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化的中央》一位瑞典专家谈中国和全球化

茉莉／有一位欧洲人开玩笑地说：“外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之后，会兴奋地写一本书，第二次回来，只会写一篇文章，而第三次回来以来，则什么都不敢写了。”这个笑话说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是太复杂了，越多接触这个庞大的国家，他们越会感到茫然，不知该如何评价才好。

◎“中国的前景牵涉所有人”

但对瑞典人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来说，这个却不是问题。这位汉学家是外交政治机构的研究员，能说流利中文，在中国工作多年，见识广博，因此经常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生活期间，他广泛地接触了政治家、商人、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老百姓。在中国的酒店、茶馆和夜总会里享受美味丰富的中国食物的同时，他获得了大量的信息。

在辛优汉看来，当今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社会性花园，存在着许多相反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于是，他努力撰写文章和著作，试图给这个正在迅速发展并影响世界的国家，拍摄出一些比较精确的X光片，留给读者具有启发意义而又复杂的一幅幅图景。

《中国在全球化的中央》一书是辛优汉的近作，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中国与全球化，2008年的奥运会，中国妇女角色的改变，互联网的影响，高速发展的经济等等。同时，作者也揭露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中国巨大的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

辛优汉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的前景问题牵涉到我们所有人，它已经重要得不可忽视。”在论述中国对世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后，这位中国专家还向国际社会指出，应该怎样和这个有着重大商机却又侵犯人权的不民主国家处理关系。

◎世界超级大国中的新玩家

辛优汉认为，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新的玩家，它在近几十年中，快速地向世界最大的经济势力和超级大国地位突进。现在，这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将要继续增长和巩固，这就使所有人的眼光，聚焦于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们的目光里掺杂着羡慕，也掺杂着恐惧。

早在1999年，国际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吉拉德．席格尔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中国不值得受到这么多的重视，它只是一个“常规的二流国家”。

对这位已故的专家的论断，辛优汉质疑说：“这是十年前的对于中国的图景，今天它还与现实相符吗？”结论是，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瑞典时，瑞典人发现，胡锦涛领导的这个巨大的国家，已经从亚洲地区发展出来，正在走向未来的世界强势地位。根据BBC2005年的舆论调查，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引人注目。以美元来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经济强国。

在一篇叫做《中国想要参与并设计我们的未来》的文章中，辛优汉判断说：“我肯定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期，它一边小心观察，一边展示其对未来的梦想。”有着征服世界企图的中国，为了和其他国家改善关系，派遣外交官密集地在世界各国活动，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全面增长。

辛优汉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中心，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甚至是“未来”的同义词。所谓全球化的中心，并不是指地理中心，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上具有不同寻常的分量。

◎“对中国的内政不能不过问了”

在《中国在全球化的中央》一书里，辛优汉追寻中国过去以及未来的踪迹。他回顾欧洲与中国接触的历史，也回顾古代的孔夫子、梁启超和毛泽东。他笔下描绘的当今北京政权，比西方人想象得更为实际，更有伸缩性。他们曾摧毁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手上沾满鲜血。今天他们以更多的巧妙装饰，铸造其钢铁般的权力结构。

辛优汉告知瑞典人，中国的崛起是如何影响了他们。这就使瑞典人认识到，由于全球化的缘故，他们获得了一个居住在地球另一边的新邻居，那里发生的事情影响到北欧。例如，在瑞典的大部分商店和服装店里，都能看到“MadeinChina”的商标。我们许多儿童玩具、电脑、衣服和鞋子都是中国制造的，

同时，中国高速循环的工业，带来了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些都牵连到西方，把西方和中国捆在一起了。如果中国再不考虑它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的环境污染将危及人类命运。

尽管这二十多年来的改革使不少中国人脱贫，但辛优汉告诉西方人，要看到这个国家的背面，即了解它的矛盾和阴暗面，例如，官员贪污盛行，每年有四十万中国人死于环境污染。自由工会被禁止，辛苦劳作的民工收入极低，而新富们大肆炫耀其财富，阶级差异已经使共产党政权成为一个历史的嘲讽。

中国人如何管理他们的社会和人民，一般认为不是西方人应该过问的问题。但是，辛优汉的分析说明，对西方人来说，关注中国的内政管理，是越来越重要了。且不说西方和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互相依存，只要看2003年中国政府隐瞒萨斯病，对世界造成怎样的安全威胁，就可知道，西方人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不能不过问了？如何使中国变得民主并尊重人权，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难题。

当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时，西方世界便开始和这个世界最大的专制者做生意。很少有西方企业在中国积极施压，过问中国的人权问题。对此，辛优汉感叹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人权”和“中国”几乎成为同义词，人们关注中国的良心犯、劳改营和异议人士，以及广泛执行的死刑。当时，外国投资和中国人权状况之间有联系，人权状况的考量对外国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现在已经结束了。

现在西方国家愿意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中国却声称，对于什么是人权，中国人有自己的定义。这种中国式的人权观正在获得全球的影响力，例如，普京在俄国民主问题上搞倒退，就是受了中国没有民主而取得经济成功的启发。人们不禁为此担忧，被西方世界视为根本价值的人权，会在未来处于强大压力之下。

◎和专制者做生意的道德准则

怎样能够在中国威权政体的制度下，扮演一个积极改善的角色？辛优汉告诫说，西方人不能仍然持冷战思维，要去了解中国的巨大变化。尽管中共仍然被视为一个专制的制度，那个社会仍然缺乏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但社会已经渐趋多元化了，已经存在不同层次的个人自由。中共内部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两种势力。正因为中国目前的这种复杂和多元的现状，西方人就有可能对之施加影响。

现在，中国企业、政府官员和学者像潮水一样涌入西方，他们拜访欧盟、美国和瑞典，而西方人也骆绎不绝地前往中国。日益增加的接触，也就创造了更多的对话机会。辛优汉对西方人建议说：通过承认和鼓励某些领域里发生的改善，温和地带着信任地去批评中国，与北京进行人权对话，谈论侵犯人权和缺乏民主的问题，从而对中国施加影响。

对于当今中国，西方左派在哀悼“乌托邦”的死亡，不愿去求证其巨大的变化。而西方右派却大肆赞美中国的经济奇迹，因为这是他们掘金的好机会。当穿着时髦的中国女代表大谈“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时，西方人似乎也就默认了这一点。

来自被视为“世界的良心”的国度，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瑞典人辛优汉却宣称：“把关于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理念，当作无关紧要的、仅供玩弄和不时髦的东西，那是我们绝不允许的。”

他因此提出自己的构想：当瑞典人和一个不民主的专制国家做生意时，应该遵守五个道德准则。其要点是：中国不是一个无须遵循道德规范的地方，西方人在本国遵守的道德，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国；对于极权专制的政治文化，例如压迫妇女，应该予以批评；要坚守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应该重视和关注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市场上，要考虑自己的名誉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怎样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演员？

在中国宣传人文理念，辛优汉自己有一点体会：“中国人最初对我的观点有怀疑，甚至感到愤怒，慢慢地，他们越来越愿意倾听。”

辛优汉因此建议说：不但是政治家和援助组织应该关注中国，西方企业在影响中国方面有更大的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依赖于外国的投资者。外国企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教育交流，以人权民主观念影响中国人，扮演传播民主理念的角色。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商品充斥世界，那么，西方的消费者就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通过对商品的选择，影响中国工人的工作环境。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购买者，对商品生产国的工作条件提出要求。

辛优汉还提醒瑞典人说：“我们应该记住，正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工会权利，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才使中国在这个时代历史性地崛起，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奇迹般的经济增长。”

他要求瑞典人给予中国更多的助益。西方之所以必须关心中国社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联系日益紧密，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网络里。因此西方人必须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和层次上，和中国方面进行对话。辛优汉警告说：“如果不这样，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将不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演员。”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