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联动六冲公安部”真相探源——马小冈（原北航附中67届高二生） ...

 在某些人撰写的文革稗史中，描述了北京“联动”曾六冲公安部，此被视为“联动”最无法无天的罪行。其中描述的首次，是说在1966年12月26日，两名北航附中的“联动”成员因为偷窃摩托车被“北航红旗”当场抓住，“联动”为解救“落难弟兄”，在北展剧场首次聚会的当晚即首冲公安部；其后又连冲五次，最后公安部长谢富治一声号令，“联动”终酿灭顶之灾。

历史就像“古董”，赝品太多。据我所知，坊间流传的“六冲”之说不足信。特别是首冲，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第一，时间有误。事实上“一冲”是在1966年12月16日，即在“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之前10天。第二，对象有误。“北航附中红卫兵”确实有人偷了摩托车，但事出有因，且“北航红旗”所抓的两人均不是偷车人。第三，原委有误。“一冲公安部”的真实起因源于一场大规模武斗；其后几冲则是“一冲”的延续。

“六冲”的最初版本源自1967年蒯大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麾下的《井冈山》战报，其后被转抄演绎，逐渐在坊间广泛流传和引用，至今难闻不同声音。四十余年过去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觉得有义务对事件的原委和经过做一些追述，以便后人对那段历史寻找佐证。

一、时代背景和武斗双方的结怨过程

北航附中在海淀区学院路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西南角。那时附中与大学园区仅隔一道铁丝网，没有围墙。附中的体育课和运动会基本都在大学的大操场进行；而附中同学流连忘返的地方常是大学校园的飞机停机坪。那是一个心存理想，放眼世界的时代，许多年轻人立志改变祖国落后的航空面貌，纷纷报考北航和北航附中，于是北航和附中的生源骤增，自然也就提高了入学标准。当时北航为了保护被打成右派的一批青年教师，把他们安排到附中教授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附中的师资力量甚至超过了海淀区的101中学及城里的一批名牌老校。1964年我刚入学时看见校园里到处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一类的标语，那时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氛围非常浓厚。由于涉及国防科技，北航以及北工（今北京理工大学）校门没有校牌，学生不戴校徽，附中也按此规矩行事。

那也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除了学校安排的政治活动以外，一些干部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往往自发形成一些小团体，大家时常凑在一起分析形势，纵论天下，例如议论流传的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等内部资料，这其实就是后来“红卫兵”的雏形，活动方式则采用“桃园经验”的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因在海淀辖区内的大学附中基本都是住校，与城里走读的四、六、八中类似的小团体相比，附中的学生朝夕相处，凝聚力更显强劲。

1966年6月文革发动初始，因为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小团体活动增加了。6月8日当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围攻时，尚没有正式打出“北航附中红卫兵”旗号但已初显组织能力的一大批同学赶到清华附中声援，我们随时能够调动起来的强大能量让进校的第一个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十分吃惊。这支以阶级斗争理论与桃园经验为指导的工作组，竟然把用同样理论武装起来的我们这个团体当成了整肃对象。6月14日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在工作组的安排和支持下，个别教职员工煽动说：“咱们学校有个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经常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眼睛是红的，要杀人……”。此言一出全场大哗。高三的岳小东挺身而出愤然反驳，陈昆岗、丁林生、张志平、刘平东等众多同学纷纷站到了他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形势迅速逆转，该工作组在无可奈何中撤出了附中。

“北航附中红卫兵”就此成立，且声名大噪。当时北航的赖瑞瑞找到我校刘会远，要求加入附中红卫兵。刘会远表示愿意帮助他们成立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向其提供了一些文件，于是附中与北航的文革运动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时值文革初起，无论是附中还是北航，校园秩序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一次参加全市大型活动需要成立一支纠察队，在北航拒绝派车的情况下，附中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撬开体育场的看台大门，抢了几辆存放在车库里的摩托车；其后北航红卫兵派了原校体工队的王向当教练，此事在附中几乎尽人皆知，但也为日后的“一冲公安部”埋下了伏笔。

“北航附中红卫兵”最初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尚无纠葛。运动发展到1966年11月，“北航附中红卫兵”因与北航红卫兵的“八一纵队”在反对中央文革方面观点一致；而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下掌控北航大权并残酷打压“八一纵队”，强迫赖瑞瑞（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孙倩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等人身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附中北侧的必经之地“劳动改造”，以此向附中红卫兵施压；又以掌权者身份强行收缴了由我们控制的摩托车，而且大力扶持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插手附中内斗，这冤家自然就结下了，从此双方势不两立。尽管“北航红旗”位势居高，但“北航附中红卫兵”并不服气。

二、还原四十六年前的场景

1966年12月16日，“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伊林·涤西为化名，此两人因对林彪提出质疑于12月20日被捕）被拉到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批斗，“北航红旗”开着校体工队的摩托车去站脚助威，被前去声援林院附中红卫兵的我校陈昆岗（老高三，红卫兵头头之一）和叶文毅（老高一，红卫兵鹰派）等人发现，出于对“伊林·涤西”的同情和对“北航红旗”的反感，叶文毅故意捣乱从林院把“北航红旗”的捷式“佳瓦”摩托车偷走。陈昆岗觉得在人家地盘上惹事不妥，曾竭力劝阻，但未成功。

1966年本人在北航附中上高二。高中男生往往好勇尚武，杠铃和拳套是本人的最爱，当时练就得肌肉发达孔武有力，被人戏称为北航附中红卫兵“八大金刚”之一。就在12月16日当天下午，我和李冀安、叶文毅、黄建新等人正在楼前空地上练杠铃，忽见来了5位“北航红旗”的人（4男1女）言称来找摩托车并欲直接进楼搜寻，因对“北航红旗”没有好感并觉得对方擅闯宿舍楼，我们与对方先是发生口角，其后对方一高个男子出言不逊，被李冀安一拳击中腹部，此人当场倒地，5人遂迅速撤离。

约20分钟后，北航广播站传出紧急集合的呼叫声，因估计不妙，我和叶文毅便急忙跑到教学楼踹开体育器械室的房门抢出一些体操棒和铅球，随后大伙把宿舍楼道用双人床堵塞，我方留校的约15位男女同学则全部撤到3楼。当时1楼的电话突然断线，李冀安便在被围之前骑车到八一学校和石油附中告急；岳小东则到清华附中告急。我们刚刚准备完毕，就见从教学楼东侧校门闯进黑压压一大群人迅即将我宿舍楼团团围住，人数将近三百人之众，为首者即“北航红旗”的二把手井岗山（人名）。

围楼者中似乎有外地赴“北航红旗”串联的人马，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用砖石将1、2楼的玻璃全部打碎，其武斗手段老辣娴熟。尽管他们把宿舍楼围了个密不透风，然而因发现我们有所准备而无人敢直接进楼。我们将3楼窗户全部打开以免玻璃飞溅伤人，下面的砖头石块则不断飞进来，我们一边躲闪，一边还击。我在3楼309房间冒着不断飞来的石块探出身子用照相机拍照，楼下的人群迅速闪开（以为我手里有什么神秘武器），我感觉他们人虽多却无心硬攻，便与各位同伴商定，死守待援。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北航红旗”虽然二十倍于我方人员，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认定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没想到大约半个小时后，陈昆岗突然说：“我下去和他们谈谈……”我一把没拉住，这家伙竟从塞满床的楼梯空隙中钻下楼去了！（当时我就骂这厮，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绅士！）结果还用说吗？没人上前与他握手，众人一拥而上拳脚相加，顿时将陈昆岗胳膊扭脱臼，又像捆猪崽一般将他绑了个结实拖地就跑。我等明知寡不敌众，但为了救他只能冲下楼去，黄建新刚刚冲出门口，就被对方用大块炉渣拍在头上，鲜血顿时盖住了半边脸；王青抡着体操棒狂呼着冲进人群，可没几下就已力竭，登时被人家按倒在地并被四脚朝天强行拖走，叶文毅扑到王青身上奋力相救，但敌不过“北航红旗”人多势众，陈昆岗和王青两人最终被他们抓走了。

这就是坊间传说的“当场抓住”的两个“偷车贼”。其实陈昆岗和王青与偷车毫不沾边，但因陈昆岗是我们的头头，“北航红旗”就是冲着他来的；而王青拼命过猛又身材瘦小，方便了人家拿住做了陪绑，实乃冤枉也！井岗山见我狂吼着直接奔他而去，指着我说：“我知道你能打架，我不理你……”他身边的人迅即将我围成半扇，但却无人靠近。女生钟锦屏也冲进人群与他们撕打，董偃琴等其他几位女生则手挽手站在宿舍楼门口，欲堵住他们进楼再去打砸抢……顺便提示一下：“北航红旗”抓走陈昆岗和王青并非因为他们“偷车”，要借机狠狠教训“北航附中红卫兵”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摩托车只不过是个由头。井岗山见任务已经完成，便指挥队伍迅速撤离。约半小时后，石油附中红卫兵“赤飙”战斗队的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等约计二、三十人赶到，可武斗已经结束。

这其中有一个阴差阳错的细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北航红旗”把陈昆岗和王青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石油附中蔡东北等直接到北航要人，他们听说已将陈昆岗和王青送往公安部，于是乎二、三十辆自行车便风风火火直奔了长安街。其实“北航红旗”当时先把陈昆岗和王青押到北航主楼过堂审讯，然后扭送到五道口派出所，但派出所认定这是群众打派仗，拒收；于是“北航红旗”才分乘两辆卡车把人扭送公安部，这也就是“老兵”（即老红卫兵，一般指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前成立的组织）的自行车轮子能够追上他们汽车轮子的原因。

正当“北航红旗”在接待室交涉时，石油附中蔡东北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也赶到公安部北门前，此时大约在下午4、5点钟。他们发现了正押在卡车上的陈昆岗和王青，大伙随即一拥而上，“北航红旗”眼睁睁看着“老兵”把人抢走了，那一刻“北航红旗”的人虽占多数，但他们看见眼前的汹汹气势，竟然没敢争夺。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等“红卫兵16纵队”的人即时赶到，遂迅速将陈昆岗塞进一辆小车里接走，王青则暂时返回距公安部不远的红霞公寓家中。

当时公安部尚未接受“北航红旗”的捕人要求，在公安部北门外“劫车”成功后，事情本该结束了，但却横生枝节。因为在争抢的同时，得到消息的各路“老兵”已逐渐汇集到公安部北门，一部分人与“北航红旗”的人发生争执，公安部的接待人员看见局面几乎失控，便向“老兵”提出派代表向于桑副部长说明情况，于是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请”进接待室，“北航红旗”的人则悄然撤退了。在接待室内大伙刚和于桑副部长谈了没几句，穿着军大衣的常务副部长李震突然出现在接待室并厉声说：“吵什么！把他们全抓起来！”于是这群被“请”进去的“老兵”先被押到公安部大礼堂，紧接着就被一群警察抓捕并戴上手铐，由警车送到陶然亭半步桥某监狱监禁。后来蔡东北调侃说：“如果那就叫一冲，我们是被他们请去冲的。”

从学院路的北航附中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路程约有14公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后期赶来的同伴并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把陈昆岗和王青抢走了，而后期的自行车队伍却在不断扩大，那个年头虽没手机但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一呼百应，中途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入列，甚至在马路对面骑车的人也调过头来凑热闹，于是乎上千人的自行车洪流直接涌向了公安部。

到了晚上7、8点钟，天色已黑，但聚集在公安部北门前的人群仍在不断增加。当人们得知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也被抓了，“老兵”们更是群情激愤地狂呼：“放人！”公安部对此突发事件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结果反而使矛盾升温，人群开始骚动，一部份人便顺势冲进公安部内。此后公安部紧急调派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封锁北大门，把人群分割成了内外两部分。而门外的人群又分成了“文”、“武”两拨，“文”的部分有我校岳小东、清华附中卜大华、张小宾、宋柏林以及人大附中杨小平等共计9人到北门东侧的一座小灰楼的2楼与在场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等11名干部据理力争，此时公安部已经知道“北航红旗”抓了人，但言称中央文革支持左派；卜大华则指称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此举毫无道理而且会造成天下大乱。对方渐感理屈，于是只好“打太极拳”，“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夜，始终没有结果。当岳小东、卜大华等人离开公安部已是黎明时分，当时天降小雪；而“武”的部分则彻夜在北门抗议和喧闹……。随着时间拖延，误解开始发酵，分割在里面的人饥渴难耐打算出去，但受解放军战士人墙阻挡根本出不去；外面的人以为里面的人也象蔡东北他们一样被扣押，于是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为了支援里面的同伴，我们有人又骑车返回学校，掏出所有饭票求食堂大师傅给了一笸箩馒头，然后由李森和谷永胜硬是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从北航附中骑行两个多小时送到公安部门口，由众人举着笸箩将馒头越过人墙传进里面。但是人多馒头少不够吃，在里面的钟锦屏等人冲进公安部食堂，发现那里居然有粉肠（那时的粉肠算是奢侈品），于是众人开了一次洋荤。

有意思的是，人群中有“首都三司”的人马——侯×华 （此人后来成为著名小品演员）等二、三十人在公安部南门外与我校女生任敏敏等红卫兵相遇，侯×华上前逼问任敏敏：“你们带刀了没有？带了就交出来！”任敏敏回敬说：“你敢搜身？我有把指甲刀，你要吗？”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口角，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井冈山》战报有了一个“六冲”的“原创”。

事情一直闹了一通宵，公安部始终不作答复，无论是围堵的红卫兵还是阻拦的解放军战士都已人困马乏力不能支，可能公安部的头头觉得差不多见好就收，于是撤走“人墙”，众人随即逐渐散去。

陈昆岗和王青被营救之后藏进北京八一学校。这里说明一下：因八一学校离我校不远，而我校的许多同学都毕业于该校，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也由我校刘会远的弟弟刘历远、李森的弟弟李旦生领导，因此两校关系非常密切。约一周后，王青耐不住寂寞，从“八一”溜回我校看望大伙，被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发现，王青在返回“八一”到海淀镇上去买烧餅时，被跟踪而来的“北航红旗”再次抓捕；12月24日夜里2时，“北航红旗”的大批人马在北京卫戍区的协助下，大肆查抄八一学校。因“八一”的中、小学生在坚守的楼房正门做了工事（用各种家具堵住了通道），大学生的造反派们乘李莎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的外孙子）年幼贪睡，从他的房间越窗而入，绕过了值班人员防守的工事，把陈昆岗逮了个正着；同时把正在睡梦中的李旦生等八一学校的其他中学生也一并抓走，然后将整个八一学校作为“联动据点”给“查封”了，其后即在该校举办了所谓的《联动罪行展览》。“北航红旗”如此兴师动众的抓捕行动，如果没有得到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指使，是不可想象的。

陈昆岗和王青等人被关进北京陶然亭半步桥某监狱共计22天，1967年1月被释放。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被关押10天，由警察送回家中。当时陈昆岗和王青曾问过警方：“我们是什么罪名？”回答倒也干脆：“不知道。”

自12月16日北航附中的陈昆岗、王青被抓与被救；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捕入狱；以及陈昆岗和王青又于12月24日被“北航红旗”再次抓捕，北京城的“老兵”立即做出公安部公然偏袒“北航红旗”的判断，于是被中央文革打压的怨气终于按捺不住，12月26日“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那时由北京老红卫兵组成的“联动”已经毫不掩饰地将矛头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比11月“北航八一纵队”质问中央文革仅支持“三司”，打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言论，更显出了露骨的“反革命”立场；公安机关随即与“三司”携手有计划地抓捕“联动份子”，此举必然引发“老兵”更加激烈的反弹。至于具体有几冲，因为其他几次本人没有全部到场，故不宜随意评说。但除了“一冲”以外，一些坊间描述的第二、三、四、五次明显带有分拆拼凑之嫌；而描述第六次“有10万北京市民奋起保卫公安部”，此说太过离谱，故稗史坊间所谓的“六冲”之说没有可信版本。

我和我校杨松林等人曾在1967年1月初再赴公安部参加抗议活动，但那是第几次，如今已无法确认；另据我校丁林生回忆，“联动”12月26日首次聚会之后确实有过几次“老兵”到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门前的示威行动，同时人群中也混杂大量的“三司”成员，他们与“老兵”呼喊同样的“反动”口号以达到混淆视听之目的，但最终被“老兵”识破，双方爆发过肢体冲突。

当时与陈昆岗和王青同时关押的除了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王洪等人以外，还有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李明清（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等人。后来李明清被“北航红旗”吊在单杠上以酷刑折磨致死，只因为李明清是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的成员。1973年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两名凶手并报告李井泉，但因“北航红旗”是轮番上阵毒打，分不清楚李明清最后死于谁手，李井泉表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打死李明清后不久，“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又以“刺刀见红”的恶劣手段将彭德怀的两根肋骨打断，又将陪斗的张闻天头部打伤，可见他们的肆无忌惮具有多么足的底气。

如果那年头我们也寻一个理由把“北航红旗”的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一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却可以——“北航红旗”作为一个造反派的群众组织行使专政手段，把两个根本没有偷车的“贼”扭送到公安局关押了22天；又混淆视听把这件事情的真相隐瞒了四十余年，这就不厚道了。

纵观“一冲”可分为五步：结怨——武斗——抢人——冲击——逮捕。此应为文革当中老红卫兵“一冲公安部”的完整版本。倘若有人能有根有据地拿出与此有别的不同版本，我无话可说；倘若没有，我则更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历史有戏说和信史，若只有当年掌权者的一种声音，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客观的。上述回忆是我与一些亲历者核对后做的整理，也许会有错漏，但大体不差。

“闹剧”中的两位“偷车贼”今都安在：陈昆岗现任中国××工业协会秘书长；王青现任北京××医院主任医师。前些年我还问过陈昆岗，当时哪根筋搭错钻下楼去了？他说真的是想去谈判，没想到对方那么不讲礼数。

三、对历史的评说

在那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和命运。“老兵”一代经过文革初期的狂热和迷茫后，他们发觉“四人帮”以倒行逆施的方式在彻底颠覆人们往日的希望和追求时，他们如同父辈那样以不惧生死的气概，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四人帮”的对立面，这就是老红卫兵们在那个时代关口的一种觉醒状态，他们甚至在狱中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那种不屈精神俨然带有浓厚的先驱者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表面看，“一冲公安部”带有偶然性，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北航红旗”倚仗中央文革的支持，在当时的强势地位几乎无人敢于挑战，但他们没想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的捕人举动点燃了“老兵”心中积郁已久的怒火，全城相识和不相识的那么一大批青少年们能在数小时内就聚到天安门广场的公安部门前，并借势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又数度冲击公安部，其根本原因是大家对“四人帮”那一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六冲”是文革当中“老兵”或曰“联动”对“四人帮”的最早和规模最大的群体抗争，对这个“偶发”事件的是非功过不管时人如何评说，我认为其实质就在于，那是一代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文革发动者的反叛。

我以为，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指望群体参与者十分理性地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径是不现实的，判断历史事件的合理与否应该看其核心价值取向和是否代表时代潮流的先锋性。在那个时代，“老兵”或曰“联动”率先挑战中央文革倒行逆施的行为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北航红旗”以及以清华井冈山为首的“三司”为虎作伥是需要反省的。时人应该看到，否定文革也就否定了受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的所作所为，有相当一部分文革的掌权者、受益者心里很不舒服。并且最高层里有人在文革当中不那么清白，他们以种种理由阻断对文革的批判。有了这样的呼应，我们即可从一些人对文革描述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不想忏悔的心思。

如今一些人重拾陈腐偏狭的派性思维，毫不掩饰地转发和引用当年“三司”对“老兵”或曰“联动”妖魔化的文章，津津乐道于文革式的攻击语言，甚至不惜沿用阶级斗争的“后血统”观念挑唆世人敌视当年的干部子女，使这幕悲剧持续上演着四十余年。尽管“老兵”们保持理性沉默且没人拿“黑五类”作为回敬，但这毕竟不公平。更有甚者则别有用心地把当今贪腐的利益集团与当年打江山的革命先辈混为一谈，以达到彻底推翻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舆论造势必须警惕。

在许多人眼中“联动”过去和今天都是一种恶名。记得当兵时，有一天中队教导员突然问我：“听说你参加过联动？”我不清楚他的询问缘自何方，可我矢口否认，最后不了了之；但我校丁林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先是被“附中红旗”的孙×ד陪同”前往公安部“自首”（其时“附中红旗”已有军宣队支持并在北航附中掌权），其后又有“附中红旗”的侯××、左××、秦××等3人联名告发丁林生“参加过反动组织联动，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结果丁林生被所在部队审查整治了5年，此事影响了他的一生；石油附中的蔡东北也因身背“联动”恶名被所在部队关押2年……这样的事情不是个案，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两年前，我们借春节之机与同班的“附中红旗”同学聚会，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的弱冠少年如今已是鬓发飞霜，我们刻意营造“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的气氛，其实内心都存有几分沉重。要说青春无悔，那肯定是假话。文革10年我们风华正茂，却在动荡惶恐中茫然度过。原来好端端的中学同窗只因观点分歧，对立成派竟闹到心存嫌隙几乎终生难以弥合的地步，足见文革对人的伤害有多么深重。

经过文革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对群众斗群众深恶痛绝，但愿能以我们的牺牲换来后人的觉醒。而今青年人多有不断翻新的时尚个性，却少了些红卫兵一代的血性激情；如果当年“老三届”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能够传承下来，那么今天的社会风貌将会含有更多的高尚因素。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老三届”这一代人在思想上的成熟反而造成其边缘化的存在，这种现象将留给后人去细细思量。

201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