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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7/13/gb2312_48633.html
作者：王大卫
前几日，和美国使馆一位高级外交官交谈，谈及对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有何看法时，他直言，不喜欢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喜欢他们总是在涉及中国的报道前面加上“共产主义中国”。
如这位外交官所言，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做法一直存在，在遇到具体事件时往往会夸大，甚至歪曲事实。这种有色眼镜下的失实和偏见，在乌鲁木齐7·5事件的报道中，时隐时现。
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国官方采取了开放的态度，逾百家境外媒体赴当地采访。在7月6日至8日的报道里，我选取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美联社、《德国之声》等西方媒体的报道作为样本，看其是如何以所谓的“客观”，传播其理念和观点的。
第一招，移花接木，改变事件性质。
“7·5”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迄今为止，已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这样一起暴力事件，发生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施暴者、杀人者均毫无疑问地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因为任何政府都有责任和义务依法治国。依法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事件发生后不久，美联社发自乌鲁木齐的报道这样写道：在新疆，骚乱和街头殴斗导致至少140人死亡，828人受伤，死亡人数仍在增加，在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汉族发生不和后，迅速演化为暴力，随之警察封锁了部分街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少数民族新疆维吾尔族和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于星期天发生冲突，造成 150多人死亡。《德国之声》则无视伤亡巨大的事实，援引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组织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大约3000名维吾尔人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参加和平示威的维吾尔人为了表明抗议活动和分裂主义没有任何关联。
轻巧的导语、简单的描述，就把156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和1080人受伤一带而过，西方价值观对于生命的尊重在这里荡然无存，那些在街头散步时被暴徒捅死的女子甚至不值得他们多费半点口舌。就这样，犯罪成了斗殴，有组织地向无辜百姓施暴成了双方的冲突，如此轻而易举，如此不露声色。
移花接木，是西方媒体所擅长。《纽约时报》7日的一篇题为“现在的新疆”的社论开头就说，本轮麻烦始于维吾尔人上街抗议东莞维族汉族工人斗殴，希望政府深入调查。进而，社论“诚实”地表示，我们不清楚谁应该为抗议转变为暴力负责。依此逻辑，施暴者是“和平抗议”者，似乎不应负责；依此逻辑，那些无辜死去的人，需要为“斗殴”承担一定负责。
第二招，厚此薄彼，让自己支持的一方拥有更多话语权。
《纽约时报》发自乌鲁木齐现场的报道(题为“冲突凸显种族分歧”)开头颇为煽情：一些戴着面纱的女子，透过面纱注视着包围她们的武警部队，有些人把失踪家属的身份证举在空中。她们举起拳头，眼含泪水，要求释放孩子，释放丈夫。她们的孩子、丈夫在几天前的骚乱中被警察带走。
明显的倾向性在报道中显露无遗。这幅略带悲怆的画面，宣扬着西方推崇的对亲属的爱，平民面对拥有“暴力”的警察时的勇敢，但它没有说，他们的亲属是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去倾听那些无辜死难者的家属的声音。需要，则取；不需要，则舍。《纽约时报》的社论援引了“大赦国际”的观点，而《华尔街日报》干脆刊登题为《真实的维吾尔故事》的言论，作者恰是被中国官方认定是暴乱组织者的热比娅。
但是，这些媒体在报道西方国家的骚乱时，却又态度全然不同。1992年4月，因为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美国洛杉矶发生骚乱，布什总统派4500名联邦官兵进城。路透社的报道开头就说，士兵如何在城内巡逻，并在电讯稿开头援引布什总统的话说：“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秩序。”而当中国发生乌鲁木齐7·5事件时，中国官方的声音总是刻意地被盖住，远在海外的流亡人士却成了主要信源，可谓舍近求远，舍本逐末。
第三招，玩弄文字，给中国贴上标签。
西方媒体对词语进行精心选择，以“巧妙”地显示其用意。对于新疆事件，多数西方媒体用了骚乱(Riot)一词，对杀害了156人的暴乱分子，却没有用暴徒(Mob) 这一说法。但部分汉族民众上街后，《金融时报》发表题为“暴徒向维吾尔人发动报复”的文章，文章写道，有些声音，维吾尔居民不会忘记。在维吾尔人主导的骚乱后，木头和铁器拖拉在人行道上的声音打破了寂静，让所有听到的人望风而逃。
在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秩序时，西方媒体习惯用一些词语表明自己立场，在报道素材的选择上，也着力体现其“良苦用心”。比如，说镇压(Crackdown)，比如像《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说，中国向新疆挥动“铁拳”。而对于暴力犯罪，则淡化为抗议者(Protester)，澳大利亚的《时代报》走得更远，把暴力行动的策划者热比娅称为“和中国战斗的钢铁女人”，英国《卫报》也特意刊登了赞颂热比娅的一篇人物特写。
第四招，拼凑材料，以看似不公正的背景材料来实现其不公正的目的。
英国《每日镜报》在导语简要介绍死亡人数后，笔锋一转写道，乌鲁木齐的骚乱数千人卷入，引发该地区的大量安全镇压，在新疆，维吾尔族“长期抱怨受汉族统治者的压制”。《纽约时报》的报道也称，许多维吾尔人讲突厥语，信伊斯兰教，痛恨汉族的统治，中国安全部队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对这一盛产石油地区的统治。
这些媒体对中国政府多年来优待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政策只字不提，对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友好共处只字不提。
长期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西方媒体多年来对中国的刻板成见太深。在贴上“共产主义中国”后，所有不同政见、所有反对政府的声音、所有骚乱都想当然地把板子打在中国官方身上，当自身偏见超越客观之后，媒体本身的公信力也成了问题。
另外，西方媒体的傲慢和自我中心也是偏见产生的重要原因。举个简单的例子，“9·11”后，美国媒体毫无理性地爱国，反恐成了政治正确，而且要求世界各国遵从；美军入侵伊拉克，美国媒体被装进美军战车，不停发回报道炫耀又打死多少伊拉克人。而中国允许外国记者去新疆采访，却被指责为官方安排，看不到实情，双重标准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王大卫
前几日，和美国使馆一位高级外交官交谈，谈及对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有何看法时，他直言，不喜欢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喜欢他们总是在涉及中国的报道前面加上“共产主义中国”。
如这位外交官所言，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做法一直存在，在遇到具体事件时往往会夸大，甚至歪曲事实。这种有色眼镜下的失实和偏见，在乌鲁木齐7·5事件的报道中，时隐时现。
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国官方采取了开放的态度，逾百家境外媒体赴当地采访。在7月6日至8日的报道里，我选取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美联社、《德国之声》等西方媒体的报道作为样本，看其是如何以所谓的“客观”，传播其理念和观点的。
第一招，移花接木，改变事件性质。
“7·5”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迄今为止，已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这样一起暴力事件，发生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施暴者、杀人者均毫无疑问地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因为任何政府都有责任和义务依法治国。依法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事件发生后不久，美联社发自乌鲁木齐的报道这样写道：在新疆，骚乱和街头殴斗导致至少140人死亡，828人受伤，死亡人数仍在增加，在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汉族发生不和后，迅速演化为暴力，随之警察封锁了部分街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少数民族新疆维吾尔族和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于星期天发生冲突，造成 150多人死亡。《德国之声》则无视伤亡巨大的事实，援引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组织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大约3000名维吾尔人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参加和平示威的维吾尔人为了表明抗议活动和分裂主义没有任何关联。
轻巧的导语、简单的描述，就把156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和1080人受伤一带而过，西方价值观对于生命的尊重在这里荡然无存，那些在街头散步时被暴徒捅死的女子甚至不值得他们多费半点口舌。就这样，犯罪成了斗殴，有组织地向无辜百姓施暴成了双方的冲突，如此轻而易举，如此不露声色。
移花接木，是西方媒体所擅长。《纽约时报》7日的一篇题为“现在的新疆”的社论开头就说，本轮麻烦始于维吾尔人上街抗议东莞维族汉族工人斗殴，希望政府深入调查。进而，社论“诚实”地表示，我们不清楚谁应该为抗议转变为暴力负责。依此逻辑，施暴者是“和平抗议”者，似乎不应负责；依此逻辑，那些无辜死去的人，需要为“斗殴”承担一定负责。
第二招，厚此薄彼，让自己支持的一方拥有更多话语权。
《纽约时报》发自乌鲁木齐现场的报道(题为“冲突凸显种族分歧”)开头颇为煽情：一些戴着面纱的女子，透过面纱注视着包围她们的武警部队，有些人把失踪家属的身份证举在空中。她们举起拳头，眼含泪水，要求释放孩子，释放丈夫。她们的孩子、丈夫在几天前的骚乱中被警察带走。
明显的倾向性在报道中显露无遗。这幅略带悲怆的画面，宣扬着西方推崇的对亲属的爱，平民面对拥有“暴力”的警察时的勇敢，但它没有说，他们的亲属是犯罪嫌疑人，也没有去倾听那些无辜死难者的家属的声音。需要，则取；不需要，则舍。《纽约时报》的社论援引了“大赦国际”的观点，而《华尔街日报》干脆刊登题为《真实的维吾尔故事》的言论，作者恰是被中国官方认定是暴乱组织者的热比娅。
但是，这些媒体在报道西方国家的骚乱时，却又态度全然不同。1992年4月，因为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美国洛杉矶发生骚乱，布什总统派4500名联邦官兵进城。路透社的报道开头就说，士兵如何在城内巡逻，并在电讯稿开头援引布什总统的话说：“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秩序。”而当中国发生乌鲁木齐7·5事件时，中国官方的声音总是刻意地被盖住，远在海外的流亡人士却成了主要信源，可谓舍近求远，舍本逐末。
第三招，玩弄文字，给中国贴上标签。
西方媒体对词语进行精心选择，以“巧妙”地显示其用意。对于新疆事件，多数西方媒体用了骚乱(Riot)一词，对杀害了156人的暴乱分子，却没有用暴徒(Mob) 这一说法。但部分汉族民众上街后，《金融时报》发表题为“暴徒向维吾尔人发动报复”的文章，文章写道，有些声音，维吾尔居民不会忘记。在维吾尔人主导的骚乱后，木头和铁器拖拉在人行道上的声音打破了寂静，让所有听到的人望风而逃。
在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秩序时，西方媒体习惯用一些词语表明自己立场，在报道素材的选择上，也着力体现其“良苦用心”。比如，说镇压(Crackdown)，比如像《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说，中国向新疆挥动“铁拳”。而对于暴力犯罪，则淡化为抗议者(Protester)，澳大利亚的《时代报》走得更远，把暴力行动的策划者热比娅称为“和中国战斗的钢铁女人”，英国《卫报》也特意刊登了赞颂热比娅的一篇人物特写。
第四招，拼凑材料，以看似不公正的背景材料来实现其不公正的目的。
英国《每日镜报》在导语简要介绍死亡人数后，笔锋一转写道，乌鲁木齐的骚乱数千人卷入，引发该地区的大量安全镇压，在新疆，维吾尔族“长期抱怨受汉族统治者的压制”。《纽约时报》的报道也称，许多维吾尔人讲突厥语，信伊斯兰教，痛恨汉族的统治，中国安全部队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对这一盛产石油地区的统治。
这些媒体对中国政府多年来优待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政策只字不提，对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友好共处只字不提。
长期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西方媒体多年来对中国的刻板成见太深。在贴上“共产主义中国”后，所有不同政见、所有反对政府的声音、所有骚乱都想当然地把板子打在中国官方身上，当自身偏见超越客观之后，媒体本身的公信力也成了问题。
另外，西方媒体的傲慢和自我中心也是偏见产生的重要原因。举个简单的例子，“9·11”后，美国媒体毫无理性地爱国，反恐成了政治正确，而且要求世界各国遵从；美军入侵伊拉克，美国媒体被装进美军战车，不停发回报道炫耀又打死多少伊拉克人。而中国允许外国记者去新疆采访，却被指责为官方安排，看不到实情，双重标准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