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安部长王芳忆六四：我将成为历史罪人

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中共建国后，杭州是毛泽东主席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任，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经手侦破“18号案件”——揭发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不可告人的丑史，被江青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七年之久；经毛泽东亲自批示，王芳这才获得自由。“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87年重履公安，担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中，王芳坐镇公安部，是镇压学生的实际执行者之一。他在其个人回忆录谈到这段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时，曾说“回顾我一生的政治生涯，每当遇到重大政治运动和风波，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形势多么复杂，我始终抱定一条原则，就是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如果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果是错误的，我将成为历史罪人”。本文选自《王芳回忆录》，作者王芳。

《王芳回忆录》封面

预料可能要出事

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在1989年，但种种先兆在1988年已显露。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多少年来，西方和境外的一些势力，一直把社会主义中国列为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兴风作浪，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7年冬在北京、上海、合肥、南京等地高等院校发生的学潮，虽然很快平息，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学生包括一部分教师的思想相当活跃，在校内外以研讨为名集会发表演说，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校内的秩序也比较混乱，打架斗殴事件层出不穷，南京河海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非洲学生，为一些生活小事，殴打教职员工、扣留校方人质，呼喊过激错误口号，罢课闹事；高校周围的治安秩序也不好，一些流氓滋事生非，与学生发生冲突，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等等。

综观形势，我们已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出一些乱子。

1989年2月15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面临的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这些不安定因素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容易一触即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我要求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和切实掌握社会动态，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情况，要察之事发之前。

4月1日，我接受《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记者采访，也谈了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当然，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和首都的反革命暴乱。

4月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密切掌握社会动态严防有人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近来一些地方发现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非法组织成员、帮派残余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蛊惑群众，煽动闹事，企图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抓紧做好情报信息工作，讲究斗争策略，制订和完善处置各种事件的预案，加强值班报告和备勤制度等项工作。

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当晚，中共中央发表讣告。

4月16日，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自己的哀思。这时，部分高校的学生相继贴出一些挽联、标语、大小字报，其中夹杂着极少数人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闹事的内容。北京、上海等地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腐败”、“反对专制独裁”等口号。

当日，公安部注意到这一不寻常的动向，立即发出《关于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若干问题处置原则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严密掌握社会动向，妥善地做好工作，严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制造事端。

从4月18日开始，一些高校学生借悼念之名，进行的非法活动转向政治动乱。北京有数千名学生到天安门非法游行，有些人发表煽动性演讲，并到人民大会堂前和中南海新华门静坐、请愿，少数学生还多次冲击新华门闹事。一些高校相继宣布成立非法学生组织。上海、西安、武汉、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到省、市人民政府门前游行示威，有些人还冲击省、市人民政府。一些大小字报、标语、传单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高校甚至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

有些人借公安干警、武警战士驱散冲击新华门的学生一事大肆造谣，声称发生了所谓“新华门血案”，煽动学生罢课抗议。天津、武汉等地少数学生开始到北京串联，扩大事态。而海外敌对势力电台则连篇累牍，造谣煽动。

我们发现，一些人的活动，竟直接听命于海外电台。公安部先后发出《关于预防高校学生互相串联借悼念之名煽动闹事的通知》、《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果断措施整顿中南海新华门前秩序的情况通报》、《关于部分高校学生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的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密切注意本地的社会动态，针对发生的问题及时采取对策，对学生闹事必要时可参照北京市的做法处理。

从这时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就更注意他们的案头，陆续收到公安部发出的情况通报之类的重要参阅文件，他们也借助这些文件，联系当地情况，处理各种问题。情况紧急时，有的省里的负责同志就直接与我通话，沟通情况和切磋处事办法。在这非常时期，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为了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公安部于4月18日至21日紧急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负责人和部分武警总队参谋长、省会市公安局长等。我和副部长俞雷在会上讲了话，进一步严明职责和纪律，要求为党分忧，为民解困。我强调在关键或危难时刻，我们公安机关一定要听命于党，做到一声令下，拉得出，用得上。

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2日当晚，西安、长沙发生骚乱事件。西安几所高校的部分学生和一些社会青年冲击陕西省人民政府，一些暴徒推倒围墙，冲入省检察院、省法院，疯狂进行打砸抢烧。150多名值勤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被打伤，12辆机动车和20余间房屋被烧毁。在长沙，两所大学的部分学生冲击湖南省人民政府，并上街游行，造成交通堵塞，一些暴徒趁机在五一广场打砸交通岗楼和汽车，并洗劫了附近的20余家商店。

4月23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少数犯罪分子借机进行打砸抢烧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西安、长沙发生的情况引以高度重视，对聚众闹事、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决依法处理。公安部还派出工作组赴西安了解情况，并协助处理骚乱事件。

北京少数高校学生于4月23日，成立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

4月24日，北京40所高校近6万名学生罢课。一些人到市内交通要道、繁华地段演讲、募捐，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恣意造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人还在高校贴出大字报，妄图煽动工人、农民起来推翻政府。

事态越来越严重。处于第一线的公安干警受到严峻的考验。

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于4月26日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宣布该会的成立，并公开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煽动学生反对党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定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公然抵制北京市公安局于4月26日发布的关于游行示威和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两则《通告》，继续组织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市区和天安门非法游行，中断交通，煽动罢课。

紧接着，2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通知》。通知指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高校学生竭力制造事端，扩大事态，局势发展严峻。

4月28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的头头吾尔开希、王丹等人开会，决定将非法组织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策划继续进行对抗活动。

4月29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国务院和各部委、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分别出面和学生对话、座谈，做宣传教育工作，指出有人幕后策划煽动、挑起社会动乱，号召复课。

5月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五四”期间高校学生游行的处置原则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劝阻非法游行，防止打砸抢烧犯罪活动，清除反动标语和大小字报。

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在北京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赵紫阳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发表了同中央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在已经出现政治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是4月23日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其间，他都是同意中央的决策的。4月30日返回后，情况不同了，赵紫阳态度改变了。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放肆，煽动组织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和请愿。已经复课的广大学生重新卷入学潮。新闻舆论出现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

北京和各大中城市游行示威的人数越来越多，罢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首都新闻界数百人也上街游行声援。社会上谣言四起，有的十分离奇。动乱策划者通过非法组织头头提出要求：公开纠正《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错误，承认“高自联”等为合法组织，立即给《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复职等。一些人秘密串联，参加“民主沙龙”等活动，发表煽动性演讲，竭力扩大事态。动乱策划者陆续拼凑“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也组织人上街游行示威。

面对严重的形势，5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当前形势和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4月中旬以来，全国近30个大中城市先后发生了高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绝大多数学生主要是出于对一些腐败现象和党政工作中的失误不满而参加游行的，但确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幕后活动，企图借机制造混乱，以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还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混水摸鱼，趁机搞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各种矛盾交织一起，情况十分复杂。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根据当地当时情况，抓紧做好各项工作，控制事态发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地处理好这次事件。通知就加强对游行的管理工作和做好安全警卫工作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组织几百名学生先后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其实现政治阴谋的“筹码”。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很大震动，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来声援的人从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

“高自联”头头成立了“绝食请愿指挥部”，拒绝一些领导同志的劝说，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坚持无理要求，扩大影响。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和散发传单，进行煽动。

一些外地和香港的学生也赶来参加游行。部分静坐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设置封锁线，阻塞交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英雄所见略同”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当时我们不了解，但公安部党组同志5月17日开会，星夜赶写了《关于尽快平息动乱几点建议的报告》。报告综述了动乱发展的严重态势，建议中央、国务院迅即召开中央、国务院、军委各部门、首都新闻单位、各高等院校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紧急会议，统一对这场动乱的性质及严重危害性的认识，并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特别要重申党纪、政纪、军纪、警纪，做好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在此基础上，采取果断措施，在北京实行局部戒严，制止动乱。

我将报告直接送交李鹏总理，总理看后说：“英雄所见略同。”并给我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的决策。

当晚，公安部发出《关于当前形势及坚决制止社会动乱的通知》。通知指出，动乱不断升级，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与工作秩序，导致人们思想上严重混乱，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全体干警、指战员要坚定信念，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严格组织纪律，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将要采取的果断措施，妥善处理这次动乱，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通知还对各级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制止动乱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紧急呼吁：希望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希望广大同学和各界群众立即停止游行活动，再也不要对绝食活动进行所谓“声援”了。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接着讲话。他说，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16款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发布告市民书。

5月20日，公安部发出《关于采取果断措施控制各地学生串联活动的紧急通知》，21日，又发出《关于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以来的情况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立即报告党委、政府，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妥善做好平息动乱的工作，采取果断措施，严禁各地学生之间通过电话互相串联，严禁学生乘火车外出串联，对于无票强行乘车、阻断铁路交通的，要坚决劝阻或强行带离，以确保铁路运输畅通。

21日当天，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就公安机关执行国务院戒严令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明确指出，公安机关要坚决执行国务院的命令，尽快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并批驳了所谓“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准备配合解放军镇压学生”的谣言。

5月22日，公安部召开直属机关部分局级以上干部会议，通报当前情况，统一思想认识。我在会上讲话。我明确指出，青年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想反腐败，推进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但很快就被极少数人掌握了。在青年学生背后插手的有“四人帮”残余势力，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骨干人员以及境外敌对势力。他们在北京有不少指挥部，采取的手法：一是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三是千方百计企图引导我们制造流血事件。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动乱，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当前工作，我说，中央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决不是要搞大镇压。我们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流血。制止动乱的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当。大家都要多方面地扎扎实实地做工作。我强调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团结和谅解，我们要积极支持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

我还宣布了，公安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5月19日的讲话和采取的措施，以实际行动恢复首都正常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治安竭尽全力。

5月23日，公安部将我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勉励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警指战员统一思想，深刻地理解当前这场制止动乱的斗争的性质和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振奋精神，克服困难，继续努力工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我在医院办公

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头几天比较平静。但很快起了变化，形势急转直下。策划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公开表明与党中央和政府为敌的态度，操纵非法组织，开会串联，散发传单，反对戒严，煽动人们起来推翻政府。北京“高自联”于5月19日晚上宣布停止绝食，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非法组织“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和“高自联”配合行动。他们制造、散布军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镇压学生的谣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设置路障，阻挠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进京。一些歹徒公然打砸抢烧，围攻、侮辱军警人员，冲击公安机关，不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被打伤。动乱的策划者依靠海内外敌对势力提供的资金，通过非法组织，拼凑“敢死队”、“飞虎队”等恐怖组织，在天安门广场建立“自由村”，开办所谓“民主大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民主之神”像，散发鼓吹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同时，继续煽动和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呼喊反政府口号，北京气氛紧张，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

上海、天津和一些省市高校学生中的“高自联”等非法组织与北京“高自联”互相串联、呼应，继续组织游行示威、静坐、罢课、绝食等活动。太原市高校学生听信谣言，竟然于5月22日，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所谓“北京死难学生”追悼会，攻击党和政府。杭州等城市也有类似的抬着花圈凭空祭奠游行的情况。有些城市还发生了一些高校学生冲击工厂、煽动工人罢工；冲击铁路、堵截军运列车进京等事件。社会动乱仍在蔓延。

在这非常时期，由于持续地高度集中精力处理纷繁复杂的工作，再加上睡眠的严重不足，常常被深夜唤醒，我的人体生物钟被打乱，体力不支，病倒了。在持续高烧的情况下，将办公室搬进了305医院，因靠近中南海，可边接受治疗，边工作。

6月2日，武警总部政委张秀夫到305医院，向我汇报说，中央军委开会决定，要武警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为戒严部队打开通道。我要武警部队坚决照办。

6月3日，部队进城。

平息反革命暴乱

北京的事态急转直下。当天凌晨，在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建国门、南沿河、西单、木樨地等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抢夺军用物资，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暴乱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6月3日晚，命令驻守在北京周围的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电台、电视台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市民提高警惕，坚守岗位，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晚10时左右，各路戒严部队先后开进市区。一伙暴徒大搞打砸抢烧杀，焚烧大批军车，抢走枪支弹药，用暴力手段杀伤和绑架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部队在遭受暴徒野蛮袭击时，不得不实行必要的防卫措施，严惩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6月4日晨，仍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在戒严部队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劝告下，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工作全部完成。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

6月4日，我从305医院回到公安部。接着在公安部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

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同时，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贵阳、哈尔滨、兰州等一些大城市，接连发生暴徒冲击省、市政府和基层公安机关，破坏和阻断交通、焚烧商店、残害无辜等严重事件。特别是，6月5日，成都市一些暴徒放火烧毁了“全国十佳大商场”之一的成都市人民商场，损失财物时值1.2亿多元人民币，并烧毁前往救火的3辆消防车，一辆消防指挥车和17辆其他汽车。6月6日，又放火烧了人民电影院；暴徒还抢劫了一些商店。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的不少学生听信海外电台蛊惑，上街游行、静坐。

针对上述情况，公安部于6月5日至7日，连续发出《关于当前北京情况和各地应抓好的几项工作的通知》、《转发河北省公安厅〈关于对支持北京反革命暴乱活动分子的处置意见〉的通知》、《关于当前一些地区发生严重动乱的情况及工作意见的通报》、《关于做好重点要害部位消防保卫工作的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公安机关互相沟通情况，紧急行动起来，做好制止和防范动乱的工作，切实加强对党政机关、电台、电视台、电站、弹药库、监狱、油库等要害部位的保卫工作；坚决严厉打击猖狂打砸抢烧杀的犯罪分子，并提出了处理闹事问题需要注意的政策界限。各地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组织全体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和广大保卫干部、治安积极分子、工人纠察队等，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公安部的部署，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揭露和打击极少数策划动乱、煽动闹事的非法组织头头、为首分子，依法严厉惩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分子，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坚决制止阻断交通的破坏活动，确保铁路、公路运输畅通。经过各方面工作，迅速取得了制止社会动乱的胜利，全国各地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

6月8日至10日，公安部先后发出《关于制止反革命暴乱分子和动乱分子外逃的紧急通知》、《关于缉捕参加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严重犯罪分子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一些制造反革命暴乱和参加动乱的首要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处理，企图逃往国外或香港、澳门等地区；一些搞打砸抢烧杀的严重犯罪分子也纷纷逃窜，妄图隐踪匿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通知提出了严格控制出境、防止外逃和做好缉捕工作的具体措施，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切实执行，并派副部长顾林昉赶去华南组织指挥缉捕工作。长沙、哈尔滨、成都、武汉等地公安机关相继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打砸抢烧的严重犯罪分子。

6月1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和制止社会动乱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各地制止社会动乱的斗争也已取得重大成绩，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但斗争远未结束，面临的任务仍很复杂、艰巨。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将于6月12日发布的通告，重点做好取缔各种非法组织的工作，抓紧缉捕参加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严重犯罪分子；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制止一切聚众骚乱事件；及时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煽动、蛊惑性宣传品。通知还要求各级公安机关结合斗争实践加强公安队伍建设。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通告宣布取缔一切煽动和制造社会动乱及反革命暴乱的非法组织，这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必须到公安机关登记、投案自首，拒不登记、投案自首并继续进行活动的，依法从严惩处；对一般成员，除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可以不予追究。对包庇、窝藏非法组织头头和暴乱活动首要分子的，当地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通告重申，对于聚众骚乱的首要分子、搞打砸抢烧杀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拘捕，从严惩处。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遇有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或其他以暴力破坏社会治安、不听制止的紧急情况，应当依据有关条例、规定使用武器进行自卫和制止犯罪活动。公安部同时转发北京市公安局缉捕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方励之、李淑娴参与策划动乱，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于6月5日畏罪逃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

6月12日至17日，公安部又连续发出《关于在制止动乱中加强宣传的通知》、《关于防范反革命暴徒劫机劫船劫车外逃的通知》、《关于严防爆炸破坏活动的紧急通知》、《关于抓紧审结反革命暴乱和社会动乱案件的紧急通知》、《关于在缉捕参加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分子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关于当前缉捕工作中加强防外逃、防投靠的紧急通知》。同时，发布通缉令，通缉策划和组织北京反革命暴乱的严家其、包遵信、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等7人，不给严重犯罪分子以喘息的机会。对绝大多数一时受蒙蔽和裹胁参加动乱活动的学生、群众，只要不触犯刑律，就给予教育，促使提高认识，转变立场，改正错误，及时解脱。由于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整个工作抓得比较紧，仅极少数策划暴乱的首要分子逃往海外，其余基本都落入人民共和国的法网。

公安部党委总结回顾

对待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时，同志们对我的表现用了四句话评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胸有成竹，指挥若定”。

我自己认为，一是应该，二是还有不足。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到了秋天，全国的治安形势迅速得到好转，我一直紧绷的神经也可以稍许宽松一下，但这时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已经不能坚持日常繁重的领导工作。

什么叫废寝忘食？尽管过去也曾时常经历，但在处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公安工作中，我是真正体会到了。经过那场风波的人都知道，当时从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是何等的紧张和复杂。由于中央出现两个不同声音，相当一段时间，使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的有些职能部门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谁都明白，作为保卫党和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安机关，其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停顿的，尤其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作为公安部长，我深感肩负的责任有多重！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除了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公安部办公大楼，时刻关注和及时掌握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动态，几乎每天，有时一天签发几个电报，向全国公安机关通报各地情况，分析形势，下达工作任务。要求全国公安干警明确方向，切实履行职责。我知道，我当时在公安部不论党组会上，还是机关干部大会上讲的每一句话，签发的每一个文件、电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的每一件事，提的每一个建议和措施，在当时的复杂斗争和非常形势下，它所起的作用和我要承担的责任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果是错误的，我将成为历史罪人！在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精神压力下，已经顾不上休息。

回顾我一生的政治生涯，每当遇到重大政治运动和风波，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形势多么复杂，我始终抱定一条原则，就是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置个人生死名利于度外，认真履行职责，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我是这样走过来的，还将这样走下去，直到生命尽头。任何时候，我相信党，我对党是无限忠诚的；我也相信自己，党是完全信任我的。从参加革命开始，我就立下誓言，我的生命属于党，为了党的利益，奋斗终身。那场政治风波期间，我处在公安部长这个领导岗位上，面对异常严峻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承上启下，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如何审时度势，正确分析和判断形势的发展方向，如何沉着冷静地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坚定地完成非常时期的繁重任务，这些都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尽管工作万分紧张，我都能承受得了。而最让人焦心的是我当时面对政局动荡，形势混乱，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真正尝到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滋味，日夜不安的心境，真是难以言喻，也是旁人无法体验的。由于身心过度劳累，我差一点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由于健康原因，我多次向中央要求辞去公安部长职务，从岗位上退下来。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又多次劝我继续工作。

1990年春节后，70岁的我请假回杭州养病，拜访了住在杭州的陈云同志，谈了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准备再干了。陈云同志说，有病治病，工作不能不干。

1990年11月，得到中央批准，免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