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的——女儿红，如血如霞

女儿红，如血如霞……互相搀扶着吧！干杯！为了绝望，为了友谊！……小熊又极善辨别各种人。不久，谁是知青，谁是农民就分得清清楚楚，很少弄错。……为一只狗出殡！这似乎是这帮城里人荒唐而又夸张的恶作剧。

大江在这里转了一百八十度，掉头抽身朝东北而去。留下的是几抹青山，两岸绿柳和一个早已破败了的叫巴甫洛的纳西小村。少年的我也曾奔跑到这里，停下来，驻足沉思，然后掉头抽身朝东北而去，洒落了一地的青春。此一去，便是三十年。人生在这里转了一百八十度，留下的，是记忆里星星点点人和事，那么刻骨铭心。漫漫长河里，这只是几朵小小的浪花，可是正因为它处在转折点上，或许，它们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便有了这些小故事。把它们从心田里摘下来，献到我的青春的坟前。

女儿红

生平我只醉过一次酒，是那种彻头彻尾的酩酊大醉，醉到人事不知，醉得死去活来。

那年，我下乡了。

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卷走了多少人的读书梦，在这万万千千破碎的梦中，也有我一份小小的上大学的梦想。

这个梦像一粒种子，早先被压在石板下，藏在暗影里，被冷冻封存在心底的一个角落。当“资本主义回潮”的湿气使它膨胀，萌芽，试图舒展枝叶时，它被碾碎了，无望地碾碎了。

十六、七岁，是女孩的花季。我们一群正值花季的女孩却像一捆捆被霜打过的瓜秧，扔上了汽车、马车，拉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当然，这群蔫瓜秧子连垂头丧气的权利都没有。我们还得在一片虚假的亢奋中装出一付“意气风发”的模样，机械、习惯地重复着报纸上的豪言壮语。

我们被命运卸在了这个地方。长江在这里莫名其妙地抽身回头，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弯，抛下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后扬长而去。人们把它叫做长江第一湾。它的正式名字是石鼓，起源于小镇上那面刻着碑文的石鼓。我去的小村巴甫洛离石鼓镇隔一条岔河，架在这条河上的那座铁索桥后来名扬四方，屡屡被电视剧导演们选中。在《玉观音》里，它被叫做“清绵江的铁索桥”，不过那时只是我们到石鼓镇看电影或赶集常走的一座普通的江桥。

村里已经有三个早我两年下乡的女知青，都是丽江城里的纳西族姑娘，丽、惠和琴，比我大两三岁。

我们几个人就这样成了一家。

上海好？对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五保户阿奶姆来说，衡量上海的尺子是巴甫洛土造的。“上海的工分值还能高过我们村？”她问。是啊，巴甫落三年一涝。当长江洪汛过去后，这里就成了聚宝盆。村里人在江湾平地上撒上油菜，亩产菜籽好几百斤，每斤售价是小麦的好多倍。村民的收入也因而是附近其他村子的好几倍，每十个工分值一元多。

然而，这“比上海还要好”的富裕，却是拿辛劳换来的，侍弄油菜很费事。农忙时节，这里劳作的辛苦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

巴甫洛苦，最苦的是女人。

太阳歇歇么，

歇得涅，

月亮歇歇么，

歇得涅

女人歇歇么，

歇不得！

女人歇歇么，

火塘里的火会熄掉涅！

这首古老的高原女人的哀歌，述说的就是她们苦衷。

纳西女人是运输工具。她们用绳子能背回一座山。

收割油菜是真正的抢收，晚几天，菜籽就会从干裂的荚里漏掉，让一年的劳作付诸东流。抢收季节，捆好的油菜像一座座山，从村外的大田慢慢移向村头的打场。每一座山下是一个女人。她们用绳子把油菜捆在身上，腰弯得脸都快要及地，一步一步，上坡下坎运送油菜。付出的劳动是惊人的。记得有一次我运油菜累得实在受不了，倒下立刻在田里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露水把衣服都湿透了。

插秧时节，男人在被窝里做梦时，女人就起来了。

四五点钟的天，一片漆黑。腰上别一把浸过水的稻草，刷刷，刷刷，两手左右开弓拔秧，一会儿就是满把，用嘴叼住稻草的一头，两把秧一合，顺势用稻草一绕，还没看清怎么回事，一把稻秧上已经结好了一个漂亮的活结，秧把飞起一道弧线，稳稳地堆到身后。

天亮了，把拔好的秧拢成一堆，放到背篮里，背秧下大田。“赤脚走在窄窄的田埂上”，一点也不像歌里唱得那么轻松愉快。身上背着百十斤重的秧子，一步一滑，秧子上的泥汤从蓑衣缝里流进后背，顺着脊梁往下滴，苦涩多于浪漫。

插秧，插秧。双手上下飞动，耙匀了的水田里是稀泥，还是乱石，都不会影响这双手的运作。烈日当空，汗水糊住双眼，歪头往袖子上一蹭，接着插秧，插秧。

大雨滂沱，雨水和汗水在脸上混成一片，歪头往袖子上一蹭，接着插秧，插秧。一步步往后退，一寸寸丈量土地，直到地老天荒，直到把天底下的水田都描绿。

一次插秧回来，一进灶房，我居然看见厨房地上满地稻秧。累过了头，不仅一闭眼满目稻秧，连睁着眼都是四下一片新绿。

一天下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劳作，腰早已麻木，脚也变成借来的了。此刻，天堂是一盆滚热的洗脚水，地狱是第二天的出工哨。

农忙苦，农闲也苦。冬天，是女人进山积肥打柴的季节。鸡叫三遍，女人就相邀结伴出发了，等日头出山，一背柴或松毛已经到家了。男人要等日上三竿，才会起来吃女人煮好的早饭。

冬天女人要拉满来年垫猪圈用的松毛，要砍满一年的烧柴，要喂猪做饭，还要和男人一道翻地，平田。

难怪每个巴甫洛女人的心愿都是来世变个男人。

对我们四个女孩来说，身体辛苦，还不是最苦的。没有希望的青春，让人窒息。

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推动，没有“曙光就在前头”召唤，所有的苦，都变成了不堪承受的折磨。

突然，有消息说，有可能在下乡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希望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有一点点缝隙它就要挣扎着死灰复燃。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把分红拿到的钱买了几斤白酒，按当地的习俗放上大枣、梅子、干果、白糖，做了一坛女儿红。

据说，纳西姑娘都有做女儿红的习俗，把做好的酒埋在地下，出嫁时挖出来，酒浆殷红甘甜，用它款待宾客，会带来客人的祝福。我们相约，埋一坛女儿红，看谁先回城，等有人回城时我们开坛。女儿红，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希望，是我们对命运，对彼此立下的战表。

我们酿造希望，又在这虚拟的希望之旗下开始竞争。

丽是一个漂亮姑娘，而且非常伶俐。上大学是需要贫下中农推荐的。贫下中农的代表，当然是兼知青户户长的老贫协。丽从此有事没事总往他家跑。逗逗他家的孩子，帮他家干活，和他的儿媳妇躲在灶后说悄悄话，甜甜地说着中听的话，变着法子逗老贫协全家高兴。每次回城，丽都要带回大量的礼物送给这位贫协委员。丽出的是长拳，所作所为，既可以光冕堂皇写在推荐信上，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又可以收获回报人情，有来有往。

惠是一个文静的姑娘。她有一个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亲属，这使她原本就很小的希望又加上了一层渺茫。惠不太善言辞，比较内向。不久，她开始不露声色地出起暗招。生产队新提拔的副队长大成是一个大龄青年，当惠注意到大成盯着她看的那粘乎乎眼神时，心里萌发了希望。以后的日子，只见惠不紧不慢玩开了女孩们与生俱来的，玩了千百年的游戏。她巧妙地掌握着火候，距离。一颦一笑，或嗔或怒，都有讲究。把大成搞得颠颠倒倒。当然，手里的线不能放，也不能收紧，不见兔子，哪能撒鹰？惠打的是花拳。

琴既不漂亮，又算不上聪明。她唯一的特点是多病。打那以后，她手托香腮顾影自怜的时候多了，常常长嘘短叹，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琴的头疼，腰疼，小指头疼，浑身没有一处不疼。桌上靠窗的地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三天两头往卫生院跑，和大队卫生员的关系也突然密切了许多。无论上不上大学，一纸病退证明是有把握的。琴出的是柔拳。

我没有丽乖巧，也不会玩惠的轻功。欢蹦乱跳，鲜活生猛，别说装病，装死都没人会信。唯一的武器是能写会画。从此村口的黑板让我包了，在上面有事没事乱写乱画施展才能。我出的是猴拳。

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路拳脚打得很是辛苦。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县里仅有的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连公社都没到就在当权者们的各类人情，利益网里蒸发掉了。

不记得那是一个什么节日了，我们本该回家和家人团聚的。

我们本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我们本该有美好的向往和爱好的，我们本该有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

我们本该掘出女儿红，庆祝生活，庆祝成功，庆祝青春，庆祝未来的。

我们掘出了女儿红，却埋葬了希望。

我们太想大哭，却又哭不出来。我们之间既然没有了希望，也就没有了竞争。我们又成了一条小船上的几个同路人。互相搀扶着吧！干杯！为了绝望，为了友谊！

在我们四个人共有的那间小屋里，我们大碗筛酒，一醉方休！

女儿红，如血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