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经济发展事实不可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褒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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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文革”时期中国经济虽然有发展，但是假如不发生“文革”，一定会有更快的发展。

　　我们说，社会历史从来是在曲折、跌宕中前进的，那种理想的直线发展方式从来就没有。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假设不发生“文革”，但在期间或其之后是否会发生别的什么动乱，谁能说得清？例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生“文革”而在80年代后期岂不都倒台了吗？历史就是过来的路程，岂可用假设来说明？问题是，“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已是客观事实，那个时代的人们干了那么多事情，难道能够以假设推理去加以否定吗？相反，历史不是更有理由提出：如果没有当时的建设成就，又怎么会有后来的改革和发展呢？改革开放难道是建立在空白地上的吗？的确，现实的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了，然而能够以此否定前人打下的基础吗？

　　有人会说：难道十年“文革”对经济建设就没有带来破坏和影响吗？

　　对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辨证地看待。一方面，“文革”动乱对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经济建设确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这主要是一个时期的派性斗争、无政府主义等干扰了生产、工作秩序，有些单位一度发生停工停产等。但同时还应看到另一方面，即党和国家在“文革”前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和目标并没有改变，国家发展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照常进行和实施。尤其是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从总的看经济建设并没有放松。对“停工停产闹革命”行为中央始终是不允许的。而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高涨的革命热情推动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不过节假日、星期天，而又不讲任何报酬的事情更是经常的、大量的。例如，在当时长江大桥建设中，在成昆铁路、川黔铁路施工中，在大庆、大港油田的大会战中，在“两弹一星”的科学试验中，广大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顽强拼搏，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力量，建设速度和效率何曾有什么降低和影响？若讲经济效益，就当时所有建设工程都没有吃喝浪费、贪污行贿、造假和截留工程款之类的行为，就使建设成本费用低了许多吧！

　　诚然，“文革”时期思想宣传上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封资修”为口号的，但是对于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在搞生产。设想十多年间生产队和工厂每天都在搞运动、开批判斗争会那是离奇的。尤其是农民群众，他们是最讲实际的，不管你上面喊什么口号，唱什么高调，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想要停止生产更加困难。因此说，从政治和人气因素看，当时的经济建设既有干扰又有促进，从总体上说还是按自身规律发展的。

　　本来，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是蓬勃发展的，但不幸的是它与那场大受争议的政治运动赶在一起，有些人处于政治需要必须全面否定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历史就这样遭到了最粗暴的涂抹和践踏。一种最肤浅和廉俗化的见解也被当成了真理而载于史册。

　　当然，对于“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主流的宣传并非是全部否定的，其中也有被高度肯定的年份，那就是1975年。原因很清楚：这一年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按照吹鼓手们的说法：这一年他力挽狂澜，使中国经济“迅速扭转危局”，实现了比上年增长11.5％(社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74年、76年经济都是“严重危机”、“全面下降”。明白人可想：短短的时间难道经济发展就真的差别如此之大？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于1975年2月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次年一月即被解除职务，在这期间他的确是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批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提出“全面整顿”方针，大力恢复生产秩序等。然而这段时间毕竟很短，邓小平当时还只是“代总理”，他并没有改变党和国家总的经济方针和决策；“全面整顿”也未来得及全部实施，怎么有可能根本改变整个发展局面？“文革”时期的经济本是一个连续统一的发展过程，怎能把它各个年份割裂开来，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岂不是典型的因人而异来评价历史事实吗？只因为是邓小平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年的经济就快速发展；然而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一直主持国务院工作，难道经济就不是发展的吗？

　　经验说明，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时候都不会直线前进。在不同的年份、不同阶段增长快慢不同、效益不同，这本是正常现象，大可不比凡事都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

　　拿“文革”中的情况来说，个别年份经济确有下降。如1967、1968两年都是负增长，但在1969年以后又逐渐上升，如69、70两年GDP增率分别达16.9％、19.4％，这不仅高出1975年，而且在建国以来也极为少见。①特别应该看到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和1978年，中国经济建设也是发展迅速的，各项经济指标增长幅度都很大。那两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6％、11.7％。两年中全国钢铁产量增长55.3％，原煤增长28％，原油增长19.5％，发电量增长26％，化肥增长66％。1978年粮食总产量达30475万吨，比上年增长7.8％，超过历史最高纪录。其他方面：两年中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外贸总额增长53.7％，财政收入增长44.4％。全国农民从集体分配的平均收入增长17.7％。1977年给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等等。当时的经济形势确实很好。但是，由于这两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是华国锋主持的，因而其经济成就也就蒙上了政治上的阴影。其理由当然不能再以“发展缓慢”、“停滞不前”问责，那就反而说是“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成为华国锋的一个错误。

　　①《数字中国》第11、12页，《中国GDP增长历史波动》。

　　对于华国锋政治上的问题这里无意评论，然而那两年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却是客观事实，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到现在都看不出有什么大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吗？当时没有任何乱开发、乱圈地，没有任何破坏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现象，没有任何向群众乱集资和发放国债，没有银行不良贷款，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没有重复建设和效益不好的项目，更没有照搬外国模式和“与世界接轨”等，所谓“急于求成”、“洋跃进”之类从何说起？如果说有“急于求成”、“盲目性”、“搞洋跃进”错误的话，难道还比得上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出现的问题吗？当时已经退居的邓小平公开批评中央“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号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等等。之后，中国各地立即掀起一场乱开发、乱圈地、乱集资、乱上项目的热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中国GDP连续剧增达14.2％、13.5％和12.6％，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过热”和“泡沫”现象。而大量银行不良资产、重复建设、无效投资、“豆腐渣工程”由此产生；走私、造假活动猖獗、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大量出现，官员们弄虚作假、贪污腐败、大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行为推向高潮，其中许多问题成为久治不愈的固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遗害。然而对此严重问题有谁来认真总结和清算过吗？有谁追究过领导决策的责任吗？其危害之大难道是任何“急于求成”、“盲目性”、“大跃进”问题所能与之相比的吗？

　　有人对改革之前的经济成就任意诋毁，横竖指责，不是说成“濒临崩溃”、“进人低谷”、“耽误了二十年”，就是指责为“急于求成”、“盲目性”、“洋跃进”，几乎达到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的程度。否定他人、抬高自己，开创了完全以政治需要任意扭曲历史的先例。在这里还有什么党的真理、历史的公正可言？是非真伪还将混乱到何时！

　　写于2003年2月

　　注：文中有关数据和资料主要援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国统计年鉴(1993)》，国家统计局编，1994年出版。

　　(3)《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陈东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陈东林，《回首“文革”》，第45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德强，《思潮》第1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