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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兴起后，学校的领导被轰下台，总部安排我们班红卫兵占领“校长办公室”，掌管了学校的大印。我们白天都在这，甚至晚上有时也就在沙发上睡。当时学校的其他机构还没完全瘫痪，一些处、室的负责人有什么事都来找我。记得班里有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他们俩找我，不满意学校的阶级路线，说给他们生活补助太少，每月只有4元。（当时教育部有规定，对困难学生可以补助4至7元）我当时拿出一张便条就写给了学校的财务处，要求立即给予他俩每人补助7元，落款写的是我的名字。他们半信半疑地去了。不到半小时，只见他俩兴冲冲地回来告诉我，钱领到了！那是我第一次行使“权力”，也是第一次体会到红卫兵的力量。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提出了破“四旧”，并提出“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八.一八”林彪讲话中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之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出现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到地富反坏右家里抄家。
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具体什么是四旧，红卫兵也没有明确标准，反正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以“破四旧、立四新，肃清封资修流毒”为目标，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在全北京掀起了“砸烂旧世界”的高潮。
最初的破四旧主要是给一些带有“封资修”内容的街道、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比较典型的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我校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受命书写四种语言的反修标语和横幅，张贴用俄语书写的新路名。我还曾爬上苏联大使馆大铁栅栏门和电线杆上贴标语。
当时我校红卫兵破“四旧”的主要行动就是给属于“四旧”的店铺改名字。
我曾带着几个人上了前门大栅栏，见到认为是“四旧”的店铺名字就给它改了，将事先在学校写好名字贴上去。大栅栏著名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被我改成了“东方红”绸布店。记得当时我们把店里的经理叫出来，告诉他不许再使用旧名称。前门外大街有家小吃店是我改成“立新”店，文革后，我曾路过那，看到此店后来一直沿用此名，而瑞蚨祥则在不久后将我改的名字弃之不用了。
破“四旧”不只是“改名”，它还包括：砸霓虹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
我曾和一帮红卫兵骑着车在八一湖边转，发现一小伙子留着背头，穿瘦腿裤，这在当时的标准就是属于流氓，当然就是“四旧”，我们不由分说，上去就打，用剪子立马将裤子剪开，打得他跌进湖里。
如果说四旧，我们学校本身就够旧，学校的校址原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民国期间的建筑物，特别是校园里的那座图书馆，里面藏书万卷，中、外、古、今什么书都有，甚至还有解放前的报纸，有很多历史珍贵资料，然而破四旧居然没有伤及到它。
典雅的学校二门 洋式教学楼
不久，破四旧蔓延全国，并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行动，不知有多少珍贵字画、古董在火堆中消失。
我参加了几次抄家，和谁去的和具体地点已经记不得了，有一次在在珠市口附近，抄出来的东西扔在大街上满地都是。我们只将抄出来的所谓反动的、封资修的东西拿走，其他物品并不拿。记得在那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和大量人民币。我们把钱用报纸包好，估计有上万元，在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由一帮附近孩子带着送派出所，我跟着走了一半路，觉得派出所太远，就将那一大包钱让那帮孩子（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送派出所，我们就返回了。至于后来那包钱的下落，是否真的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又将如何处理，我们谁也没再想。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宽街一带，是个小院，主人是个小老头，家里古香古色，书香门第。抄什么不记得了，但打那老人印象极深。红卫兵让那老人跪在院子里，用武装带抽打他。武装带上的金属头将老人的头打破，鲜血顺着老人的头往下流，滴在地上。他不说话，也没求饶，就那么跪着，一动不动。大家说他顽固，有个红卫兵看见院子角落有个装有煤渣的簸箕，随手拿过来将煤渣倒在老人流着血的伤口上。我的心“咯噔”一下，收得紧紧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看不下去了，急急忙忙走了出去。
红卫兵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集中送到北京几个地方，比如体育馆、展览馆、清真寺这类地方。我曾去过好像是工人体育馆，记得看到从梅兰芳家抄来的东西，特别多，有一大堆，一个带有三脚架的高级照相机非常醒目。
红卫兵的做法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反而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好得很》，为红卫兵的行动推波助澜。社论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8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1966年的8、9月间，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遇了灭顶之灾，除被抄家、批斗、打杀外，很多家庭都被赶出了北京。文革后，看到统计，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一共85198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户。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提出了破“四旧”，并提出“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八.一八”林彪讲话中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之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出现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到地富反坏右家里抄家。
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具体什么是四旧，红卫兵也没有明确标准，反正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成为扫荡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以“破四旧、立四新，肃清封资修流毒”为目标，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在全北京掀起了“砸烂旧世界”的高潮。
最初的破四旧主要是给一些带有“封资修”内容的街道、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比较典型的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我校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受命书写四种语言的反修标语和横幅，张贴用俄语书写的新路名。我还曾爬上苏联大使馆大铁栅栏门和电线杆上贴标语。
当时我校红卫兵破“四旧”的主要行动就是给属于“四旧”的店铺改名字。
我曾带着几个人上了前门大栅栏，见到认为是“四旧”的店铺名字就给它改了，将事先在学校写好名字贴上去。大栅栏著名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被我改成了“东方红”绸布店。记得当时我们把店里的经理叫出来，告诉他不许再使用旧名称。前门外大街有家小吃店是我改成“立新”店，文革后，我曾路过那，看到此店后来一直沿用此名，而瑞蚨祥则在不久后将我改的名字弃之不用了。
破“四旧”不只是“改名”，它还包括：砸霓虹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
我曾和一帮红卫兵骑着车在八一湖边转，发现一小伙子留着背头，穿瘦腿裤，这在当时的标准就是属于流氓，当然就是“四旧”，我们不由分说，上去就打，用剪子立马将裤子剪开，打得他跌进湖里。
如果说四旧，我们学校本身就够旧，学校的校址原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民国期间的建筑物，特别是校园里的那座图书馆，里面藏书万卷，中、外、古、今什么书都有，甚至还有解放前的报纸，有很多历史珍贵资料，然而破四旧居然没有伤及到它。
典雅的学校二门 洋式教学楼
不久，破四旧蔓延全国，并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行动，不知有多少珍贵字画、古董在火堆中消失。
我参加了几次抄家，和谁去的和具体地点已经记不得了，有一次在在珠市口附近，抄出来的东西扔在大街上满地都是。我们只将抄出来的所谓反动的、封资修的东西拿走，其他物品并不拿。记得在那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和大量人民币。我们把钱用报纸包好，估计有上万元，在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由一帮附近孩子带着送派出所，我跟着走了一半路，觉得派出所太远，就将那一大包钱让那帮孩子（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送派出所，我们就返回了。至于后来那包钱的下落，是否真的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又将如何处理，我们谁也没再想。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宽街一带，是个小院，主人是个小老头，家里古香古色，书香门第。抄什么不记得了，但打那老人印象极深。红卫兵让那老人跪在院子里，用武装带抽打他。武装带上的金属头将老人的头打破，鲜血顺着老人的头往下流，滴在地上。他不说话，也没求饶，就那么跪着，一动不动。大家说他顽固，有个红卫兵看见院子角落有个装有煤渣的簸箕，随手拿过来将煤渣倒在老人流着血的伤口上。我的心“咯噔”一下，收得紧紧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看不下去了，急急忙忙走了出去。
红卫兵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集中送到北京几个地方，比如体育馆、展览馆、清真寺这类地方。我曾去过好像是工人体育馆，记得看到从梅兰芳家抄来的东西，特别多，有一大堆，一个带有三脚架的高级照相机非常醒目。
红卫兵的做法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反而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好得很》，为红卫兵的行动推波助澜。社论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8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1966年的8、9月间，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遇了灭顶之灾，除被抄家、批斗、打杀外，很多家庭都被赶出了北京。文革后，看到统计，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一共85198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