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险被退伍兵强奸为何反被判刑？

时值五月，地处滇南山区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金平县，雨季即将来临，空气溽热难耐，天边不时有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劳累一天的人们纷纷上床就寝，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十八团一营十八连驻地很快呈现一片深沉的宁静。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数季节交替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春夏之夜，大批重庆知青来到连队已经整整十天。

这些来自遥远山城的小知识分子经过一天艰苦劳动，终于放松僵硬的四肢，然后迫不及待沉入香甜的睡梦中。这是一个容易放松戒备和没有警惕的时刻。因为在地老天荒的南国崇山峻岭中，男女知青分别居住在一排排简陋的茅屋里，没有门，也没有锁，人们无须设防也无法设防。他们一心指望获得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来补充自己消耗殆尽的体力。

深夜，一声惊恐的尖叫打破连队的宁静，有人听见从女知青茅屋里传来一阵挣扎、厮打和急促的呼救声。连队被惊醒了，男知青纷纷冲出屋来，一条黑影窜出女寝室，被知青当场擒获。流氓叫陆发云，十九连退伍兵。他的职责本来是站岗，但是他却趁人们熟睡之际悄悄摸进十八连女寝室，企图强行施暴。不料受侵犯的女知青拼死反抗，遂人“赃”俱获。

愤怒的男知青将流氓痛打一顿，扭送营部。流氓事件发生第三天，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左右，一大群头戴战斗帽，佩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气势汹汹闯进十八连驻地。他们见人便抓，便打，对知识青年拳打脚踢，皮带呼呼乱响，连女知青也不放过。这群“战斗帽”为首的就是流氓陆发云。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役军人，而是陆发云纠集的本团第五、六、十八、十九连的退伍兵。

这些早先的士兵自恃出身贫下中农，有过当兵入伍的光荣历史，根本不把党纪国法和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放在眼里。因此一时间十八连大乱，到处鸡飞狗跳，知青们猝不及防，被“战斗帽”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跪在地下磕头求饶，还有的流氓趁机对女知青进行肆意猥亵侮辱。但是这群目无法纪的流氓歹徒还是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对手。

与年纪稍长的北京、上海、昆明知青相比，四川知青（含成都、重庆）尤以性格蛮勇和好打架斗狠著称。“文化大革命”全国武斗，成都、重庆造反派曾经创造出陆、海、空三军立体战争的壮观局面，遥遥领先于全国武斗水平。后来四川知青支边途经昆明，有小流氓自恃当地一霸，对女知青动手动脚，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四川知青个个勇不可挡，直打得半个昆明城关门闭户，行人绝迹。小流氓谈虎色变，作鸟兽散。四川知青“好打架”的恶名从此远扬。

就在这帮恶棍得意忘形，扬言“踏平十八连”的时候，一个名叫黄勇的小个子男知青突然从厨房里窜出来，勇猛地进行自卫反击。黄勇在知青中素以讲义气和大胆亡命著称，他原本在厨房当炊事员，听见外面人声鼎沸闹翻天，这才急急忙忙拎起一根木棒参战。小个子黄勇抡圆那根大棒，也不虚张声势，就像那种悄悄龇出牙齿的狼狗，使足力气逢人便抡。只听见扑通扑通几声闷响，转眼工夫已抡翻四五个“战斗帽”。躲在屋子里的知青们信心陡增，发一声喊，纷纷挥舞铁铲、锄头、扁担打将出来。

恶棍没有料到这些十六七岁的城里学生如此奋勇，不怕死，不由得乱了阵脚，许多人先做了脓包。恶斗一场，“战斗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知青大获全胜，还打翻一二十个恶棍捆起来做了俘虏。就在这时候，领导出面干涉了。第十九连指导员吕仕贵带领一个武装班跑步赶到斗殴现场。吕指导员的责任本来是制止械斗，处理和惩办肇事者，但是当他看到本连退伍兵被知青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时，不由得心头大为恼火。本来，这并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打架斗殴，事件起因就已经超出一般民事纠纷的范畴，因此陆发云们不仅应该受到党纪处分，还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但是在公元一九七一年的中国，指导员就是连队里一切公理的化身，指导员的话就是原则，指导员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现在，当吕指导员看到许多戴领章帽徽的退伍兵惨遭知青围攻痛打的时候，一种惺惺惜惺惺和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油然而生。退伍兵的行为是他默许的，他同退伍兵是战友，是同乡，是上下级，同志加兄弟。知识青年是什么呢？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就是改造思想的“二劳改”。

二劳改怎么能把前革命军人打得头破血流而不受到惩罚呢？客观地说，吕指导员也来自农村，内心深处对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向耿耿于怀。他坚持认为乡下人生在乡下和贫穷落后并不是乡下人的过错，谁叫你不生在城市而是在乡下投胎呢？这种潜藏的仇恨很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那些趾高气扬的暴发户和华侨大亨的阶级感情。因此吕指导员打心眼里由衷拥护和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把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狂风和烈日把他们的脸磨得跟土疙瘩一样粗糙，让乡下人轮流到城里去住洋楼点电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认为只有这样，世界上的事情才公平合理。

后来他果然在本营（半年后荣升营教导员）娶了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从心理到生理都满足了对城市人的占领欲和报复欲，同时也初步完成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伟大转折。由于吕指导员亲眼目睹知识青年穷追猛打退伍兵的嚣张情景，不由得怒火中烧。他不是主持公道制止武斗而是拔出手枪来对空鸣枪后，命令将所有打架闹事的知青统统抓起来。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领导的权威，知青一下子被镇住了，胆小的悄悄往后退。退伍兵有了后台，有恃无恐，冲上前来抓人。这个结局是如此不公平，小个子黄勇脸色煞白，继而铁青，他劈面夺过一个武装战士手中的冲锋枪，哗啦顶上子弹，大声喝道：“谁要敢上前一步，老子开枪了！”有知青拖出连队站岗的老式步枪，与指导员形成对峙。空气中顿时充满一触即发的火药味。第十八团司令部接到紧急报告后，立即派一名副团长带领团部警卫连赶到十八连驻地，包围并缴了知青们的枪，当场抓获了参与械斗的五十名知青。

经连夜审讯，本着“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的原则，副团长宣布，拘留黄勇等十五名坏分子，其余犯错误的知青交本连批斗教育，以观后效。六天以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将十八连抢枪事件定性为“五一三反革命暴动案”。首犯黄勇，予以正式逮捕，从犯十余人在各团营单位巡回批斗，然后管制两年，监督劳动。陆发云等批评教育，未受任何处分。这只是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兵团记录在案的数以百计的知青案件中极为普通的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