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湘 江 之 畔 十 二 秋- 某个工农兵学员的南国生涯

  从衡器钳工到应试考生

  伴随着大批干部的分配工作，特定历史产物“五七干校”的逐步消亡，我们这些五七干校的“青年班、排”即日解体。1972年7月20日，我成了武汉铁路局汉阳机床修配厂的学徒工。进厂后马上就投入基建，拉砖、卸砂、卸煤、扛水泥、抛片石、拉钢材，整日在藕塘回填，抛下基石，开过推土机，也在厂办做过宣传员写稿。1973年春，厂里调我与两位老师傅，两位部队复员兵的武汉籍青工，5人组成了武汉铁路局衡器检修组。

 我们5个人要负责以武汉为中心，北至广水，南达蒲圻，西至襄樊，东到黄石，数十个大、小车站的行李室，称重不等的磅秤的检修调试。 当时我们手提20公斤大砝码3 ── 4个，身背工具包，怀揣全局通行的铁路免票，奔波于各站。

 时而一天3-4个车站，时而在中等站一干就是一整天。有时外协单位的工作也来找我们，像黄石市华新水泥厂是上万人的大厂，还有武昌和江岸两个大型机车车辆厂的地秤，要达到秤重数十吨而相对精确，都在师傅的指挥下努力检修完毕。

 1973年春末夏初，全国范围内的推荐上大学工作已逐步开始。我虽然很少在厂里，经常出差就是几十天，但还是抽在厂休息的时间，向当时的人事部门负责人夏干事汇报了思想，报了名。7月的一天，在襄樊市工作，师傅告我，厂部来电话要我自汉丹线尽快回厂。经与厂办通话，告之，回厂复习、体检、马上要参加考试。荒废学业已有多年，中学又是以外语等文科为主的内容。闻此消息喜忧参半。没有几天的准备，就到武昌某一中学的教室里完成了入学前的所谓“高考”。记得上午考的是数学，内容有中学数学和几何。下午考的是语文，除了语文常识外，还有一篇记叙文。我考得不好。数学本来对于我来说就是弱项，估计没有能够做对多少道题。语文中的作文又写成了散文，自命题为：“我爱红旗”，将基建工地、农村地头那激励自己干活儿的心态感受写入文章，估计成绩不佳。

 当时，全国范围内已出现了张铁生这样交白卷的所谓典型，从形势上看，考与不考，很难说作用效果如何？怀着不安与焦虑的等待，度过了一个多月的企盼光阴。

  支部建在班上

  1973年9月初，厂部通知我领取入学通知，被长沙铁道学院录取，专业为铁道工程。将此消息告了京城的老父后，家人甚为喜悦。此际方知父亲在东北大学的一位老友曾于1959年自京城调至此院，曾任院长。

 大约是9月中旬，我告别了武汉的工厂和友人们，来到了湖南长沙，在火车站乘坐学校迎新的大客车，来到铁道学院。

 我被分配到73级2班。我们年级共六个班，约一百六十余人，分三个大班上课。当时每个班的建制都是党、团、行政，完全是近乎于军事化的管理。党支部、团支部、班委会在每班均自成体系。其下有党小组、团小组、行政小组。我在班内系非党人士，作为团员，身在第二行政、党小组和第二团小组内。重大问题均由党支部作为学生班的管理者予以实施。

 当时，第一任班长是樊勇，入学前他是海南某县检察院的检察员，这在我们入学前的第一线普通劳动者看来，简直就是“大干部”了。作为我们的班长，后又成为了党支书，就十分自然地有了威信和才干。副班长涂海禄，也是海南来的学员，他兼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党支部宣传委员是团支书兼任的。记得班上有7──8名党员，二十多名团员，非团的群众只有1──2名。正是这个集体，使自己完成了1975年12月9日加入党组织的人生历程。记得我们班里先后发展了4──5名党员，使支部党员数达到13 ─ 14人，还发展了班内仅有2名女学生中的一名，她就是樊勇现在的妻子徐有智。

  三0五室的同窗

  我被分配住在四舍305室。当时学生的宿舍一共有一、二、三、四个宿舍楼。一舍是女生宿舍，二舍是外语系和运输系的男生，三舍是机械系的男生，四舍是工程系的男生。305室是四舍三层朝南的一间寝室，仅有十四平方米左右，放置3付双层床，住5个人。有一张靠门的上床，放置大号的箱子等杂物。每个人有一张学习用的小桌，学习用品、书籍作业、教材讲义均可存放在桌内。每个寝室还有一个1.5米高的铁架子，同样放杂物、洗脸盆、餐具等。我们房间里有2位广西来的同学海强、建松，一位湖南隆回县的同学智夫，还有1名长沙市的同学赤光，再就是我。大家一同学习一同生活，共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青年大学生的生活是清苦的，每月要交纳十二元左右的伙食费，每天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是米饭。每天菜肴是荤素各一勺。记得当年的肉菜是很少的，我们都开玩笑地讲，空心菜是“无缝钢管”，一来特别硬，二来是刮肠油。每天午、晚餐后都要打开水，开水房不大，往往要排上4─5层的人墙才能轮到你打上开水。南方来的同学都是坚持每天晚上打上2桶热水，泡泡脚。而我仍然延续着自去河南五七干校而开始的冷水浴，这在当时的班里、年级内都很少有人能做到。

 在我住的宿舍隔壁，隔着有阳台的大房间，306室是组成我们班第二党小组的另一半。这里有一位来自海南某农场来的职工田志，他是北京四中老高一的毕业生，作为北京的老乡，在学业上又颇有造诣，我们都称他为“老田”，尽管他只比我大一岁。而在302室亦有一位与我十分要好的“老乡”，他就是大伟，他来自襄樊铁路机械修配厂，是我们在河南五七干校的朋友，真没想到在长沙再度重逢，他在一班，我在二班。我俩几乎有2年左右，在每周六的晚上，到学校门口小饮食店吃上一碗肉丝面，再各来一碗甜酒。这几乎成为我们俩当年不成文的规矩，也是自我改善生活的途径之一。

重逢与聚会

 在大学里，常去拜访父亲在该院的老战友，一位是前面提到的1959年调来筹建的文舫前院长。另一位是副院长，当年仍在工作着的怀鹏副院长，他告诉我，外语系有一位我幼年时的朋友，我们两家是世交，当年在沈阳，父母工作都很忙，因此我们两家的老人，互相帮着带小孩，常常是一位老人牵着5 ─ 6个小孩去另一位家里玩耍，作为两三岁时就相识，而一别在二十多年后又重逢的确是十分难得的。好像是在食堂附近找到外语系的同学，寻到雁光。开辟了大学里的又一块新天地。当时我们这些“狐朋狗友”们，由雁光牵头，组成了一个友人聚会的俱乐部。有西安铁路局来的慧毅，福州来的榕生。还有武汉来的沈生，郑州来的“大车”，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在周日，采买食品，大吃一顿，并畅所欲言，以补充生理和心理上的“营养”。得天独后的他们俩，不知怎么控制了一间两人住的宿舍，为我们的聚会提供了场所。……后来我们的队伍里又有了杜珉，这位自部队来的学生。他来自锦州铁路局军运处，我们为他起个别名叫“中尉”，连排干部嘛！　

 当时我们这些朋友在一起无话不谈，上至国内外时局和院内动向，下至个人隐私。记得有一次，大家共同去迎接雁光的女朋友杨＊来长沙，大家开着玩笑讲，这时的雁光连蚊子飞过是公是母也能分得清。还有慧毅的女友小鸿，作为朋友们也是极力促成这个沪籍女孩与西北小伙的姻缘。

 我们当时的这种聚会，是与学院的传统要求和正式纪律相悖的.我们的交往和友谊超过了班级、专业限制，是一种无利害影响，又有天然联系的交往。记得1975年夏天，我们相约去武汉玩，再北上返回各自的家。当年, 信阳地区发大水，我们就乘船自武汉顺江而下。到了九江市，江西也发大水，铁路中断。雁光的父亲亲自调动了1台机车（就是火车头），就拉1节车厢，我们俩和1位乘务员，直抵南昌市。在市郊，甩了那节车厢，我们俩就站在火车头除障器前的踏板上到了南昌市内。那可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坐火车。

 当时，我们边聚餐还边谈谈各自学习的情况。文舫院长的夫人庆秀阿姨，文革前是学院的人事科长。庆秀阿姨与我的母亲是1946年──1947年时的同学，共同求学在齐齐哈尔市＂西满”铁路职工学校。而我又与其子成了工农兵学员的同学。

 在我毕业留校后的1978年，文舫院长不幸病逝，全院师生去大礼堂为其举办了追悼会，我代替父亲，以东北大学老同学、老战友的名义致意送了花圈。十分不幸的是，次年庆秀阿姨也离开了我们。在这短短的两年中，他们先后去世，使我经历了向其告别，并与其子女共同来分享其悲哀的难忘场面。

 学院的党委书记、老红军国栋同志，萧宇阿姨也常邀请我们去做客。我同雁光等一些友人常去他家聚会，虽然当年的供应十分紧张，但老书记常常为我们做些丰盛的饭菜，留下我们吃饭，这在我们来说，是亲切可亲的聚会，丝毫没有领导与学生间的界限。

 1976年10月大快人心的游行后，我对老书记之子谈了我们这代人的理解 -历史观、价值观和社会观，希望他能像其父亲一样，在社会上做出自己的成绩。

  老院长夫妇及学院主要领导

  在校园内难得重逢、欢欣有趣聚会的同时，自己还经常去学院几位老领导家里，拜访和看望这些久经世事的老人们。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老院长文舫同志。他比我的父亲年长四──五岁，也是东北人，是典型的技术干部。1959年奉调，自北京从铁道部工务局的领导岗位上来到长沙，先在中南土建学院里任职，后开始筹建长沙铁院。到1961年，老人亲自率全院千人师生员工，肩挑手提，自河西（湘江西岸）搬迁到了市南郊的烂泥冲，开始了学院的建设高潮。当年，为了边建校边教学，在来不及安装窗户的教学楼里，教授们讲课时还飘着雪花，而学生就边作笔记边扫雪。真有点“抗大”的味道。但如此拼命工作的老院长在1962-1963年却被打成了右倾，进而在“文革”中又受到必不可免的冲击、批斗。

 我入学后，仅3─5天，老院长就不顾近七十多岁的年迈之躯，直接到宿舍来找我，询问有何困难。尔后又约我到家中共同进餐。每年的元旦、十·一这类重大节日，我都应邀到老院长家，与其家人同聚，他的大儿子是湖南大学化工系72级的学员。而党委书记,老红军国栋同志，萧宇阿姨家, 我亦常去. 他们的儿子--- 建军现在广州深圳一带工作，已成为了专业技术方面的人才。

当年在学院各级领导的关心爱护下，走完了三年的大学生涯，这不能不说是机会和厚爱。

 校园中的吟诗抒怀

 虽然我学习的是工程技术，但自幼对诗文的爱好、兴趣，加上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工农兵大学的三年中经常借古诗词来抒发心中的感慨。就在入学后，1973年的10月前夕，在长沙湘江之畔的校园里写下

             入学半月有感  

手持毫笔望山河，  四海为学共饮和。

擒贼批林归地府，  必残鬼魅落天罗。

东方红光敦皇极，  日月星晨奏凯歌。

虎啸龙吟看世界，  共产一统意如何？

1974年的12月份，入学已经有一年余，怀念远在祖国四面八方的友人 ，故拙笔赋诗抒怀：

                      共勉

数载同窗心相倾，一朝握别倍份情。

雪树寄由珠峰外，云浪荡自野湖滨。

壮怀浩浩袭寒月，碧血沥沥书边心。

纵使难举鸿雁翅，化作冰川启明星。

                      叙情

搏浪击舟涛中倾，壮辞京城豪天情。

海南插柳天山外， 塞北惜别饶河滨。

洒血挥汗影伴月，承志继业现丹心。

雏鹰高翔任展翅，鹏程复斜北斗星。

1975年的4月，校园里早被时局所左右，江青等人对教育界的屡屡插手，令我们远在这闭塞之室的灵魂感到压抑和扭曲，不得不用古人之诗文，抒当时之情感：

贺新郎（1975年4月9日──4月13日）（致古人张之翰──送胡邦衡谪新州──之作，借其意而用之）

 如浮萍含露。

看秋芎精巧佳作，早饱眼福。

忆昔青楼歌舞场，纤纤玉手绘图。

轻吐微言声似虎。

情深意浅复谁知。

更别久离长亦难诉，

红豆两心倾肺腑。

北雁南渡相思苦，

耿怀星河望断云，心音尺素。

足踏万里落何处？回首难闻别语。

晓风残月且得行。

目尽青天怀今古，见男儿何惜抛忠骨。

英灵在，魂相依。

在校学习期间，教学实习（又称实践课）未曾间断，1975年4月，在河南洛阳西的铁门车站，选线课程的实习中，同学一行数人，有幸借五一节之机乘车西行，奔赴陕西境内的西岳华山，当时留诗有：

                五·一游华山

崎途险关雾雨稠，  陡坎巉岩天门头。

足踏华山千古路，  眼观秦川群峰首。

云海古栈太华喉，  仙掌拴马万人愁。

天开别眼厅景壮，  地满峰烟弹痕留。

而在1976年的4月，我们正在江西九江──湖北黄梅的小池口地区，进行九江大桥工地的桥梁实习，恰逢世界震惊的天安 门四·五运动发生，在登庐之际，又提笔而留下愤慨之言：

                    登庐有感

对垒三番庐山巅，  忠魂九旋化青烟。

冷眼忧忧寻浩气，  热风滚滚漫山还。

世无仙人书御签，  地有庶民奏本篇。

含鄱晨观长江断，  杜鹃啼血开万千。

在这些诗中，引证了1966年冬，在北京，笔者参与的一位同龄女士挥笔血书上奏主席的史实，内含了当年人大附中女杰诗作 “兰氏玉手遮天”，还有与珠峰之南麓负责监听印巴的同窗, 与远在西北大戈壁实验基地的挚友之间的互勉。

 毕业后留校和二十年后的重逢

 伴随着1976年10月的惊雷，我被留校任教。在留校的工作中，送走了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76级。又迎来了改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学员，77级大学生。此期的学校工作与我们工农兵学员的学习、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学习文化知识正规严格系统，业余生活丰富有趣多样。他们经过这样的培养，毕业后纷纷走上国家和社会各重要岗位。而我自己，几经周折，终于在1985年底返回故里北京，结束了十二载的校园工作和生活。1996年，是我们毕业分配, 走上工作岗位后, 整整20年，在校友们的组织和邀请下，于当年11月，我们当年工程73级6个班的一百六十名学员中的近百名学员欣然聚会在母校，畅叙二十年来的收获。望着已霜染两鬓的同学们，大家万分感慨，叙谈各自工作中的收获，倍感同窗的友情。有机会聚会时，同当年的党支书樊勇同志的一张合影是十分自然和亲切的。

作为工农兵学员读大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特定产物。无论世人和历史如何去评价，自己还是感到: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是一段难以忘却的珍贵历史，是走向科学文化殿堂的起步之阶。 谨以此文，献给当年的同窗和朋友们。

                                  燕山红场

                        原止笔于1998-6-10——7-14 北京

                          后在莫斯科的夏日修改，人名均有改动。

                                          201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