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贼事 作者：芦紫

据说男知青在农村都作过贼，我们也不例外，偷鸡摸狗没干过，倒不是我们谦虚，而是那年头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养，偷不着。只能偷点桃子李子等瓜果，一般也不偷本村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俗话说，饥寒起盗心，我们盗窃却不是为饥寒所逼，纯粹是好玩，寻求刺激。常玩的把戏是到商店的柜台上，乘营业员转身去货架上拿东西，偷走她的圆珠笔、发票本和算盘。被我们偷过几次后，营业员们革命警惕性大为提高，首先发票本被放在玻璃下面，圆珠笔和算盘都用细绳拴住，只要看见我们晃过来，就俩眼瞪得贼大，到货架上拿货时仍半侧着脸，眼角的余光还瞟着我们，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论偷，我和张献不相上下，属初段水平，我作过的最大案就是偷过照像馆的一盒底片和沙洲中学的一把椅子，底片没啥用，曝光后就扔了，椅子却取代了树墩成为我们的高档家俱。张献也没有啥好吹嘘的，只有从体委偷回来的一个闹钟，还算拿的出手，唯有陈志，别看他笨手笨脚，称不好秤，不会游泳，一辈子未学会骑自行车，他用气筒给板车轮胎打气的架式早已是全村人的笑料，但在偷盗时却胆大心细，手脚麻利，是悟性极高的九段神偷，我和张献远远瞠乎其后。

一个冬天的上午，我们在沙洲集上转悠，走到邮电所墙后，见左右没人，陈志说：想不想吃糖？废话，谁不想吃糖！那就吃吧！陈志变戏法一般地从敞怀的短大衣下拿出一个篮球大小的玻璃罐，里面有大半罐水果糖。张献对着陈志擂了一拳：“好小子，真有你的！我怎么没看见你偷呢？”我也没看见，原来就在我和张献和营业员搭话的那会，陈志趴在玻璃上看东西，起身时大衣襟在柜台上一掠，糖罐就进了怀里。我们一连吃了三天才把糖吃完，也没忘记用糖衣炮弹去腐蚀几个贫下中农的小孩，糖罐用来装盐，亮晶晶地在乌黑的土灶头上很闪光了一些时候，直到后来也变成黑色。

自从糖罐事件之后，我和张献对陈志五体投地，甘愿当他的助手，再闯沙洲。不过这回糖罐免谈了，所有商店的糖罐都放在柜台里边，使我们鞭长莫及，转了半天，一无所获，很郁闷。又不甘心空手而回，就转悠到区委，领导们正开会研究大事，我们瞄上了电话机，我和张献前后把风，一有情况就“风紧扯乎”，开溜。陈志的活干得真利索，几秒钟的功夫电话机，两节灯塔牌大干电池都进了他的黄挎包。回到江营，把那两节大干电池接上小灯泡，夜里照明还挺好。电话机没用，就把它拆了，留下那手摇发电机，把贫下中农的孩子抓来上电刑，把小孩的手指按在电极上，使劲摇动摇把，就有电流出来，虽不强大，但能把小孩麻得直叫唤。拆下的电话机壳就扔进猪窖的蓄水洞中用土掩埋好，没准那天会成为出土文物呢！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区委开大会，吴书记作报告：现在这个这个阶级斗争嘛，啊，是越来越尖锐，啊，越来越复杂了！几天前区委的电话机被盗走，啊，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啊，谁会偷电话？偷了有什么用？！种种迹象表明，啊，是隐藏在大别山里的国民党特务下山了，他们有电台，要用电话联系，所以这电话机是被特务偷走了，啊！——同志们啊！——未等吴书记说完，我们赶快溜了，真怕再听下去憋不住，会大笑出声。

陈志最辉煌的一次是撬门从工人俱乐部抱回来一台四管红灯牌收音机，从此每天夜里我们就听短波，不是老兄（修）就是老弟（帝），有时也听老蒋，但老蒋台噪音太大，不好听。有一天突然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美国阿波罗号登月了，真使我无比激动，这一人类文明史中的壮举，中国人竟懵然无知。后来才知道当时全世界仅有中国和北韩未报道此新闻。

有一天干活时，我忍不住说，现在美国人已经登上月亮了。好多老乡听着稀罕，七嘴八舌，你说人上月亮，坐飞机上去的？我们村学识最渊博，看过《东周列国志》的刘兆环说，小芦呀，上月亮的是嫦娥，嫦娥奔月，没听说过？月亮上还有个吴刚，吴刚伐桂，没听说过？那都是讲古记，哄小孩的，你也信？哈哈哈哈……他晃着光头，咧开大嘴笑起来，哈哈哈哈……周围的人也一起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也跟着大笑，直到笑出了眼泪。我不能解释，否则追查谣言，我可能要做牢甚至杀头。就在那一刻，我完全体会到了威虎山上小炉匠的悲哀与无助，凄凉与绝望。炉匠兄，你死得好苦哇……

作者简介

芦紫：安徽怀远人，1968年插队淮北，曾任教师，后进大学，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硕士，同年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就职于某国家实验室从事病毒学研究，为资深科学家。近来用中文创作，为业余网络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