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一束

《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 > 第 1 章第16节

 此王力非彼王力

 　　叫王力的人真不少，其中有画家、演员、将军、科学家，就连防盗门的品牌也有叫王力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力字笔画少而念起来声音响亮。在众多的王力之中，有两个王力最为出名，一个是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是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趣的是，这两个王力原本都不叫王力，都是后来改名叫王力的。跟我交往颇多的是后者，光是他和他的夫人写给我的亲笔信就达45封之多。本文中写及的王力，便是指此王力。

　　关于王力，后来他委托我编辑并联系出版他的著作，他寄给我亲笔所写的《作者简介》，可以说是王力关于他自己的最权威的简介：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生于江苏淮安。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会员，发表过《晴天》等著作。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起，是在毛泽东、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的“秀才”，意识形态评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中共中央钓鱼台写作班子即思想库的主要成员。理论家、国际问题专家。“文革”前曾任中联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革”开始时，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决定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1月8日，任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1967年8月底作为替罪羊被打倒，宣布王力“请假检讨”，实际被隔离。1968年1月26日被送入秦城监狱，囚禁14年半，未被起诉，于1982年1月恢复自由。

　　王力是横跨“文革”前及“文革”初两个历史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都列席中共中央常委会和书记处会议的唯一的还活着的人。王力直接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决策的经过，并且直接听过毛泽东讲述中美关系、朝鲜战争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内幕，掌握着不少别人都不知道的第一手材料。

　　我是在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之后前去采访王力的。

　　1988年10月31日，我第二次采访关锋，我对他说起准备采访王力，于是关锋告诉我王力的电话号码以及住址。他还给王力打了电话，“介绍”我前往采访——其实，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就已经开好上海作家协会关于采访王力的介绍信。

　　我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这是他在1967年8月倒台后21年间首次接受采访。

　　多年来，王力是不接受采访的。由于他知道我，而且关锋也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叶永烈打算采访你”，这样，他破例接受了我的采访。

　　那天上午，我先是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那里，上午10时，我叩响王力家的房门。门紧闭着，从屋里溢出洪亮的流行歌曲声。我猜测是歌声淹没了敲门声，便使劲拍门。门终于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20来岁的保姆模样的女孩，她正一边开着录音机，一边在灶间忙碌。她告诉我，王力生病，由夫人陪同去医院了，过一会儿才能回家。

　　我只得在附近逛逛，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再度来到那幢楼前，正巧，一辆漂亮的小轿车戛然停住，从车上下来两位老人，那男的一头皓发如雪、似霜，瘦削，一身笔挺的棕色西装，领带结得整整齐齐，那女的细心地搀扶着他，看得出是他的夫人。

　　他，便是王力。

　　他们回家之后，我上楼。房门紧闭。这一回，录音机早关了，屋里传出说话声，也许是小保姆在向王力夫妇讲述我刚才来访。

　　我再度叩门，屋里的说话声顿时沉寂。门上的窥视孔由亮转暗，表明有人在透过窥视镜看我。我多次访问过类似王力经历、身份的人的家，都是这样小心翼翼地透过窥视镜观察来访者。我理解他们对于陌生来访者的提防心理。

　　大约看清了是我，门开了，门口站着王力夫人和小保姆。我递上上海作家协会的采访介绍信，王力夫人便客气地让我进屋。

　　王力正在重病之中，由他的夫人接待了我。她说，王力先生接受化疗，身体很差，遵医嘱不能接待来访，只是考虑到我从上海远道而来，才同意先作一次简短的采访。至于我原定的对他的一系列采访，只能等到他病情好转的时候再进行。

　　他的家明亮、宽敞，在客厅里我们交谈着。墙上，挂着三个篆字——“十屉斋”。原来，客厅里一个立柜有十个抽屉，由此而取名“十屉斋”。

　　“你看，我还不是像香港记者所描写的住得那么拥挤吧，我的子女都成家了，有一户子女住在我隔壁的一套房子里。”王力用一口浓重的苏北话，向我讲述说，海外关于他的多篇报道，他都看过。

　　他显得有点气力不足，讲话声音不大。他的夫人告诉我，今天他空腹去医院验血，还没吃过饭。

　　“我在1987年9月查出癌症，是贲门癌，动了手术，现正在治疗。最后这三个月，对于我来说，是‘性命交关’的时候，能不能战胜癌症，要看这三个月了!”

　　王力说这些话时，神情坦然：“无非是两种结果——一种是我战胜癌症，一种是癌症战胜我。我当然希望能够战胜癌症，所以，我现在除了做化疗之外，每天下午还做气功……”

　　“你的本名叫王力?”我请他从名字说起。

　　“王力是我的笔名，我的原名叫王光宾。”这时，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他面前，问他可不可以录音。

　　王力对着我的录音机说：“我历来不怕录音，录音比笔记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负责。”说罢这段插话，他言归正题，谈了起来。

　　他与中国共产党同龄——据他说，他生于“民国十年”，记得是阴历七月初八，换算成公历，亦即1922年8月11日。他出生在江苏淮安县崔堡镇(今属扬州地区宝应县)。

　　王力的父亲叫王宗沂。从王宗沂往上，王家五代都是秀才，但也仅仅是秀才，没有中过举，当过官，差不多都是教书糊口。王宗沂教过私塾，当过家乡的小学校长，20多岁时娶妻严氏。婚后不久，严氏病故，王宗沂一直鳏居。50岁那年，他到宝应县一户姓汪的地主家当家庭教师。汪老太太将家中的丫鬟许配与他。这丫鬟姓朱，年仅20岁。婚后，朱氏生一子。王宗沂半百得子，分外欢喜，取名王光宾，亦即今日之王力。

　　大抵由于生母出自丫鬟之故，王力过去从未说起这身世。他的妻子王平权似乎还是初次听到，她赶紧去拿笔记本作记录。王力告诉我，他后来曾打听过生母朱氏的身世，无所得。因为朱氏被卖到汪家，究竟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均不知道。

　　王力是长子，后来，朱氏又生一子一女。次子叫王光宵，现在盐城;女儿叫王光安，当年随第二野战军南下成都，从此一直在成都工作。

　　王力10岁(虚岁)，亦即1930年，父亲去世。十多年后，母亲去世。王力在淮安县城度过童年。

　　1935年11月，王力14岁，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他不足18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谷牧。

　　“当时，我在东北军668团做统战工作，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代理书记。”他说道，“在东北军里，我叫王光宾。后来，1940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毛主席决定不在友军中建立党组织，于是我们离开了东北军。离开后，为了工作方便，谷牧同志为我改了个名字，叫‘王犁’”。

　　“王犁”调往山东《大众日报》任记者、编辑、编辑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这时，他写起小说来，写了一本当时在解放区流传颇广的小说《晴天》。小说署笔名“王力”，取“王犁”的谐音，而“力”字笔画简单，写起来方便。

　　1945年，当他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时，干脆把笔名当作名字，从此大家都喊他“王力”。

　　“你当时知道有另一个王力吗?”我打趣地问道。

　　“不，不知道。那位语言学家王力，那时叫王了一。”此王力似乎对彼王力颇为熟悉，他笑道，“如果知道王了一也改名王力，我当时就不会改名王力了。两个王力，又都是笔杆子，多麻烦——弄得人家后来要分别称呼我们‘北京大学的王力’和‘中央文化大革命的王力。’”

　　解放后，王力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那位语言学家王力则是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来信写着“王力同志收”，人大、全国政协常常把信转错，把给他的信转到那个王力手中，这么一来，两个王力之间就有了来往。人大开会时，全国政协委员往往列席。有一次，两个王力在会场见面了，互致问候。

　　不过，有一次中国艺术团出访南美，团长楚图南，副团长王力，团员有刘淑芳、袁世海、张君秋、赵青、刘庆棠等，海外报纸在介绍副团长王力其人时，却赞扬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种种贡献，弄得此王力哭笑不得!

　　同名同姓有趣事，也有憾事：在王力出狱不久，曾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请他转告《人民日报》编辑部，注意加强校对工作，指出《人民日报》刊载的诗词的排印错误。《人民日报》在1982年4月24日二版，发表了王力的这封信，题为《“求木之长者”及其他》。

　　本来，这封信是王力在被打倒15年之后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亮相”。《人民日报》还为之加了编者按，称“王力同志”，照理会引起国内外注目。可惜，竟然几乎无人注意这一重要信息——因为那封信谈的是诗词错别字，读者们百分之百以为是语言学家王力写的!倘若知道此王力乃当年“中央文革”的王力，海外报纸会马上予以转载，当成一大新闻。可惜，这样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却因同名同姓而被人们忽略了……

　　198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所载王力的《“求木之长者”及其他》，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2年4月2日第四版载《防止和消灭报刊上的文字错误》，我作为一个读者，深深感到问题提得很重要。但就在这一天的第三版的评论员文章《喜看老同志书写新篇章》中，在引用魏徵的一句话中，又有一个明显的错字，原来是“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错成“救术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了。又，我记得1982年3月11日第五版林焕平《简谈茅盾晚年的诗词》一文中似有两个错字：一个是引用茅盾1974年冬写的《读〈临川集〉》中的诗句，有“万般阻力如山岳，公自夷然终个屈”。这个“个”字，当是“不”字之误。再一个是《西江月》中“泰岱兼容抔土”，然而是“泰岱兼容抔土”之误。这两个错字，不知是作者弄错了的，还是编校的错误，因至今未见更正，也顺便提一下。

　　王力

　　《人民日报》不仅发表了王力的来信，而且还为王力的信加了以下编者按语：

　　除了王力同志的这封信外，我们还收到了吴世昌、孟方平等同志的来信，有的指出评论员文章引魏徵话的错误，有的指出《简谈茅盾晚年的诗词》一文引《读〈临川集〉》和《西江月》中的错误。经我们核对，王力等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错误是由于我们的编校工作疏忽造成的。

　　本报评论员文章引的魏徵的话，出自《旧唐书·魏徵列传》，原文如下：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评论员文章错成‘速’字)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读了以上《人民日报》所载的王力文章及按语，谁都以为那王力是语言学家王力。

　　王力在“文革”之后首次在《人民日报》上亮相，而且《人民日报》在按语中称他为“王力同志”，都因同名同姓而“淹没”了。

　　不过，此王力与彼王力，后来终于有了点瓜葛：此王力的一位女儿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女儿的导师正乃彼王力的高足。

　　听见此王力笑谈彼王力，也真别具风趣。

　　……

　　那天，王力跟我谈了自己的经历之后，1988年11月13日他第一次给我写信。他的信，署名王平权，但是那瘦长而笔画僵硬的字，却明明是王力亲笔：

　　叶永烈同志：

　　王力同志说，认识你，交一个朋友，他很高兴，并认为你的工作精神很动人。那天，他正空腹抽血，身体欠佳，未能正式接待，你一定能谅解。明年春，他如身体允许的话，自当有机会交谈。文代会期间，上海的王若望和洪林(电影家)同北京的周保昌(出版家)和苏丹(外交家)四位老朋友一起来探望王力的病。上海的二位介绍了你的品格和工作，加深了我们的信赖。王力同志要我写一封信给你，并寄一份他向党中央领导人的一封建议信。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关于文物考古应开放的提法，正是王力建议的一个内容。十年来，王力同志的许多建议，都成了别人的，人们都不知道是王力提的。这次，王力同志愿意通过你，用访问王力时交给你这封信的形式公开发表(在上海或任何地方都可以)。因为这个问题政治色彩不浓，可以此为中心，别的话，暂时少说一点，以后机会还很多。请考虑酌定。谢谢。

　　祝

　　安祺!

　　王平权

　　(1988年)11月13日

　　我在1988年11月20日晚上，抽空完成了《文物属于世界——王力谈文物政策改革》这一短文，交给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

　　一个多月后——1988年底——我再访王力，下榻于离他家只一站地的宾馆，得以一次又一次地交谈，即便谈到夜深，郊区无车，我步行十多分钟亦可回到住处。他正身患癌症，医嘱不可接待来访，只是考虑到我是为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而对他进行录音采访，他还是支撑病体多次与我长谈。

　　他患贲门癌，贲门位于胃与食道之间，他与我谈话，不时打嗝。他告诉我，他所患贲门癌，属于腺癌，亦即具有腺体样结构的癌瘤。在癌症之中，腺癌是很危险的一种。腺癌又分低分化、中分化、高分化三种，以“低分化腺癌”最为严重，而他所患正是这种腺癌。

　　1987年9月初，66岁的他查出贲门癌，医生当即要他做切除手术。医生预言，手术的成功系数只有30%，而死亡的可能性为70%。

　　1987年9月22日，王力在上手术台之前，预立《王力遗嘱》：“我已确诊患贲门癌，定于国庆后手术……人从一出生开始，便同死亡作斗争。这种斗争，贯穿在生命全过程。一旦死亡来到，生命便结束了。于是，人便发生性质的变化，由人变化为非人，由有生命的人转化为无生命的灰烟……”

　　王力作出如下遗嘱：

　　“我的遗体提供医学解剖之用”;

　　“我的骨灰不必浪费一个骨灰盒，也不必撒到远处去浪费旅费，就便撒在我现在居住的小区的一棵松柏树下，以提供一点磷肥”;

　　“包括亲友在内，都不必向遗体告别，与其留下死尸的印象，不如留着以往活人的印象”;

　　“包括亲友在内，都不必举行任何悼念活动，亲属你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人民的事业，便是对死者最好的悼念”;

　　“除亲友外，其他人如无工作必要，一律不要到医院探视，以免浪费比黄金还宝贵的时间”。

　　1987年10月5日，王力上了手术台，做了大切除手术。他算是幸运的，居然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活了下来。

　　不过，他仍日见消瘦。其实，他并未真正挣脱癌症的威胁，一年之后(1988年10月12日)经查验，王力癌症已扩散，大夫决定对他进行化疗。我初次看望他时，他正处于化疗之中，身体确实十分虚弱，谈话过程中不时打嗝。

　　此后，我一次次去看望他，他有时正躺在床上“打点滴”(静脉滴注)，有时精神稍好一些。

　　王力把他未曾公开发表的大批文稿交给了我，授权我编辑《“文革”亲历记》，并代他联系出版。我安排了在上海出版简体字版，并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王力给我打过多次长途电话。1989年1月24日，王力给我来信，谈《“文革”亲历记》一书：

　　永烈同志：

　　1月21日来信收悉。就所提问题简复如下：

　　(一)同意目录的改动，改得好。

　　(二)同意标题的处理。我因病不能逐个斟酌了，可请编辑同志也提一点修改意见。

　　(三)同意删去苏共的那封信。

　　(四)同意删去致《文摘周报》的两封信。

　　(五)同意将致董边信中不宜公开发表的地方作删节。其他信中有类似的情况，也要删节。

　　(六)“××”年改为“19××年”，对。

　　(七)我有“文革”中照片，一张没有发过。

　　(八)不必要“王力年谱”了。

　　(九)同意“后记”由你来写。

　　(十)对当前国内国际问题12点看法，是1985年8月1日致邓小平的信。

　　(十一)前天去信，抽掉关于庄子问题的信，还可同编辑再考虑。

　　(十二)1月22日《光明日报》办的《文摘报》登了一篇纯属谣言的报道。平权已去信批驳，特选上一份供参考，不知上海或香港能否应用。

　　(十三)繁体字《“文革”亲历记》遵嘱写了，寄去。

　　我的病尚在紧张阶段，很多事只好劳驾了。谢谢。

　　祝

　　安祺!

　　杨蕙芬同志均此。

　　王力

　　(1989年)1月24日

　　然而，上海一家出版社原本已经决定出版由我编辑的王力《“文革”亲历记》，却突然取消。香港版因上海版不能印行，王力决定暂缓。尽管如此，王力仍不时给我来信，打电话。

　　1990年4月5日，王力给我来信，谈及去了山东：

　　永烈同志：

　　4月2日来信收到。祝贺你被聘为美传记所顾问并列入1989年《世界名人录》。

　　我的化疗已完成三个疗程，暂告结束。医生嘱我到外地跑几天，我就到了山东，在济南住了十多天，又到临沂市和莒南县看了一些战争时期的故地。那是我从十七八岁时到二十五六岁时期战斗的地方，包括我们老两口47年前结婚的那个村庄，还有我们寄养一个孩子(后死在那里)的村庄。随手写了沂蒙行四首，录奉如下：

　　一　重返临沂感怀

　　四十五年前，沂州记忆鲜。

　　义师歼敌伪，仁众扫顽奸。

　　北战关东地，南征江左天。

　　三千八百万，史册绘凌烟。

　　(注：临沂当时为山东及华东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二　重游莒南

　　重游十字路，再返沂蒙山。

　　男继支前队，女承识字班。

　　民心真善美，人品朴淳憨。

　　大地翻新貌，红旗不改颜。

　　(注：莒南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分局和115师领导机关所在地。)

　　三　访南高庄

　　将近金婚日，又来南高庄。

　　洞房无处觅，社址有人详。

　　传话繁星密，亲情大河长。

　　“嫂子将分娩，小弟赶驴忙。”

　　(注：本村农民李守金说起，他曾赶驴送我老伴去医院分娩的故事。)

　　四　过扁山兼悼亡儿路镇

　　亡儿名路镇，埋在扁山坞。

　　生是蒙山育，死依沭水居。

　　青山添碧翠，白骨化燐枯。

　　怜子多英杰，无情不丈夫。

　　供一粲。我回京后，再检查一次身体，然后决定是否要治疗和怎样治疗。身体允许的话，我想在5月到8月搞一点录音回忆，包括你所关心的十下莫斯科。这是老中青朋友们的共同愿望。这一段时间，报刊提到我的作品，我都没有看，没有理睬。春节前写了两封信，除直送个人，也都请中央转呈……《陈伯达传》，我想能先读到。

　　祝

　　撰安!

　　向尊夫人问好!

　　王力

　　1990年4月5日

　　看得出，王力的心境还不错。我在1990年4月23日致王力信中说：

　　4月5日大函敬悉，知您身体日渐康复，而且诗兴大发，可谓奇迹。因为您身患绝症，如此豁达，居然战胜了疾病，足见一个人的意志坚强是极为重要的。

　　1990年6月8日王力来信：

　　永烈同志：

　　6月2日来信收悉。前次的信和《马思聪传》早已收到。日前去河北省沧州地区看了一趟，那里是我在渤海区工作时的第一军分区。故地重游，那个林冲发配的地方，现在是石油化工城市了。回京后又是检查身体，未能及时复信。我们很想看到《尹宽传》。如有可能，我还想复制一份送给邓看看，因为他不仅关心王辩，也几次问及尹宽。尹宽还是1925年时期的山东省委书记，王翔千等是常委。请挂号寄给我们为感。

　　向蕙芬同志问好。另外，听说上海市的电话已改为全部程控，你的电话号码现在大概也变了，请顺便告知。

　　祝

　　撰安!

　　王力

　　1990年6月8日

　　1990年7月7日，王力收到我从郑超麟老先生处复印的《尹宽传》手稿，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郑超麟老人家所写的《尹宽传》，我和平权都已读完。书中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我想和人民出版社有关系的老人建议出版，但不知能否成功。其中关于在法国的活动和在山东和上海的活动，叙述了或订正了许多事实。对于“托派”的叙述也说明了全面的历史事实。对于王辩，现在连他们家人也都不清楚了，因为她绝口不谈这段历史。总理和康生都只说过几句话。关于王翔千，可转告郑老，他考过末科秀才并未考中，他是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德文班毕业生，毕业后在济南做中学的国文教员，和王尽美、邓恩铭一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组，张国焘在济南挑选一大代表时，他说他年纪大了(30多岁)，要他们两个年轻的参加吧!他是济南《劳动周报》和《晨钟报》的主编。尹宽任山东省委书记时，王翔千是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他对尹宽的态度，平权只是听周恩来说过一句：“那时你父亲对王辩说过，你要是同尹宽结婚，我就要退党。”我们并不知其详。感谢郑老能记下这些史料。见到郑老时，请代我们向他祝贺九十寿辰，并祝愿他活过期颐之寿。谢谢你，并向尊夫人问好!

　　敬祝

　　撰安!

　　王力

　　1990年7月7日

　　他的癌症曾一度复发，又进行化疗。1991年6月23日，王力给我写信：

　　永烈同志：

　　我因癌症复发进行治疗，久未通信，现已稍愈，特寄上我新写的一封信和打印件，供参考。另外，我的文稿早已荡然无存，偶然发现我在解放初期在上海对展望杂志的讲话纪录稿，也打印奉上(未加任何修改)。我想到，解放初期，我是在上海演讲最多的人之一。第一，是在广播电台;第二，是对工人，主要在统益纱厂、国棉一厂、虬江机器厂;第三，是对中小学教师;第四，是在复旦大学;第五，是对文艺界;第六，是宣教部门。

　　此外，还有在上海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希望你有暇时代为收集一下，不知复制有无困难?我因身体不支，恐无力完成回忆录的工作了。

　　向尊夫人问好!

　　祝

　　撰安!

　　王力

　　1991年6月23日

　　我即回复：

　　王老：

　　顷接6月23日函，知癌症复发，殊深轸念。

　　我上月赴安徽、四川、贵州三省采访，下月去江西瑞金及井冈山。在四川成都，我访问了张耀祠同志(原中办副主任);在贵州，访问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我的新长篇《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30万字，作为建党70周年献礼书，已在沪出版。另邮寄上一册，请教正(其中多处写及王翔千、黄秀珍)。

　　我想安排去京一次，看望您。您过去的著作，请您大致回忆一下发表年代、报刊名称，我可帮您查出。陈伯达的第一篇小说等文稿，都是我帮他查到并复印的。您已录音的回忆磁带，可交我整理。我仍认为，您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您的回忆是极为珍贵的。

　　新作《祝党七十荣寿》不知能否用毛笔题写赠我，以作永久纪念，并供日后制版用。代问夫人好!

　　祝

　　暑祺!

　　永烈上

　　1991年6月27日

　　王力在病中，为我用毛笔题诗，使我深受感动：

　　永烈同志：

　　遵嘱写了那一首诗，因身体不支，毛笔很久未用，已提不动笔了。此字上的“王力之印”，为邓力群所刻，“钓鱼台秀才”为梅行所刻，“饭寝居士”为齐白石所刻，“长春诗宫”为旧印为我所用。供一笑，请指正。冷西找到没有，他记的事情还清楚吗?你可以把我的那段录音记录告知他，趁他还健康，作为旁证来证实毛主席谈的这个大的轮廓。同样的，也可以寄给邓办和彭真办，要他们的秘书请老人们过目一下，因为1963年在武汉听主席讲遵义(会议)的活人，只剩下这几位了。

　　向尊夫人和全家问好!

　　谨祝

　　撰安!

　　王力

　　1991年7月16日

　　我收到之后，致感谢函：

　　王老：

　　16日大函敬悉。您在病中题诗赠我，非常感谢!已用照相机翻拍。

　　冷西同志因心脏病住入301医院，而我又行色匆匆(在京当时只一天时间了)，打了电话未能及时安排上见面。他的家属接了电话，说会代为询查。

　　我近日即出发前往江西井冈山、瑞金采访，约十天左右。待返沪后，可能还会去京一次(前几天在沪晤毛远新)。

　　匆复。问师母好!

　　祝

　　康健!

　　永烈上

　　1991年7月25日

　　1991年夏日，我去北京看望他时，据云癌症已治愈，可谓死里逃生，在家中，他还庆贺了自己的70岁生日以及金婚之禧。

　　1992年3月4日，王力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送上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探索改革新思路》。我送给了小平同志、泽民同志和党中央参阅。理论界的朋友们认为，此文现在公开发表，很有用处。我同意，主张：

　　第一，要发表，就在上海或者深圳，因为这两地已经试行股份制。上海，我只愿意在《解放日报》或《文汇报》上发表。

　　第二，署名用王光宾，不用王力。但要告知编辑部这是王力原来写给小平等同志参阅的文章。用不着请示(关锋同志已用古棣的笔名，出版了三部著作)。

　　第三，对本文如有重大原则性修改需经本人同意。

　　这件事，我就拜托永烈同志负责办理了。谢谢。

　　陈沂同志夫妇来京时看望了我，他们也对此文有好评。

　　祝你和杨蕙芬同志

　　新春安祺!

　　附：一、1992年2月20日致中央的信。

　　二、1992年3月3日致邓榕的信。

　　王力

　　1992年3月4日

　　1992年10月4日，我致函王力：

　　王老：

　　在京匆匆数日，忙于会议，未及看您。知您癌症又发，望多多珍重。

　　寄上两份剪报，供您参考。

　　8日，我即飞往成都，出席第五届全国书市，然后赴重庆。估计下月会去京一趟，再去看您。

　　问王师母好!

　　祝

　　康健

　　永烈上

　　1992年10月4日

　　1992年11月，我飞往北京时给他打电话，他的夫人便很高兴告诉我，王力正在南京，准备回老家。

　　王力在病中写了不少诗词。据他说，最初，在秦城监狱，闲着无事，开始对诗词发生兴趣。后来，他选了180首，编成《王力诗词》。

　　1993年2月24日王力给我来信并寄《王力诗词》打印本委托我联系出版：

　　永烈同志：

　　寄去《王力诗词》定稿打印本和磁盘，烦请联系出版社出版。王年一来信并面嘱，版权著作权等需要讲明。他认为宜先订国内简体字版合同，海外版繁体字版外文版合同另订。经济方面也不可持清高态度，利益应依据惯例分配，不应让出版者独占。在这方面永烈是更加熟悉的，我完全信任，请接受我的全权委托。我虽然至今只拿生活费，入不敷出，但还是以能尽快出书作为主要考虑的角度，在经济上请适当争一争就可以了。

　　《王力温故鉴新录》如紧接着出版，我希望出版社派一位责任编辑来京待两三天，从公开出书角度，同我和平权共同磨一遍，并作技术上的处理。因为我毕竟早已是桃花源中人了。先寄目录一份，供参考。

　　《王力“文革”回忆录》暂不出版。如公开出版，要做很大的修改、删节和补充，还要看前两本书的反映和时机。

　　至于王力一生亲历的重大事件的回顾，只能想到一点谈一点了。我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作为系统工程来进行了。

　　衷心感谢你的帮助。向杨蕙芬夫人问好。

　　谨祝

　　撰安!

　　王力

　　1993年2月24日

　　1993年4月，我和妻去北京时，曾一起去看望王力。那天，他戴了顶白帽子，看上去像回民，据云医生关照戴这种白帽子有利于康复。由于身体康复，王力居然能够离京回苏北老家看望。

　　我曾对王力说：“你一生有两件大事，一定要写下回忆录。一是十下莫斯科，参与中苏论战;二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参与‘文化大革命’。”他表示赞同。

　　1993年4月23日，王力给我写信：

　　永烈、蕙芬：

　　我们在北京愉快的会面是难忘的。

　　我已同北京的外文出版社签了合同。这本书约40万字，他们争取快出。请帮助：

　　第一，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包销者。永烈的书，通过什么包销网，请代为联系，由他们直接同外文出版社联系。

　　第二，繁体字境外版权没有给他们，我可同时或稍后与台、港签合同。请永烈代为介绍，请他们直接同我联系。

　　此外，前说的“7·20”当时的报上原件复印一份给我。诸多麻烦，特此致谢。

　　谨祝

　　安祺!

　　王力

　　1993年4月23日

　　1995年9月中旬，一个瘦长的老头儿出现在上海。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戴一顶如今很少见到的黑色礼帽，那帽子上有一圈白色带子，据告，这是他1956年出访南美时的“出国装”。他足蹬一双白色旅游鞋，倒是新买的。他拄一根轻盈的铝合金手杖，是道地的美国货，是他的亲友送的。不过，他走路步履轻捷，其实用不着这根手杖，所以他自称这手杖是“道具”。此人便是王力。他感叹地告诉我，已经整整42年没有来上海了——当然，当中不包括他当年作为中央大员匆匆路过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他说，他在1949年从山东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他在上海工作了四个年头，于1953年冬奉命前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从此离开了上海。

　　9月16日中午，我们是在一位既是他的老朋友、又是我的老朋友家中见面的。那天约好一起吃中饭，他姗姗来迟，原本说是11时半来，却直至12时才来。这是因为他上午去康平路了，那儿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他跟老朋友一谈起来就没个完，忘了时间。一到这家，他又是不停地高谈阔论。看得出，他跟患贲门癌时已是今非昔比了。他的胃口也不错，居然还有一番新的理论：“不要怕吃肥肉，不要怕吃蛋黄。一天吃五六个鸡蛋，一定能长寿!”

　　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不久，王力病了。

　　1996年2月4日，出差北京的我，由于忙，未能去看望王力，只能与他通电话。

　　我随手作了电话记录。王力在电话中告诉我，最近身体不怎么好，作了胃镜检查，幽门处出现很大的红肿块，糜烂。这里原本是癌灶，一开始就是这里长癌，经过治疗，已经去除，现在又长癌了。但是经过化验，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原来判断是癌，经过化验，证明那很大的红肿块，不是癌，是溃疡。”现在，他遵照医生的嘱咐，休养，治疗。即便是癌，也不怕，切掉就行了。他在认真休息，认真吃药，期望迟早恢复健康。

　　我问起回忆录写得怎么样，王力回答说，由于最近身体不好，回忆录的写作暂时放了一下，毕竟身体第一。

　　就在1996年2月4日，王力从北京给我来信，澄清关于他已经去世的传闻：

　　永烈同志：

　　接到你今日(2月4日)在北京的电话，我猜你是否有事?稍后又有友人来问询，说他看到台湾《联合报》上新闻，说“王力死了”。我想你可能也是为了探询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因此我立即打电话，准备请尊夫人转告。哪知是录音电话，我的话未说完，即中断了。

　　我知道，《联合报》是弄错了。的确山东有另一个王力于近日去世，“王力同志治丧办公室”发了一个讣告，我也收到了。这位王力是我54年前老战友。他也是115师的干部。在三反五反时被打成大老虎，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正在准备枪毙，有指示“刀下留人”，一核查，不属实。他也被冤枉，坐过牢，家破人亡过。

　　在开辟胜利油田中，在创办齐鲁石化总公司中，这位王力立过大功。

　　他同我友情甚浓。去年在山东，大夫不许他来看我。后来我要去看他，已经不许他下床了，他的肺癌细胞已经侵入脑部。他热望得到我的字和诗。几乎天天祷念着“王力同志的诗来了没有?”

　　我的赠诗是揣在他的怀里死去的。他的经历在讣告中容易被误认为我。王力很多，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人最多，其实我是江苏淮安人。人们称呼这位王力，都叫“大个子王力”。谨此告知，并请把这个故事公布，《联合报》就不必更正了。

　　王力

　　(1996年)2月4日

　　然而，癌症又朝王力扑来。1996年10月21日，王力病故于北京肿瘤医院。当天，王力亲属打电话告知这一消息，我马上把电讯发往香港，翌日刊登于香港《明报》。

　　王力在病故前几天还与我通了电话，只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死神正向他逼近。

　　在王力病逝之后，1997年4月18日我在北京看望了王力夫人。一见面，我就发现她明显的衰老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王力一死，我起码老了五年!”家中放着王力遗像，但是，王力遗像与众不同：按照中国的习惯，遗像围着黑框。然而，王力的遗像却装在红镜框里!据说，这是王力生前的嘱咐。

　　坐在王力遗像前，王力夫人向笔者详述了王力病逝的过程。

　　她说，王力1995年底从上海回来之后，发现黄疸。不过，精神还不错，胃口也不错。起初，医生以为他在旅行中传染上肝炎，嘱休息，服中药。又做了“B超”，发现胆管堵塞。于是，大夫以为，王力黄疸不是肝炎引起的，而是胆管堵塞所造成。这样，给王力动了手术，把胆管直接跟小肠相连，让胆汁直接到小肠里去。手术之后，黄疸消失了。王力出院了，以为从此又过了一关。

　　不料，出院后，他住到通县，又想写点东西。这时候，他开始呕吐。他的胃口变差，最初还能吃点饭，只是饭量很小。后来，吃不下饭，改为吃麦片、蛋羹以及小包子之类。他每天吃中药，服两回冲剂，三回汤剂。然而，仍时常呕吐。一天夜里，王力又呕吐，吐出许多发黑的东西。

　　翌日，他赶紧从通县回到北京，前往位于北京厂桥的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经过再做“B超”，开始注意起胰头不正常。有的大夫怀疑胰头发炎，也有的大夫认为胰头光滑，没有问题。最后，在病历上写“不完全肠梗阻”。

　　由于王力曾患贲门癌，担心癌症复发，于是又去肿瘤医院用“B超”检查，又做“钡餐”。大夫说可能是“胰头癌”。于是，王力住进肿瘤医院。大夫给王力打干扰素，反应很大，感觉不好，不打了。又换抗癌素，同样很不舒服，也没有打。改服中药抗癌冲剂——“抗癌一号”“抗癌二号”。有人说吃鲨鱼软骨、螃蟹壳可以抗癌，王力不相信，医生也说没有科学依据。

　　也有人说“洪景天”不错，某人患癌症，就是吃“洪景天”没死。然而，没几天，那人也死了。在肿瘤医院住了一阵子，王力要求回家。回家之后，王力的胃口越来越差，只能喝点牛奶。他不断地呕吐，一吐就是一纸篓，有时吐的东西带黑色。

　　王力不断消瘦，体力也越来越差。他坐在沙发上已经无法自己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也要有人扶。夫人、子女照料着他，他的妹妹也从四川赶来照料他。

　　王力已经余日不多。然而，他却“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自己能够战胜癌症——因为他在患贲门癌的时候，连遗嘱都写好了，却不仅没有死，而且居然东奔西跑，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不过，这一回，不是他战胜癌症，而是癌症征服了他。

　　他瘦得皮包骨头，头发成把成把地掉，全身表皮变得鱼鳞一般，成片成片掉下来。他成天咳嗽，夜里也不停歇。一天，在上厕所时，一进门便倒下。夫人扶着他躺到床上，他脉搏不正常，嘴唇发白。夫人连忙给肿瘤医院大夫打电话，医院派出急救车，接王力住院。经过输氧、打点滴，王力缓过一口气。护士给王力抽血，进行化验，居然在手臂上抽不出血，只能从脚上抽——他已经太瘦了。

　　他痰很多，堵塞了气管，大夫决定切开他的气管。王力戴上氧气面罩，处于垂危状态。当天夜里，王力停止了呼吸。终年七十有五。

　　王力去世之后，我整理与他的多次谈话，写出了50万字的专著《王力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