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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在受到王明“左倾”中央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间仅在赣南会议后的次日。毛泽东的这个职务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一下能够消除的，动议成立这个完全按照莫斯科体制建立的政权首脑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当时对外公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为党的最高领袖向忠发，但向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当时中共中央便推荐毛泽东出任，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内定。 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苏区中央局正在激烈争论红一方面军是否攻打赣州、吉安等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应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打通中央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毛泽东意见除朱德外无人赞成。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向忠发被捕变节被处死、王明到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为总负责人)则于1932年1月9日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不点名指责毛泽东。 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临时中央的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部队五十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商讨军事方针，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但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放弃攻打赣州、转向外围“出击求巩固”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 毛泽东在率中路军(随即改为东路军)行动时，说服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间，连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并检讨“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原一直担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只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实际上是闲置起来，而总政委一职则空缺。经到前方的周恩来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复争取，在8月8日，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但规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制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的军职未担任多久，在是否应攻打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发生激烈争论，并上升到“积极进攻战略”与“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则冲突。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斗争”，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毛泽东被免去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理。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对毛的处分，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 遵义会议后回到红军指挥层 随着博古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迁入中央苏区，对毛泽东的政治批判也陆续展开，毛泽东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甚至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伴随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争取工作的渐见成效，到红军长征时，毛泽东一度失去的军事行动发言权也渐渐恢复。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共决策核心层，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撤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层“三人团”，中央五人常委会(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重新分工，张任党的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则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组成遵义战役的前敌司令部，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第一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但是，毛泽东见在红军高级将领与中央负责人中对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性认识不足，且大敌当前，过于民主的会议制度容易错失战机，不利部队机动歼敌，因此，毛泽东提议另成立一个类似长征伊始的“三人团”。12日，张闻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 “新三人团”是当时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这是毛泽东自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后，又进一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关的领导核心。此时毛泽东不仅是军事指挥核心，还是政治局常委，居于党内领导核心，可以说，这时毛泽东在党与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初步确立。 在“新三人团”成立不久，红军在顺利跳出金沙江封锁线后，对毛泽东“四渡赤水”的转移作战方针，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团”，要求改变指挥领导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5月12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这些不满是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而且认为林是受彭德怀的鼓动。周恩来、朱德支持毛泽东，会议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遭遇领导危机，但成功化解。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成为红军统帅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两军主帅在战略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张闻天本对张寄予厚望，希望两军合力实现北上建立川西北、进而夺占川陕甘的战略企图，但张国焘却坚持西进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进占武汉，此即所谓南下与北上之争。当时，张国焘自恃所率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达5万余人，兵员充足，装备较好；而中央红军则不足2万，且经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不断向中央提出修改战略部署、进行中央人员调整等要求。毛泽东、张闻天沉着应对，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 6月26日，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面，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实际上否决了张的意见。会后，决定增补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可是当中央红军先期北进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强中央领导”。7月9日，张指示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以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为参谋长，军委下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10日，张亲自致电中央，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对于张国焘的争权计划，毛泽东也是早有对策。7月18日的芦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在中革军委下增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补充陈昌浩为委员，由张负责；以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政委，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会后，张即率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但是张的兴奋仅维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缺点与错误，并得到会议的肯定。长期在四方面军绝对掌权且刚升任要职的张国焘对此极为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张对中央开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苏区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张还对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前议定的吸收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人数太少。此时，毛泽东则坚不松口，认为政治局本无权决定中委人选，现为特殊情况，才破例吸收四方面军同志。会议最后还是顾及张的意见，对名单稍作修改，将原定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调整为正式委员。但张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加快了其分裂红军的步骤，会后，对中央制定的红军分兵两路发动夏洮战役的计划拒绝执行，再次提出西进主张。 毛泽东、张闻天知道张的阻挠已难挽回，决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召开该会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会议确定常委分工为：张闻天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本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意义，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为全军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从这时正式确立下来的。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召开，张国焘没有与会。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向东，但张一意孤行，终致两军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的错误作出政治决定。会后5日，毛泽东偶然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最终在延安决定了自己的军事、政治与思想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脱颖而出的原因 毛泽东能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泽东超群的智慧与高超的谋略。 首先是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以游击战争开创割据区域，实是别开生面的创举；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与朱德也成为红军的象征符号。这其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得以东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红军处于绝境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率领红军脱离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最终安然到达陕北，重新崛起。毛泽东挽救了党、红军，这没有一点夸张。 其次是毛泽东的政治才能。在毛泽东领导地位渐趋提升并稳定的过程中，军事才能带来的成就、权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泽东的政治能力即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处理红军与地方的关系、红军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毛泽东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时，明确提出红军战斗力有赖政治工作的支撑，党的核心地位自基层即开始确立，防备红军混同于一般军阀部队；对于部队中可能存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习气，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地教育、整顿与斗争……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仰、对军队与农民关系的处理，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下层士兵、民众的拥戴。 再次是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时，仅是中央特派员，到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也是颇费周章，但毛泽东妥善处理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得以在罗霄山脉站稳脚跟；对于后来上山会师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古田会议后，朱德、彭德怀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虽然与左倾中央格格不入，但经过努力，毛泽东还是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支持；对于与其有领导关系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分歧，毛泽东亦讲究策略，在不变化根本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有限的让步、策略的争取与风险的化解，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到达延安后，他们基本自觉站到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信服和信仰，成为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2.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早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非比寻常。在党内斗争非常尖锐与复杂的状况下，毛泽东能够逐步取得领袖地位，也需要共产国际的谅解、支持甚至帮助，否则其政治前途很难设想。 毛泽东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严厉打击的危难时刻，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还是支持的，对其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抱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如1932年秋，在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代表团争论已无法调和时，毛泽东称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养”的打算，但共产国际得悉王明的报告后，反对召回有指挥作战丰富经验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此不仅造成队伍内部的分裂，还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1934年4月在得知毛泽东被削去军职后，共产国际再次要求临时中央，对毛必须团结。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统治地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晋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之一，莫斯科还出人意料地将毛泽东、朱德等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都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改变，事先没有征得共产国际的意见，事后共产国际对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领导体制表示赞赏；在张国焘分裂进入关键时期，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不仅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而且表态支持毛泽东与张闻天。 3.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帮助。 毛泽东在逐渐确立军事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如朱德、陈毅、彭德怀、徐向前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领袖。他们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执甚至严重冲突，但一旦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就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方针，在严酷的环境中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正确地、较为顺利地选择道路，走向成功。 【摘自《新闻午报》；原载《剑虹评论周刊》曹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