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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新闻周刊》以年终特刊的形式大幅报道中国。无独有偶，美国《外交》杂志也以“中国”为2008年1月－2月号的关键词。
该杂志通过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对世界秩序造成的冲击和新的外交政策，指出“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既可以保持主导地位又可以整合进更加强大的中国，前提是华盛顿现在开始加强双边秩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向早报记者指出，专题主笔是清华大学经济和管理学院及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L.桑顿，他的观点与曾经推动中美建交的基辛格和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佐立克一脉相承。
中国民主在进步
专题一开始就发出疑问：“中国的政治开放能够走多远？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能够成功地被整合进现有的世界秩序中吗？”
在题为《长此以往》的主打文章中，桑顿首先肯定了中国政治的“进化”。“中国领导人守着对人民承诺了百年民主誓言”。尽管中国领导人不以西方人的方式看待民主，文章承认，他们的确支持地方选举、司法独立和对官员的监督。
桑顿认为，西方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民主化进程今天所处的确切位置。十多年来，全国农民持有选举村干部的选票。
文章进而阐述了中国地方选举制度近年来的发展并列举一些例子，表示“公开推选”系统是一种在选举地方领导人时引入竞争和透明措施的方式。
文章还指出，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在党内推广竞争性选择上也作出了努力。一些专家相信“党内民主”的发展对于中国的长期政治改革比地方政府的选举实验更有意义。
司法更独立
在谈到中国司法的章节中，文章称：“中国的司法系统在过去三十年迈出了很大步伐，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法官和检察官素质的提高，中国律师的地位也得到了改变。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发展促使司法系统整体的进一步专业化。大多数观察者认为官员对司法程序的干扰正在减少。
另外，中国颁布了相当数量旨在保护公民利益的法律，比如《公务员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
在谈到对官员的监督时，文章列举了中国在反腐败上的多重机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二十多年来的迅猛发展，官员渎职的机会也在增加。同时，中国媒体的商业化和学会挖掘读者的兴趣也是一股给人以希望的趋势。
“引起许多中国人注意的一个做法是，政府决定允许外国记者从2007年1月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中国境内自由的活动和从事报道工作。”文章说。此外，互联网和手机开始挑战传统媒体。
“选举、司法独立和监督是伴随着三十年急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中国社会转变和个人自由扩大的一部分，”文章总结说，“是向更基于制度的系统的转变的一部分，是中国社会继续开放和多元化的方式。”
对于桑顿的评述，袁鹏指出，如今美国内部在对话政策上存在四种声音：中美合作论、对华接触论、接触无效论和遏制中国论。“桑顿属于第一种声音。最后一种声音有所削弱，而第一种声音在加大。”
拥抱中国西方才有未来
专题另一篇文章探讨了中国崛起的问题。
这篇题为《中国崛起和西方未来》的文章开篇指出：“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会终结美国的单极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暴力斗争或西方制度被推翻。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可以既保持主导又整合更加强大的中国———但前提是华盛顿现在开始加强双边秩序。”
对此，袁鹏表示，美国主流已经接受中国崛起既成事实。“当今中美关系所处的背景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无法逆转的国际事实，中国正在融入国际社会且不会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正处于战略下滑阶段并面临自身的一些困境，”袁鹏说，“和中国协调合作是对美国有利的。”
至于怎么协调，文章建议说，美国应当记住它对西方秩序的领导使其塑造了一个让中国作出关键的战略选择的环境。如果想保住领导地位，华盛顿必须努力强化支撑这个秩序的规则和机制，使其更容易融入、更难颠覆。“如果21世纪的决定性较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中国有优势”，所以对西方而言，明智的选择不是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而是让它顺利地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在中美间的具体争端方面，专题刊发了《重新考虑人民币再估值》的文章，指出华盛顿的政治家叫嚷着要中国升值人民币来扭转贸易逆差，但强势人民币也不是解决方案。所有人都应该转而关注中国如何恰当地融入全球经济。
中美关系主导权转移
在另一篇分析中国新外交政策的文章中，作者的观点是：中国现在可能更愿意帮助西方应对缅甸、朝鲜和苏丹等国带来的问题———但在一个限度内，因为中国从内心仍然倾向于把不干涉别国内政作为总体政策。
“中国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帮助创造———让这些国家走上合法化道路的程序，比如六方会谈。”文章提到，“把这称之为中国的新外交政策主义还太早了，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实践正在浮现。”
作者认为，中国已经在一系列之前陷入僵局的议题上创造了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比如伊朗核问题和缅甸问题。
明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新闻周刊》上周提出：“2008年是中国的，美国是时候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了。”
对此，袁鹏表示：“在未来，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将继续深化和细化佐利克于2005年提出的‘利益攸关方’框架，中美合作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是可以期望的，前提是中国不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红线。中美关系发展的主导权第一次从美国转到了中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