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当年的延安与西安一个样

　 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到四十年代，一提起延安与西安，不能说这是仅指的两个不同的地名，而且还指的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阵营。延安代表革命、进步和光明，西安代表反动、落后和黑暗。那么，延安与西安各自所代表的意义究竟是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我们可以从著名的爱国侨胞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的故事中找到答案。以史为鉴，弄清这个答案，无疑对指导我们的现实极有帮助。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坐不住了。马上主持召开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要求履行国际公约，制止日本侵略。

　 1932年，陈嘉庚更加积极地发动侨胞，筹款600万元大洋，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前线。据统计，陈嘉庚每年为中国抗战提供了三分之一的战费。

　 抗战到了1940年，海外华侨非常关心国内情况，但又无法了解。于是当年3月，陈嘉庚率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前线的战斗部队、伤兵和战争难民。

　 陈嘉庚在重庆的日子里，蒋介石的党政机关对他招待极为周到，恭维至极。陈嘉庚清楚的记得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他时，陪席的都是中央级大员。同时也领略了蒋介石的威风。当门口传令长官喊一声“蒋委员长到”时，在场者肃然起立，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到蒋介石进来，卫兵为其卸去大氅，蒋挥手示“请”大家才小心入席，正襟危坐，有如大臣朝见皇帝一般。

　 但他并不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和陶醉，而是自己用眼看，用耳听。于是他发现所听言词下面掩盖着奢侈、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连行政院长孔祥熙都开起宾馆酒店，而监察院却不过问。再说，大街上男着长衫马褂，满清制服犹存；女则唇红口丹，高跟旗袍；酒楼茶馆林立，宾客盈门，汽车如流水，用油免计核，路灯整日亮，管理乏精神，等等。足见这战时的首都虚浮乏实，没有一项稍感满意之事，与全国艰苦抗战极不相称。

　 如此种种，令他失望。中国何地有光明，抗战前途在哪里?他忧心忡忡，沉默寡言。更让他焦灼的是当时国共两党矛盾日深，摩擦加剧，这可是直接威胁祖国团结抗战之大事，广大侨胞绝不愿看到国内分裂局面。陈嘉庚想着，忽然觉得有必要亲至延安访问，以了解毛泽东及中共对团结抗战之态度。

　 是年5月30日，陈嘉庚到了延安。6月1日，陈嘉庚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得洞内，只见墙上挂一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晚餐时就把一张圆桌放在小方凳上，铺上几张白纸就行了。餐桌上最贵的菜就是一碗鸡汤，还是村民听说毛泽东有贵客来了，主动把还在下蛋的母鸡杀了送来的。

　 在延安陈嘉庚除和毛泽东交谈外，还和朱德、肖劲光等领导人交谈。他还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发现路边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与政府官员无关，政府抽税很轻很少。大街上没有长袍马褂、唇红口丹者穿行，也没看见女子缠足者，男女衣着也较好，过往行人皆洋溢着昂扬奋发之精神，也没有发现城内有无谓的应酬及奢侈、浮华而浪费的交际。

　 陈嘉庚还从各基层交谈中了解到，边区农民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要7斤半粮，其他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地种菜，既保证军粮供应，又减轻农民负担。边区政治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都是民选，对官吏贪污者都予以严惩。他观察男女间的关系，发现男女行踪往来，坐谈起居，自然有序，一切正常，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有关部门签押注册即可。

　 在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见中，一些看似是小事但实则折射出了毛泽东的高尚品格，引起了陈嘉庚的注意和惊奇。一次，他和毛泽东在谈话，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走过来，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而毛泽东也毫不介意。还有一次，他在毛泽东办公室和毛泽东谈话，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参加，顷刻席间坐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塞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适些。还有一次，他发现毛泽东和国民党的一小科长相谈许久，至深夜方回。

　 陈嘉庚总共在延安只停留了8天，但就是这一趟，让他懂得中华民族的救星在延安。于是，他的政治信念也发生了改变，从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从以上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延安”与“西安”至少有两个不一样：第一是精神面貌不一样。“西安”是奢侈、腐败。而“延安”是廉洁、奋发。第二是官民关系不一样。“西安”是等级森严，而“延安”是平等待人。这两相对比，使陈嘉庚发现差距竟如此之大!正是由于有了如此之大的差距，才使陈嘉庚的政治信念发生了改变，能够从拥蒋派变为拥共派。但是，假如当年的延安与西安也是一个样，陈嘉庚能够从拥蒋派变为拥共派？可以说是绝对不会。

　 我们切切不要小看这两个不一样。精神面貌决定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勤由节俭败由奢，哪一个搞奢侈、腐败的都注定是要短命的。官民关系决定一个人或一个政权能否长治久安。平等待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得人心者社会也才能和谐。正是这两个不一样，才使中国的面貌后来焕然一新，也才使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两个不一样的主体一旦发生了颠倒，历史就要改写。然而，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苦口婆心的教育她的党员和官员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但能够听得进去的党员和官员究竟有多少呢？国民党在“西安”的所作所为又有多少延伸或者传给了现在的共产党人呢？我想，这两个问题大家似乎都明白。

　 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可以假如……

　 李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