意义。自由讨论 是非常重要和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不是访谈的重点，所以我就不对这一观点作系 统阐述。我这儿只想强调：自由讨论的意义绝不在于要使得社会在某一种价值或 者立场上取得“共识”。 　　

一般来说，当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获得强势后，我们首 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 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 制性组织，而宗教组织和学校则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半强制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 说，你今天如果觉得我的话讲得有道理，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学校教育或者 是你的知识结构已经规范了你的思维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这世界 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社会思潮进行规范的力量，那就是“时代性思维方式”。 “女巫大量存在”曾经是欧洲社会的共识，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声名狼藉，“文革” 后极“左”路线和专制政治成了过街老鼠。这些都是时代性思维方式的例子。时 代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以前强制性社会行动的非期然性结果，它同时也必须有强制 性或者是半强制性权力的支持才能长期维持。 　　

黄晓峰：我想您的意思是指微博的讨论也受社会大结构条件的影响。您在 《伦敦骚乱》（见2011年10月15日《上海书评》）一文中指出英国骚乱的平息很 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英国人对主流价值观的共识，那么在中国，是否存在类似的共 识呢？ 　　

赵鼎新：中国目前不具备英国主流社会所具有的共识。其实，决定当前中国 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社会基本共识的缺乏。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 大致有以下四个。第一，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彰，而又拿不出可替代的和能被广泛 接受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因此，不得不把合法性建立在“绩效”上，欠缺了建构 一个主流价值观的能力。第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是，儒学 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和社会组织，如科举制、宗法制、宗族组织这些，都已经 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渐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 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即使是在中国日益兴盛的基督新教，目前也 尚没有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能力。第三，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 的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搞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 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 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 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在中 国，这些问题在“列强”的压力下推动的“被动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得到根本 性的解决。只要这些“体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就 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由此，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 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第四，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 域的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 出贡献。 　　

这四个因素的集合造就了当前中国的时代性思维方式, 使得本来应该是多元 化的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在反体制、反贪官、社会危机意识等等方面出现了舆论的 一边倒。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心态将决定微博对中国的政治性公共空间和政治 发展的影响，而个人心理素质则决定一个人在微博中的地位。 　　

黄晓峰：您说的个人心理素质决定一个人在微博中的地位是什么意思？ 　　

赵鼎新：在当前中国，我估计只有在骂体制、反贪污、民粹、环境质量和食 品安全等议题上人们在微博中才能容易形成共识。至于其他议题，即使是最为简 单的，但是带有一定价值观性质的争论，在微博中我估计也很难取得共识。这就 难免引起论战。但是，论战开始后，我先前已经总结过的一些微博的自媒体性质 就会起作用，谩骂、抹黑、恶意中伤、胡搅蛮缠等行为在微博中会大量出现。在 这个时候，只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 对偏执和头脑简单的人才能在微博论战中坚持下来。 　　

我在微博中看到一位教授退出微博的声明。该教授因为加入了“韩寒作品代 笔问题”的论战而把自己置于痛苦之中。声明中说：“自从玩微博以后，我从一 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读书人，变成了社会新闻的热情关注者，并常常对社会 事件发言。我现在发现，微博带给我的快乐远远抵偿不了给我带来的痛苦，过分 的社会关怀让自己长期处于愤怒和焦虑之中，写完一篇社会评论后又容易失眠…… 看来，我不太适合开微博，也不宜于过分关注社会，当今中国让人愤怒的事太多， 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激动，这样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焦灼骚动之中。”显然，该教 授的心理状态已经无法承受微博中的暴戾之气和“有理讲不清”的事实。 　　

在当前微博政治公共空间中能坚持下来的意见领袖，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 何，都需要有强烈的个性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如果再能加上偏执的思维、简单的 头脑和悦民的心态，那么该意见领袖就会永立于不倒之地。 　　

目前中国，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而社会又缺乏基本共识。由此，谁 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对抗国家”、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我 这儿在“对抗国家”上面加了引号是想指出当前出现的不少“对抗国家”的擦边 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说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国政治骗子 特别多。在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 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消费文化保守主义的，消费儒学的。这市场实在是太大 了。 　　

可以预见，在当前中国，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微博肯定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 言的阵地。在主流价值观式微的情况下，微博的性质和社会大结构叠加在一起， 引发社会崩溃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网民是不能简单怪罪的， 毕竟，他们不是造成今天社会严重缺乏共识的原因。问题是，一旦出现乱象，其 后果不可乐观。狂欢过后，我们所需面对的还是原有的人、原有的思维习惯、原 有的行事方式和政治文化。问题是，在一个主流价值观不彰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 人们是记忆不健全和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动荡之后，“精英”们当然会进行 “反思”，甚至是对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 们中的各路人马马上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 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带着更为天真、既可怜又可恶的民众把中国从灾难引 向灾难。 　　

黄晓峰：您觉得在微博的这种环境下，公知或意见领袖该如何做更好呢？ 　　

赵鼎新：在当前的中国，公知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造成这一局面的背后当 然有很多原因。比如，国人缺乏共识且不怎么容忍。但是，公知本身的行为也是 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其实，中国的大多数公知多年来在中国做过许多有益 的事情，其中还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也做出过一定贡献，即使他们今天 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是一无是处。问题是，他们在近年来走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误 区。一是公知近年来在中国受到了新闻媒体的过度关注。不少人在略有名气之后 就反复受到媒体的追捧。记者不断采访他们，恨不得叫某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发 表意见。二是公知在面对巨大“市场”时忘乎所以，对自己进行了错误的定位： 用简单的话说就是频繁对自己知识领域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从而把自己转化成 了全能型公共知识分子。 　　

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行为与中国的完全不同。在美国，社会科学家做公知 也是有的，但是很少有人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外大量发表意见。比如，乔姆斯基发 表的言论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两个领域，保罗·克鲁 格曼发表的言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我不是美国的公知，也算不上是中国的 公知。但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心我也在国内传统媒体发表过一些议论。但是我的议 论也主要集中在我所熟悉的历史、社会运动、现代国家和媒体等问题上。即便如 此，比如为了写《伦敦骚乱》那篇文章，我从收集资料到完成写作整整花了十天 时间，并且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左右。我对媒体有一定研究，我对伦敦骚乱也有追 踪，但是当真要落笔我也不敢言之无物和言之无据。其实，即使采取了比较认真 的态度，我的每一篇文章也难免出现各式各样的错误。我想说的是，态度认真， 话就不敢多说，话即使说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或者对他人毫无教益。 　　

与美国的领域型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的公知是全能型的。我认为这是中 国公知今天遇到了麻烦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把今天中国公知的声名狼藉看 作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帮助他们的成长并有助于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我也希 望国人能学会容忍和原谅，在唱坏公知的同时尊重他们的存在，并给他们一个发 展和成熟的空间。我最担忧的就是面对乱象呼吁政府部门严加管理。通过一定法 律对自媒体进行规范是应该的，但是过多的限制必然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今 天中国政治公共空间的不成熟不就是长期收紧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