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末任秘书的坎坷人生

洞庭湖北隅，是一片良田沃土，在这里，坐落着一个大型国营农场——湖南益阳大通湖农场。

60多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这里，在此处扎根，种田、畜牧、打渔，他们自给自足，生活平静。

从湖南汉寿来的余家是迁入农场的其中一户人家。1968年，余家的三儿子余刚在此出生。

1987年，19岁的余刚考上北京的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成为农场所有人的骄傲。

又过了一些年，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工作的余刚成为一位中央领导的秘书，此后一路相随。

整整27年后，余刚46岁的时候，他出现在中央纪委的通报名单里。

2014年7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一则通报打破了农场的宁静：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报称，经查，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余刚的三叔余则运听说了这个消息，显得十分痛苦，十多年前，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如今，侄子也深陷囹圄。

余刚的二叔的女儿、堂姐余辉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却是“高兴”。

她告诉澎湃新闻，自从去年12月听说余刚被调查以来，她一直担心再也无法听到弟弟的消息。

军人家的孩子

大通湖农场成立于1951年。

当年4月，大通湖特区人民政府成立，与蓄洪垦殖管理处合署办公。1952年1月，大通湖农场升格，与特区政府、管理处形成政、事、企三位一体的联合组织，直属湖北省政府领导。

其后，大通湖农场沿革不断，归属调整频繁。

2000年10月，在原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红四个国营农场和南湾湖军垦农场及大通湖渔场的基础上，撤场建镇设区，大通湖区由此成立，由湖南省益阳市直管。

大通湖农场建成后，首批迁居来此的是一批退伍军人家庭。余刚家就是其中之一。

余刚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个威严的老军人，性子火爆，对儿女十分严厉。余辉笑称自己的大伯甚至有“军阀作风”，对孩子就是“打呀”，就连最老实的余刚，也没少挨父亲的打。

退伍后，余刚的父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农民”。早些年，余刚父亲的工作是赶马车，驮运猪饲料，随着农场生产技术提高，马车逐渐被淘汰，余刚一家人便被调到大通湖农场四分场的畜牧队喂猪。

当年，大通湖农场有5个分场，每个场里有畜牧队、副业队、机耕队等不同的分队，余家在当时属于四分场五分队。

余刚一家六口人，除父母之外，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这一家人要养一百多头猪，尽管父母勤俭持家，家里条件依旧很贫困。家里还要供四个儿女读书，压力更大。

余辉向澎湃新闻回忆道，要养活四个儿女，光靠养猪还不够，需要自己种些粮食。见这一家人忙不过来。余刚的叔叔婶婶们便喊上自家的邻居、厂里的同事，专门去余家帮忙插秧。大家还会带上买好的菜，给余家送去。

在邻居的眼里，余刚的母亲是个贤惠、温和、好客的人。

一位柴姓村民也向澎湃新闻回忆，当年，大家在田头劳作、喂猪，累了，就在余刚家门前休息，余刚母亲会烧茶，为乡亲们解暑。聚在一起唠嗑喝茶，也是当时大家工作期间的一件乐事。

余刚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之后，余刚的母亲依旧很低调。“他妈妈从不向外界说什么，也不炫耀自己的儿子。”余辉告诉澎湃新闻。每当邻居们称赞余刚母亲有个优秀的儿子，她总是回答：“是党教育得好，我就是生了他。”

在余辉看来，余刚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对父母，对叔叔婶婶都很孝顺，深得长辈们的喜欢。

从小看着余刚长大的邻居张汉东回忆着当时的少年：“余刚年轻的时候，长相很幼稚，像小孩儿一样，呆呆的，总是笑眯眯，见到长辈就会问好，讨人喜欢。他长得像他爸爸，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非人大不上

在张汉东的印象里，余刚从小勤奋念书，成绩优秀，“他从不问家里要什么，只要能够有书念，就够了。”而这也是大家对余刚最深刻的印象。

余辉告诉澎湃新闻，余刚不爱干农活。因皮肤敏感，余刚在田里接触到草，身上便会起疙瘩，痒得难受，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不干活的理由。

余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周末时没课，父亲喊余刚下田、进猪圈干活，“他下田没多久，就跑回家里，抱着书读，”余辉回忆说。

余刚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农场附近的小学念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升上大通湖区第一中学。

大通湖区第一中学的前身是大通湖农场第一所职工子弟学校。1958年，农场总场决定给这所小学办初中，之后于1962年，学校分成小学和中学两大块，而当年一批正在农场劳动的“右派”人员被选到该校任教，这大大充实了学校的师资力量。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是大通湖区一中的辉煌时期，该校有不少学生考入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读书。如今，由于师资待遇跟不上，教师们纷纷离开学校，这所中学的光环渐渐暗淡下去。

1984年，余刚进入一中就读。在高中的三年里，余刚读书的狠劲儿更大了。

一位在高一与余刚同班的同学对澎湃新闻说，学校一般在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同学们都准时收拾书包回家睡觉。深夜的教室里只剩下余刚一个人。他点着蜡烛，在灰暗的烛光下继续学习，直到深夜12点才回宿舍睡觉。

这一年，余刚也因学习成绩优异，性格颇受同学欢迎，连续多次被同学们和老师选为班长。

在同学的眼中，余刚不是个有架子的班长，反而低调、脾气好，看到同学调皮捣蛋，他会站出来和气地“批评”道：“你不要闹了！”。

高二文理分班时，余刚选择了文科。曾在余刚高二时教过他的老师李成英向澎湃新闻回忆，分班后，余刚也几乎次次拿下考试第一名。

时隔近30年，李成英已经退休。在他的心中，余刚是个听话的孩子，各方面都很优秀，性格内向，不大和人交往，待人也很和气，低调，从不张扬自己的成绩。

当年的大通湖一中副校长陈守凡教过余刚高三的语文课程。在他印象中，当年的余刚是个勤奋好学、很有定力、很刻苦、有志向的典型好学生。

当时的一件小事深深刻在陈守凡的脑海里。一次，教室外有舞队敲锣打鼓，十分热闹，同学们都跑出教室看表演，唯有余刚一个人旁若无人地继续学习。“他学习他的，外面敲锣打鼓，他不去。”陈守凡回忆道。

在高三时，余刚喊出了“豪言壮语”：“我非人大不去！”“我复读我也要考人大！”1987年，高考成绩公布，余刚成为学校里的状元，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这个结果，也在老师同学们的意料之中。

余刚考上人大后，当时的教导主任要余刚对着录音机，录下自己学习的经验和自己的志向，之后的学弟、学妹们即使无法“目染”学长的风采，也要让他们“耳濡”一番。

国务院小余

1987年到1991年，这是余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四年。

这年9月，人大法学院招了两个班的本科新生，一个是经济法专业，一个是法学专业，余刚，就是法学班上的一员。

“他那时也算是系里的才子了，好像还听说是他们当地的高考状元……”提起余刚，一位来自人大87级经济法专业的校友这样向澎湃新闻描述。

据他透露，大学前两年，两个班经常一起上公共课，住宿也是一幢楼的楼上楼下，大家自然比较熟络。在高分考生云集的人大，余刚不是班干部，也不算很张扬，反倒是能给人留下一种“湖南人就是很聪明”的印象。

大学毕业后，余刚和他的大学同学，尤其是留在北京的，也时常小聚。“他似乎还是个热心肠。”这位校友向澎湃新闻表示，曾经也有同学找余刚帮忙，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出手相助。

据李成英回忆，1991年从人民大学毕业之后，余刚面临两个工作分配的选择，一个是去铁道部下面的法律机构，另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局。

国务院法制局于1986年成立，由原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和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合并，属于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全面负责国务院的法制行政工作。

李成英很关心余刚毕业后的去向。他告诉澎湃新闻，“当时，余刚的第一志愿是铁道部，我提出自己的建议：去铁道部的下属机构，对将来的发展不及去国务院这类中央机关作用大。”

最后，余刚听从了李成英的建议，选择了国务院法制局。

工作不久的余刚还是会和老师们聊起工作的事情。余刚曾告诉李成英，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期间，他经常跟着领导去各地视察。

有一次，时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还委托余刚代表他去云南开会，要他“只听不表态”，回来再向局长汇报工作。

在老师们看来，这也代表了领导对他的信任。

陈守凡也向澎湃新闻回忆起余刚当年亲口讲的一个小故事。当年，余刚曾出差到河南郑州，河南省委一个领导在郑州请他吃了饭。在吃饭的时候，领导还给余刚劝酒：“小余啊，喝酒啊！”不过，那时才工作不久的余刚还不会喝酒。

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了几年后，余刚调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分工，秘书三局主要负责办理教科文卫、政法民政等社会事业的文电、会务、督查，以及联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

2001至2002年间，余刚也曾在广东江门下辖县级市鹤山市挂职副市长。之后，余刚回到中央。

据余刚多位亲友回忆，大约从2005年起，他开始担任一位已退休的中央领导秘书，直到被调查。

十八大之后，与余刚一样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人还有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四川省委原常委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和已经失去联系的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

这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均担任过上述已退休中央领导不同时期的秘书，因而也被媒体称为“秘书五人组”。

细伢子变了

1998年的一天，陈守凡去北京，余刚请他在国务院门外的一个湘菜馆吃饭聊天。那时候，陈守凡也觉得余刚还是那个“细伢子（小孩子）”，如当年勤奋刻苦的学生一般没有变化。

但9年后，李成英却有了和陈守凡不一样的感觉——那个曾经懂礼貌、尊重长辈的好学生已经变了。

2007年，余刚已是已退休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一年，李成英去北京旅游，心里还记挂着经的学生，问到余刚的号码就给他打了过去。

电话那头，余刚对李成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李成英理解余刚的惊讶，“毕竟他的身份特殊，一般人没法获得他的联系方式”，但同时，这句话也伤了他的心。

李成英听说，镇上一位科级干部曾去北京拜访余刚，余热情地接待了他，自己是余曾经的老师，却只换来了这么个问句。

“算了，打了这个电话我就把你电话销了。” 李成英有些生气。电话那头，余刚没有任何回答，两人便挂了电话。

李成英不忍心删掉余刚的电话。

李成英告诉澎湃新闻，在北京的7天里，他一直在等着余刚打来，想着自己的学生会来跟自己解释原因。但直到李成英离开北京，余刚都没有任何表示。

临走前，李成英给余刚发了条短信：“我来北京一趟也不容易，今后我们还要见面也很难了……”余刚依旧任何没有回复。

李成英告诉澎湃新闻，这趟北京之行，让他的心凉了。20年前，他把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优秀学生介绍给人民大学的朋友。20年后，余刚连他的短信也不回复。

“我感觉到，余刚已经变了。” 李成英说。从此之后，李成英与余刚再也没有联系。

同在2007年，余辉想找余刚帮个忙，也遭到了拒绝。

余辉告诉澎湃新闻，2007年，余辉的外甥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想去北京念大学，为了帮外甥，余辉去了趟北京。

余辉打电话给余刚，想约堂弟出来吃个饭。电话那头，余刚说没时间见面。当时余辉觉着堂弟连自己也不愿意见，挂上电话后就哭了。

余辉决定第二天就回家。

在回去前，余刚给堂姐回过来了电话，他说：“大姐你来了很不容易，我抽个时间陪你吃顿饭。”吃饭时，余辉提到帮外甥的事情，余刚立即拒绝，说“不可能”。

回家之后，余辉选择理解弟弟，“他在外面不容易，我们家里人不能影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