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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何以成了贬义词?
作者:赵灵敏
环球网
首先,很多公知喜欢跨界发言,却因为知识储备不足,导致言论要么漏洞百
出让人生疑,要么千篇一律惹人厌烦。法学家谈论教育问题,政治学者评论经济,
而经济学者似乎无所不知,这是目前公知界的普遍现象。而且似乎唯有如此,才
能显示出一个人对社会的关怀和担当。于是,有公知为显示其民主素养,倡导通
过在钓鱼岛实行全民公决来解决其归属问题,而不知道那里根本无人居住;有时
常将民主自由挂在嘴边的公知,误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是哈维尔,在别
人提醒后则坦言分不清哈耶克和哈维尔。
正因为知识储备不足,无力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剖,公知擅长将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无论是垃圾处理还是公共工程腐败,无论是高铁还是神九飞船,任何事
情到了他们笔下,都要遵循这样的套路:先引用柏拉图、托克维尔等先贤的民主
理论,然后指出中国的任何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或体制问题,只要推行民主就可以
迎刃而解。至于什么是制度体制问题、民主又该如何推进等,则永远语焉不详。
其次,对事实不感兴趣,不讨论具体问题,而是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立场
极端,非此即彼。公知的一个基本 修养 ,就是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只要和
政府有关,都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做反对状,言辞越激烈越好;左派公知不允许
别人讲任何中国的坏话,或讲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好话,否则就是不爱国,有汉
奸或西方势力代言人之嫌;右派公知则认为中国目前一团黑暗,现行制度已经穷
途末路,任何替它说好话或辩解的人,都难逃五毛之嫌。
推而广之,因为美国、印度等是民主国家,所以它们的缺点也是优点,生活
在这样的国家里,那是做鬼也风流。如果你提及印度基础设施差,他会和你讲
民主国家不能随便拆迁 ;如果你讲美国枪支泛滥,他会提醒你拥有枪支是为了
反抗暴政 ;同理,你也不能说任何他们眼里不民主国家的好话,否则也一定是
别有用心。笔者在媒体工作时,曾经现场报道过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并说过一些
好话,文章发表后就被一些公知认定是在 替中国的专制制度辩护 。笔者想了半
天才搞清楚这其中的思维模式:新加坡在他们看来是不民主的,而中国一直在向
新加坡学习,所以说新加坡的好话就等于在夸中国。做这种判断的人,可以完全
不了解新加坡,但一样可以义正词严,言之凿凿。
第三,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很多公知言必称民主自由,对民主自由的
渴望似乎比任何人都强烈,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从不加以实践,对比自己地位低的
人缺乏基本的尊重;遇到不同的意见不能做到心平气和的讨论,而是抢占道德制
高点,给对方贴上各种不名誉的标签,进行人格谋杀。
从根本上讲,民主自由不仅是一些高尚的理念和词藻,更重要的是要落实为
日常的生活方式。如果只是把民主自由当作批评别人的工具和获取关注的手段,
这和那种把爱国当成一门生意的行径又有多少不同呢?而且,制度的恶不能够豁
免个人的责任,如果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去实践那些美好的理念的话,那些理念恐
怕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第四,今年以来发生的方韩大战和约打架事件,则成了压垮公知声誉的最后
几根稻草。方舟子质疑韩寒的诚信,一些公知或出于私谊,或声称韩寒过去有贡
献所以拥有不受任何质疑的特权,还有人收集了海内外一百多个学者的签名,要
求彻查方舟子妻子的诚信,以达到围魏救赵之功效。约打架事件和当事公知的洋
洋自得,则表明这些人突破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底线,完全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
应用的理性精神。这两件事,细细思量起来实在让人绝望:不讲是非,党同伐异,
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用暴力手段对付异己,凡此种种,不正是公知批评了多年的
执政集团的思维吗?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实质上是一种人格,这样的现实着实让人
心情沉重。
当然,公知的污名化,实质上也是一种更新换代的必然。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过往那种立场先行、没有知识,只会批评泄愤的老一代公知,已经完成了历史使
命。毕竟,单纯的揭露和批判能激发义愤,却并不足以安慰人心。无力改变国籍
的大多数中国人,需要营养更为丰富全面的心灵鸡汤;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
也对公知的专业底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具备这些能力的新一代公知,不是太
多,而是太少。
(XYS201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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