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日本新坐标

　　历史上的中国，曾是近邻日本的师傅，也曾是被日本欺凌的对象。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发展几乎每年都给日本一个惊讶：申办奥运会成功，载人飞船和探月卫星发射成功，2005年中国GDP超过英国并将于今年年底赶上德国，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中国与非洲、东盟和邻国关系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成了日本紧盯中国的原因。日本喊了很多年“脱亚入欧”，面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过去是处处与欧美做对比，而现在不得不把中国当成了又一个新坐标。

　　日本凝视中国目光一直在变

    日本有向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学习的传统。西方学者甚至曾讥讽日本是“技术小偷”、“模仿之族”。中国在历史上曾做过日本的“坐标”，日本国从公元645年开始正式效仿中国的隋唐体制，学习中国唐朝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提升了日本国力。当时，中国人成了日本人的师傅，日本向中国派了大批遣唐使。19世纪后，列强纷至沓来，内忧外患，中国国力迅速下降。1862年，一个名叫高杉晋作的日本下级武士乘坐“千岁丸”进入上海，他目睹了清朝衰败、洋人跋扈的景象，那个古代典籍构筑的“理想中国”在普通日本人心中轰然倒塌。在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学习的地方之后，日本在明治初期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启蒙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振臂高呼：“一切以西洋为目标”。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出一个由107人组成的使节团前往美国以及德国等欧洲国家，考察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1年零10个月的考察过程中，这些日本人耳闻目睹了“文明国”对落后国家弱肉强食的现实，并在心中将日本定位为像德国普鲁士这样的“文明国”。从“锁国”到“开国”的日本，开始“抛弃亚洲的恶友”，走向“脱亚入欧”的道路，对中国的态度也从“敬畏”发展到“蔑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还成了在亚洲受日本欺凌的对象。

    二战后，美国俨然成了日本的领导者，日本在外交和经济上依附美国，军事上得到美国的庇护。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前，日本对中国的关注很少，和中国的交往也不多。在此后的两国关系“蜜月期”中，更多的是中国把日本看成了一个经济先行者。冷战结束后，日本不甘心只在经济上对世界有所贡献，也想像中国一样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也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萌生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念头。

　　多个领域和中国比着做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还没有完全走出泡沫经济破灭的阴影，而中国的迅速强大使日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在一些日本人看来，中国还是受日本援助的国家。事实也是如此，在过去30年里，有24个国家援助过中国，日本的援助是最多的。即将于2008年终止的对华日元贷款（ODA）曾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获得外国投资的一个主要渠道，中国的电气化铁路、很多大型港口泊位、北京的机场和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都有ODA的功劳。但最近几年，中国在很多领域超过了日本，日本一方面和中国比，一方面又在找对策和出路。

    在对外关系和国际贸易上，过去日本的视角更多朝向西方，但当中国在东盟和非洲先行一步之后，日本如梦方醒，也开始向中国“看齐”。今年8月，日本与东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这也是日本与区域性经济组织达成的第一个自贸协议。而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早在2002年11月就已开始，最早的设想在1997年举行的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已提出。看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飞速推进，日本自然不甘落后。看到中国与邻国关系发展良好，日本也在反思。日本《东洋周刊》今年9月有一篇文章呼吁日本应该加强与蒙古国的经济交流，说蒙古经济开始恢复，变得更加依靠中国而不是依靠俄罗斯，大量消费品来自中国的结果使“蒙古会被划入中国经济圈”。在日本看来，对蒙古这个资源丰富，又是为数不多的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亚洲国家，日本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还没有战略性的定位。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也使日本“眼红”，日本决定把增加对非洲的援助、拉近与非洲关系提上议程。共同社今年11月12日评论说，日本对非洲重视程度不够，“自前首相小泉纯一郎２００６年访问非洲之后罕有政界要人访问非洲”。日本外务省近日开始部署2008年非洲争夺战，要在明年５月举行的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上提出“努力打造充满活力的非洲”的《横滨宣言》。

    在本国经济上，日本也羡慕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GDP迈向世界第三，排在美国、日本之后。中国取得的成绩让很多日本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的很多行业缺乏推动发展的强劲力量，整个经济体相对闭塞，没有充分吸纳全球化经济的气息，要想获得日本的工作签证都非常难。今年10月，日本经团联发表了一份意见书，提到日本在对外开放制度上已经落后，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在人才、金融制度、外国投资等领域开放。此外，意见书还特别强调，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在科技领域，日本也把中国看成了一个竞争和议论的对象。2003年10月，中国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时，日本媒体到处找人，希望了解情况。此后，关于中国航天情况的书在日本出版了好几本。其中，曾经担任国际宇宙联盟会长的五代富文在《中日宇宙战争》中称：“中日之间的宇宙竞争已经开始。”中国发射“嫦娥一号”成功后，有人在日本媒体上说，中国探测器性能、重量等不如日本“月亮女神”，但随后也有媒体批评这种妄自尊大的分析，呼吁日本更应密切关注中国在航天领域的进展，评价说这是“显示中国国家威信的工程”。

社会氛围促日本瞄上中国

    日本21世纪初将目光再次投向中国，其中有着很深的社会背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媒体就开始惊呼“中国速度”。2005年，日本赴华人次为339万，成为中国第二大客源国，仅次于韩国。据日本驻华使馆网站介绍，仅从日本飞往中国的商务航班每周就有244班。在日本很多大学，中文已成为第二外语。据统计，日本学习中文的人已经超过200万。参加日本的“中国语检定”考试的人，已超过60万人次。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加强了中国问题研究。早稻田大学前校长奥岛孝康曾对记者说：“早大要成为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凡是有关中国的研究学科，早大都要建立。”在这所大学几乎每周都有与中国有关的研讨会、报告会，还有数十名中国教师教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和中文等各种课程。

    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也在逐年增加。日本各主要媒体都在中国主要城市设有总局或支局。例如日本NHK公共电视台除在北京设有总局外，还在上海、广州、台北设有支局。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山田贤一介绍，现在日本在华记者至少有100人。

    日本还有个现象，关于中国的图书很畅销。记者每周逛一次书店，最近购买了近藤大介编著的《日本，应与中国结盟！》、大西康夫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新发展》、木村福成的《南进中国及其对东盟的影响》、丸川知雄的《现代中国的产业》等书。此外还有译成日文的樊纲、吴敬琏等中国学者的专著以及在日中国学者的学术作品。据了解，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分工很细，仅研究宋史的专家，日本就有上百名。记者曾遇见过一个研究中国化学工业的专家，他谈起这个领域，如数家珍，不但对工厂配置、设备情况十分了解，而且对该领域中国专家职务变动、人际关系乃至家庭情况都很熟悉。《现代中国的产业》的作者丸川知雄是东京大学教授。他对中国汽车、家电以及电脑行业非常熟悉。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指出，世界60%的笔记本电脑是中国制造，世界40%的电视机和手机也是中国制造。他还告诉日本读者，2006年，中国的汽车生产数量已达728万辆，仅次于美日两国。《日本，应与中国结盟！》一书的封面还有个醒目的副题———“2020年，日中同盟将改变世界”，还用英文写着“回归中国”。作者预测说，随着中国在亚洲影响的提升，日本在亚洲无法与中国长期保持均衡，日本不应再继续跟随美国这个“西沉的落日”，而应与近邻中国这个“朝阳”联手，才能把握光辉的未来。假如日本“回归中国”，这就意味着日本以自身的力量摆脱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心说的束缚。

    经济实力还是日本强过中国

    日本瞄上了中国，把中国看成了新坐标，而实际上，中国国内现在一些随经济增长出现的股市、房市等现象都与日本二三十年前出现的问题极为相似。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两国的人均GDP差距目前仍有十多倍。在自有技术、创意产业方面，中国也与日本差距相当大，例如中国发展最快的汽车产业，在最近一次日本的车展中集体缺席，这也反映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不自信。

    经济的成功是战后日本民族自信心恢复的主要源泉。对比最近30年中日经济实力，总的来说是中国较弱，日本强。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文革”震荡中复苏，而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美国东亚研究专家沃格尔称赞“日本名列第一”，在日本社会中充满了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自信。20世纪90年代“十年一梦”，日本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在这期间，中国、印度脚步声声紧逼，日本社会中的确充满空前的危机感。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日本面前，让日本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折射出日本的岛国心态。对此，日本领导人常常觉得在外交、国家战略方面，其分量不及中国。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总是担心，日本无法与中国在国际上对等对话。他在2007年11月号《中央公论》杂志中批判了无视中国的排外主义，提出日本要与中国同样作为大国彼此对话。有识之士认为，日中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才能为东北亚、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记者 刘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