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　文学绘画背后的宗教情怀

● 吴启基（文）
　　日前应邀来新举办讲座和画展的华人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作品具有很强的禅宗色彩，他与本报记者畅谈对中国禅宗大师慧能的认识，和禅宗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

　　2000年以前，在谈到中国作家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美国著名犹太作家玛拉末（Ｂernard Malamud）曾说：“中国人苦难重重，但以文学来说，至今无人写出任何有关黄河决堤和八年抗战的伟大作品，在这些天灾人祸中死伤人数以数百万计。”日本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作家没有宗教感，因此无法把作品的精神做进一步提升和转化。又或者，华文作家大多不具道德勇气？中文无法写出这类重大事件的扛鼎之作？

　　对于这样的看法，高行健指出：“政治上的干预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是一个问题，作家的道德问题也是一个问题。但最重要的，说作家可以挑战政治，其实是无法也不必做到的任务，我不主张把文学当成政治的载体。我主张没有主义。”

　　高行健说：“重要的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像中国一样，百年来面对了种种的战乱——八国联军、中日战争，接连不断的内战和不断的天灾，社会极度混乱，文学要在一个安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熟。中国文学后来又和革命等同，文学变成革命的手段，文学又如何发展？但说到中文无法获奖，我就以写了文革题材的小说而得奖。”

慧能是世界的大思想家

　　高行健的小说和绘画，显然具有很强的禅宗色彩。他说：“我自己没有宗教，但我不反对任何宗教信仰，宗教是一种精神寄托。我认为自己有的是宗教情怀。我常常走进寺庙和教堂，感觉非常自在、安详。我想，宗教最重要的是悲悯心、敬畏心，它使我们不敢去随意杀人。人也必须承认，自己是脆弱的。尼采的反上帝言论是不正确的。”

　　近年来高行健在多次的访谈中，不断把中国的禅宗大师慧能抬到很高地位，甚至还两次在台湾和法国马赛搬演长篇诗剧《八月雪》以表示对他的尊崇。

　　高行健说；“我是第一个把慧能提高到世界平台上来看的人，过去很多人只把他当宗教人物看，其实他不只是东方的大思想家，也是世界的大思想家。”

　　他说：“过去中国思想界只把慧能当做一位宗教革新家，其实，他是一位思想家，甚至是一位大思想家，一位不立文字、不使用概念的大思想家、大哲人。慧能还提示一种生存的方式，他从表述到行为都在启示如何解放身心得大自在。他是东方的基督，但他与圣经中的基督不同，慧能不宣告救世，不承担救世主的角色，而是启发人自救。提出这样看法的，我想我是中国第一人。”

作家只有自甘寂寞

　　回到文学，他说：“我从事创作，无论文学写作还是作画，自由书写和尽性书写本身，就已得到极大满足，无须指望有人认可才满足，写作不求外部力量认可才是自由，我们也不去认同外部力量，我觉得作家和思想者基本品格不是认同，而是常常不认同。我一直把‘认同’视为政治话语范畴。作为思想者和作家，讲的是文学话语思想话语而非政治话语。”　　

　　谈到文学的未来，他说：“文学不是商品，不能同化为商品。但是，全球化的潮流正在改变文学的性质，把文学也变成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作家如果不屈从这种潮流，不追踪时尚的口味，制作各种各样的畅销书，就只有自甘寂寞。自古圣贤皆寂寞。”

凭借音乐入画境

　　同时具有多方面创作才华的高行健在得到诺奖后，把更多时间给了绘画。作为画家的高行健，曾在他的论著《另一种美学》中写道：“语言是自我藉以成就意识的工具。言辞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局限；表述明确的逻辑藉此得以产生，辩证与哲学也因此得以形成。绘画则是直呈内心所见（即心象），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　　

　　高行健向来以黑白水墨作画，他说：“水墨不像油彩那样，创作的可能性尚未被全部古典及当代作品所穷尽。笔触自有光和影在其中涌动，是从画家心灵最深处勾起，模糊又难以言喻的身影与记忆。

　　“我作画不主张胸有成竹，画前有许多想法，也纪录下来，到画时却完全不理会一切。那是因为，一天不断播放20遍的古典音乐，形成了下笔时的张力，我把这叫做‘心态的修炼’。音乐常把我的精神，整个带进忘我之境。我把作画当成物我两者的净化。我在画中最大的追求，正是这样一个瞬间的表现。”

　　评论家说，传统水墨画的图像是扁平的、二维的，空间的反差靠留白形成。高行健却想到要在黑色、灰色的层层墨迹中营造各种质感。　　

　　他说：艺术“最好就是能回到绘画，回到造型，回到形象，不再追究是进步还是倒退。只要我们让美学褪去所有的政治评价，也就拯救了艺术。”

自创“全能戏剧”

　　为了宣扬慧能精神，高行健分别在台北国家歌剧院和法国马赛歌剧院搬演两种不同版本的《八月雪》，他名之为“全能戏剧”。

　　高行健说：“《八月雪》全长两个多小时，它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里面有京剧有意大利歌剧，表现形式有音乐、舞蹈和歌唱，台上有百人之多交响乐队和东方打击乐手，60人合唱，50名京剧演员，台湾法国两处250人参与。在法国的演出更加强和扩大了音乐规模。法国报章评论，这是法国歌剧的一个创举。”

高行健

艺术大道我独行

　　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以中文及法文从事创作，是当代中文世界少见的艺术多面手，集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演员和评论家于一身。

　　1962年，高行健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1971至1974年到干校劳动，后来在皖南山区农村中学任教。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任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散文《巴金在巴黎》和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1981年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　　

　　早年在中国的高行健，以创作、翻译和演出先锋派戏剧著称。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绝对信号》一剧还被评为中国“共和国50年10部戏剧”之一。此后他更以多样化手法，写了《野人》一剧。

　　高行健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作品有：1981年的评论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1984年的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他的剧作集《彼岸》，于1986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遭北京当局禁演。次年他即离开中国赴法国，过后再以政治难民身分定居巴黎，最后加入法国籍。

　　高行健两部重要长篇《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是在海外完成出版，画作也多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展出，作品被译成世界36国语言。

　　到今天仍自嘲“三生有幸”的高行健，认为自己的“头生”是在中国的童年、少年、青年；“次生”是移居到巴黎创作和生活；“三生”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他广为世界所知。

　　他一度因血管硬化血脂堵塞而两次入院紧急开刀，之前和之后写成《叩问死亡》，完成电影《侧影与影子》等探讨人生终极命题的作品。

　　他说：“我自己有几次和死亡擦身而过的经验。”其中包括他在写《灵山》前被医生误诊患上癌症。

代表作——

《灵山》《一个人的圣经》

　　高行健的重要作品，除了为数众多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称为“都很优秀”的剧本，就是两部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

　　《灵山》全书81章。全书近700页，以“你、我、他”三种人称同步书写。小说根据作者在中国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内容涉及巫术、民谣和绿林好汉的古老传说，还遇到道教的高人指点等。

　　《灵山》人物故事都不连贯，写法近于散文，结构却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又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异化。第三人称“他”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三者分为三个层次推展。论者说，书中结构心理和文化内涵非常复杂，涉及中国文化从远古神话传说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的描绘刻划，显示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和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民间文化和隐逸精神如何大不相同。

　　《一个人的圣经》，有人认为是高行健的自传体作品，也是《灵山》续篇。内容触及一名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所面对的种种非人遭遇和事件。

　　小说以“你”的旁观身份出现，第二人称的“你”也代表了小说中的“此时此地”，而第三人称的“他”却是“彼时彼地”。小说被人讥为“一个人的性经”，因其中有相当露骨大胆的性爱描写。小说的地域分成中国及外国两部分，两部分内容，持续不断换轨出现。

高行健文学、戏剧作品一览表

　　·戏剧：《绝对信号》《野人》《车站》《模仿者》《躲雨》《行路难》《喀巴拉山》《独白》《冥城》《彼岸》《逃亡》《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夜游神》《山海经传》《叩问死亡》《八月雪》《高行健戏剧集》等。

　　·长篇小说和小说集：《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给我老爷买鱼竿》《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等。

　　·评论：《没有主义》《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等。

　　·自编自导自演电影：《侧影和影子》（Silhouette/Shadow)

　　·最新作品：去年完成法文长诗《逍遥乐》；今年6月起写作中文论著《论创作》；与香港戏剧学者方梓勋的长篇对话将以中、英双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