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中说：“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像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笔者则认为，还要进一步从中国现代化一百二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成败。对历史的认识不同，对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也会有所差异。
一、四个时代：各领风骚
本文以1888年作为一百二十年历史回顾的起点。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经过鸦片战争后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新旧两派（分别以恭亲王、文祥和醇亲王、倭仁为代表）激烈斗争的二十年，至此，中国现代化的车轮已经启动。再经过甲午战败、庚子拳乱、日俄战争的刺激，到20世纪初，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此后的争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速度、步骤和方法，以及出现多种现代化模式时的选择问题。
甘阳说：“‘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笔者认为，当前需要形成的不是“新改革共识”而是“新宪政共识”。这种共识所寻求的“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应当把1888年以来的传统都整合进来，同时分清精华与糟粕。甘阳把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分为“前79”（1949—1978，毛泽东时代）和“后79”（1979—2007，邓小平时代）两段，本文把1949年以前的六十年分为“前19”（1888—1919，梁启超时代）和“后19”（1919—1949，蒋介石时代）两段。从一百二十年整体历史的连续性来看这四个时代，不仅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有其成就，梁启超时代和蒋介石时代也有各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梁启超时代
以人名来命名时代，肯定有种种不妥之处，但既然有许多人已经这样用了，也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对于后三个时代，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对于梁启超时代的命名，或许会有一些异议。
本来，袁世凯作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为以逼宫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后推手，作为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是有资格与蒋、毛、邓等人平起平坐的。但是，他最后上演的一幕“登基”丑剧，彻底毁掉了他的声誉。不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的史家，对于他都评价不高。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是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统治时期将其尊为国父，中共的官方历史编纂者也常常将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孙中山在下面将要谈到的重大问题上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笔者不主张采用孙中山时代的提法。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援引经典来为新时代鸣锣开道。正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中国实现了从“旧邦”向“新邦”的“蜕变”。“新邦”的涵义有二：一是在实体意义上的“新邦”，即从由本部和周边番属混合而成的传统王朝到具有明确边界和领土范围并获得国际承认的现代国家；二是在价值取向上的“新邦”，即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思潮、新道统的进步国家。在这两个方面，梁启超作出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
19世纪末的时候，全球共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混合的军事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到20世纪末，只剩下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这个底子是在梁启超的时代打下的。
20世纪初，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鼓吹“驱逐鞑虏”的“汉民族主义”。梁启超则认为，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应当是一种“国族主义”。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国族主义势必是一种“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多元一体的新国族——中华民族（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含义不同）开始形成，这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对于孙中山“小民族主义”的一个胜利。
孙中山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多次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与外国政府做交易。他为了运动海军脱离北京政府，南下帮助他建立广州政府，拿了德国政府一大笔钱，作为回报，他力倡中国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梁启超则一手促成了中国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从而使中国跻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站错了队，俄罗斯帝国没能坚持到战争结束，它们在战后都难以避免被战胜国宰割的命运。有人说“弱国无外交”，事实上，弱国最需要外交。1949年以前，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了胜利者一边，得以保持除外蒙古之外的领土基本完整，这正是外交的成果。而外蒙古得以脱离中国，其中也有孙中山的一份“功劳”。他在最初与苏联政府交易时，就已经把外蒙古列入筹码。
罗志田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沿此趋势发展，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散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同时，由于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已经确立，‘新’也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代名词。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梁启超作为“新的崇拜”的开山祖师，这是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一致承认的。也正是由于他的鼓吹过于成功，导致他自己在五四运动后成为“新的崇拜”的最新牺牲品。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要为“新中国”的最初发展阶段选择一位象征性人物，梁启超还是最有资格的。把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创始人，是用一朝一代的“国史”取代梁启超所开创的“新史学”，是御用史家在政治上“媚权”、在学术上“复旧”的产物，“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沿用这种在1949年以后形成的思维定势。
蒋介石时代
蒋介石统治时期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从1928年至1949年。为了凑个整数，本文把之前的八年也算作蒋介石时代。从本质上说，蒋介石与他之前的军阀统治者是同一类型的人，即具有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但又没有摆脱传统价值观束缚的新式军人（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军人）。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特使在与国民党接触的同时，也与吴佩孚联系过，并曾积极推动“孙（中山）吴（佩孚）联盟”；蒋介石的前长官陈炯明，在孙中山、蒋介石“容共”之前，就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合作过。
凡是强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而忽略“前49”与“后49”连续性的人，通常对于蒋介石时代的评价都很低，只有国民党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将蒋、毛、邓所推动的运动“视作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运动。”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统一军令下的国军，全国通行之币制，数百年来未及施行之征兵法等，从兹获得外强承认。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黄仁宇认为，蒋“领导国民党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乃是中共后来创建“下层机构”的前提。
黄仁宇所列举“高层机构”的项目，还不够全面，创立这些“高层机构”的时间，也不仅局限于抗战时期。简单概括蒋介石时代的功绩，主要是开创了两个新纪元——城市纪元和大国纪元。
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蒋介石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内乱频仍，外患不断，但仍然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十年中增长一倍，师范教育增长三倍。如果说五四前后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抗战前的十几年可以算是“白银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大师得以产生和存活。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受到市民阶层拥戴的蒋介石差一点就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
中国的大国纪元，不是发端于1972年毛泽东—尼克松的北京会谈，也不是发端于1950年斯大林—毛泽东的莫斯科会谈，而是发端于1943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的开罗会议。中国的世界“四强”、“五强”地位，不是哪个外国人恩赐的，而是在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军民八年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打拼出来的。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为打败日寇作出了贡献，但是前者在正面战场发挥了抗日主力军的作用，这一事实不容继续隐瞒下去。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胜利，不仅收复了“满洲国”和台湾省，还把国旗插到了南海诸岛。毛、邓在1949年以后虽然打过几场硬仗，但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胜者——朝鲜战争以回归三八线而告停战；中印边界战争虽然消灭了印军的有生力量却最终丢失了领土；中越边界战争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而没有达到战略目标。如果实行蒋介石的外交路线而不向苏联“一面倒”，中国既可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从两边拿到好处，又可以成为第三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尼赫鲁本来是没有机会扮演这个历史角色的。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掌权者就有一个抹杀前人成就、夸大自己政绩的恶习，这种做法割裂了历史，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变成了“史盲”。现在的青年人，连邓小平时代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譬如中共的两任主席、两任总书记）都搞不清楚了，又焉能了解蒋介石时代。
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成就是实现和保持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以及在前两个时代“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的基础上，将政府行政组织延伸到城乡基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
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的统治权力达不到国民党掌控的几个省份，在他死后，又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在国民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蒋介石的实际控制地区只有江浙及其周边的几个省份；抗战军兴，又形成了国统区、共统区、沦陷区三分天下的局面。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才在满清王朝覆灭之后，再次建立起对于满、蒙、回、藏地区的有效治理，实现了除台、澎、金、马之外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要中国走出一个“治乱循环”，它的深厚的“人文基值”的潜力就会发挥出来，推动人口和经济的大发展，出现一个所谓的“盛世”。但长期战乱之后的首个统一王朝往往不能长久，秦朝和隋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这样的王朝之君通常自视过高，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毛泽东是把自己看作超越秦皇汉武的“风流人物”，因而他的“盛世”也不长久，只有1950年代前期的短短几年。
在中国皇权统治后期（从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清季民初，就已经开启了“政府下乡”的进程，但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基层政府构建工程。笔者曾经指出，由国库供养的中共组织系统是“第二行政网”。1949年以后，“中共的组织从县到区再到乡，最后在村一级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比第一行政网（政权组织网）更稠密的第二行政网（党群组织网）”。对于毛泽东在国家构建方面的功过评价，现在与1980年代的认识已经有所不同。
近年来，英国学者罗伯特•库珀与美国学者罗伯特•罗特博格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分类方法：后现代国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前现代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和“崩溃国家”（即“失败国家”的最后阶段）。从政府—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后现代国家是强政府、强社会；“失败国家”是弱政府（极端形式是像索马里那样的无政府状态）、弱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则有两种形态：早期西方国家的弱政府、强社会和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的强政府、弱社会。相对“失败国家”而言，强政府、弱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过渡期的次优选择。
佛朗西斯•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提出，要从多种维度——即政府职能的范围、治理能力的强度以及合法性基础——来理解“国家概念”。在过去一些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所以，不应当混淆职能范围的“宽窄”与治理能力的“强弱”。目前，发展中国家在调整政府职能的范围和重点——譬如说从直接组织生产转向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同时，不但不应当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且还应当进一步强化治理能力。对于毛泽东式的“强政府”，人们一方面深恶痛绝其肆意侵犯人权的专横，一方面又怀念其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排斥“强政府”。
有些人把毛泽东的制度选择描绘成所谓“历史必然性”或者“唯一可能性”，这是一种决定论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在建设强政府的时候，本来没有必要摧毁已见雏形的公民社会和自治团体（例如民间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等），罗斯福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时，就没有伤及美国传统的强社会。毛泽东在构建“下层机构”的时候，本来没有必要抛弃和削弱初具规模的“高层机构”（例如立法、司法、考试机构，包括民法典在内的“六法全书”，教授治校等），也没有必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而另起炉灶。每一个历史关头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可能性，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懒惰的思维。讳言前人的选择失误，并以种种方式加以掩盖和美化，最大的危害是贻误后人、一错再错。
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没有当过名义上的中国党政一把手，而且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把刚刚过去的三十年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还是最恰当的。不论是他之前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还是他之后的领导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都没有他的眼光和魄力。邓小平时代的成就集中体现为两句话：“和平与发展”，“改革与开放”。
毛泽东的外交虽然是“东倒西歪”，先后经历了对苏“一面倒”与联美“一条线”，但他的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对于时代的基本认识——始终没有变。斯大林与丘吉尔握手，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这些都是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的权宜之计。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消灭，“战争与革命”就始终是时代的主题。不存在所谓和平年代，存在的只是战争与新的战争的间隔与准备。“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爆发国内战争，所谓“革命制止战争”，就是以国内战争取代国际战争。基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毛泽东所构建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是“备战第一”、“军工第一”。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谓“省自为战、县自为战”——各省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各县建立“五小工业”，都是着眼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对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颠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不再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而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或者如佐力克所说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领导人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不惜“打破坛坛罐罐”，天天期盼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是要考虑本国出口商品的进口国政府标准和消费者意愿，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木材……来源国的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价格变化，以及世界航运的畅通与否。1990年代初，陈云及其支持者曾经重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被邓小平拒绝，使中国避免成为世界反美国家的“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政府接受了“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采取了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举措。
目前，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发展最牵动世人的目光，并决定着世界未来的走向。从政治体制来看，印度自独立以来就是一个基本上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成为一个半民主国家，中国则还没有迈出民主化的步伐；从经济体制来看，这三个国家则有更多的共同点：过去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现在都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在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方面，1980年代中国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体制比印度和前苏联的领导集团起步早，决心大，动作快，因而，中国现在暂时处于领先的地位，俄罗斯至今尚未加入WTO。但是，印度、俄罗斯正在奋起直追，中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否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就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并非无可挑剔。就“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而言，前者滞后于后者。“改革不够，开放来凑”，造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大陆特色的现象。目前中国大陆的GDP总量，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各占三分之一，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远远超过了在其他东亚经济体中的分量。“胳膊肘向外拐”，“超国民待遇”，这种情况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是不存在的。国有资本与外国资本联手夹击民营资本，在汽车工业和其他许多产业中，已经是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笔者曾指出：各行各业中的垄断企业是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一个因素。现在，这些垄断企业正在从“官商勾结”走向“中外勾结”。有人经常讲“买办化”，其实，“买办”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买办”就是现在的外企白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多数民族工业的开拓者都有过“买办”的经历。我们不应当泛泛地反对“买办”，而是要反对没出息的“万年买办”和无耻的“官买办”。民间“买办”常常把“买办”生涯作为学习的过程，作为自己当老板的一个过渡，而“官买办”却没有自己将来当老板的可能性，他们的利益就在“买办化”之中。现代慈禧“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心态的再现，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外国资本只攫取利益，对于政权不构成直接威胁，而民营资本的成长，将会伴随民主化要求的增加与能量的积聚。其次，外国资本中有大量的“假外资”，优待外资，可以为国有资本蜕变为官员资本提供一条迂回的道路。 对于邓小平时代进行全面的剖析和反思，是当前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四个时代：各领风骚
本文以1888年作为一百二十年历史回顾的起点。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经过鸦片战争后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新旧两派（分别以恭亲王、文祥和醇亲王、倭仁为代表）激烈斗争的二十年，至此，中国现代化的车轮已经启动。再经过甲午战败、庚子拳乱、日俄战争的刺激，到20世纪初，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此后的争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速度、步骤和方法，以及出现多种现代化模式时的选择问题。
甘阳说：“‘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笔者认为，当前需要形成的不是“新改革共识”而是“新宪政共识”。这种共识所寻求的“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应当把1888年以来的传统都整合进来，同时分清精华与糟粕。甘阳把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分为“前79”（1949—1978，毛泽东时代）和“后79”（1979—2007，邓小平时代）两段，本文把1949年以前的六十年分为“前19”（1888—1919，梁启超时代）和“后19”（1919—1949，蒋介石时代）两段。从一百二十年整体历史的连续性来看这四个时代，不仅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有其成就，梁启超时代和蒋介石时代也有各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梁启超时代
以人名来命名时代，肯定有种种不妥之处，但既然有许多人已经这样用了，也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对于后三个时代，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对于梁启超时代的命名，或许会有一些异议。
本来，袁世凯作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为以逼宫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后推手，作为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是有资格与蒋、毛、邓等人平起平坐的。但是，他最后上演的一幕“登基”丑剧，彻底毁掉了他的声誉。不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的史家，对于他都评价不高。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是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统治时期将其尊为国父，中共的官方历史编纂者也常常将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孙中山在下面将要谈到的重大问题上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笔者不主张采用孙中山时代的提法。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援引经典来为新时代鸣锣开道。正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中国实现了从“旧邦”向“新邦”的“蜕变”。“新邦”的涵义有二：一是在实体意义上的“新邦”，即从由本部和周边番属混合而成的传统王朝到具有明确边界和领土范围并获得国际承认的现代国家；二是在价值取向上的“新邦”，即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思潮、新道统的进步国家。在这两个方面，梁启超作出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
19世纪末的时候，全球共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混合的军事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到20世纪末，只剩下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这个底子是在梁启超的时代打下的。
20世纪初，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鼓吹“驱逐鞑虏”的“汉民族主义”。梁启超则认为，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应当是一种“国族主义”。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国族主义势必是一种“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多元一体的新国族——中华民族（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含义不同）开始形成，这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对于孙中山“小民族主义”的一个胜利。
孙中山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多次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与外国政府做交易。他为了运动海军脱离北京政府，南下帮助他建立广州政府，拿了德国政府一大笔钱，作为回报，他力倡中国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梁启超则一手促成了中国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从而使中国跻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站错了队，俄罗斯帝国没能坚持到战争结束，它们在战后都难以避免被战胜国宰割的命运。有人说“弱国无外交”，事实上，弱国最需要外交。1949年以前，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了胜利者一边，得以保持除外蒙古之外的领土基本完整，这正是外交的成果。而外蒙古得以脱离中国，其中也有孙中山的一份“功劳”。他在最初与苏联政府交易时，就已经把外蒙古列入筹码。
罗志田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沿此趋势发展，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散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同时，由于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已经确立，‘新’也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代名词。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梁启超作为“新的崇拜”的开山祖师，这是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一致承认的。也正是由于他的鼓吹过于成功，导致他自己在五四运动后成为“新的崇拜”的最新牺牲品。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要为“新中国”的最初发展阶段选择一位象征性人物，梁启超还是最有资格的。把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创始人，是用一朝一代的“国史”取代梁启超所开创的“新史学”，是御用史家在政治上“媚权”、在学术上“复旧”的产物，“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沿用这种在1949年以后形成的思维定势。
蒋介石时代
蒋介石统治时期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从1928年至1949年。为了凑个整数，本文把之前的八年也算作蒋介石时代。从本质上说，蒋介石与他之前的军阀统治者是同一类型的人，即具有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但又没有摆脱传统价值观束缚的新式军人（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军人）。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特使在与国民党接触的同时，也与吴佩孚联系过，并曾积极推动“孙（中山）吴（佩孚）联盟”；蒋介石的前长官陈炯明，在孙中山、蒋介石“容共”之前，就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合作过。
凡是强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而忽略“前49”与“后49”连续性的人，通常对于蒋介石时代的评价都很低，只有国民党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将蒋、毛、邓所推动的运动“视作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运动。”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统一军令下的国军，全国通行之币制，数百年来未及施行之征兵法等，从兹获得外强承认。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黄仁宇认为，蒋“领导国民党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乃是中共后来创建“下层机构”的前提。
黄仁宇所列举“高层机构”的项目，还不够全面，创立这些“高层机构”的时间，也不仅局限于抗战时期。简单概括蒋介石时代的功绩，主要是开创了两个新纪元——城市纪元和大国纪元。
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蒋介石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内乱频仍，外患不断，但仍然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十年中增长一倍，师范教育增长三倍。如果说五四前后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抗战前的十几年可以算是“白银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大师得以产生和存活。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受到市民阶层拥戴的蒋介石差一点就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
中国的大国纪元，不是发端于1972年毛泽东—尼克松的北京会谈，也不是发端于1950年斯大林—毛泽东的莫斯科会谈，而是发端于1943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的开罗会议。中国的世界“四强”、“五强”地位，不是哪个外国人恩赐的，而是在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军民八年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打拼出来的。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为打败日寇作出了贡献，但是前者在正面战场发挥了抗日主力军的作用，这一事实不容继续隐瞒下去。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胜利，不仅收复了“满洲国”和台湾省，还把国旗插到了南海诸岛。毛、邓在1949年以后虽然打过几场硬仗，但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胜者——朝鲜战争以回归三八线而告停战；中印边界战争虽然消灭了印军的有生力量却最终丢失了领土；中越边界战争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而没有达到战略目标。如果实行蒋介石的外交路线而不向苏联“一面倒”，中国既可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从两边拿到好处，又可以成为第三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尼赫鲁本来是没有机会扮演这个历史角色的。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掌权者就有一个抹杀前人成就、夸大自己政绩的恶习，这种做法割裂了历史，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变成了“史盲”。现在的青年人，连邓小平时代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譬如中共的两任主席、两任总书记）都搞不清楚了，又焉能了解蒋介石时代。
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成就是实现和保持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以及在前两个时代“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的基础上，将政府行政组织延伸到城乡基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
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的统治权力达不到国民党掌控的几个省份，在他死后，又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在国民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蒋介石的实际控制地区只有江浙及其周边的几个省份；抗战军兴，又形成了国统区、共统区、沦陷区三分天下的局面。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才在满清王朝覆灭之后，再次建立起对于满、蒙、回、藏地区的有效治理，实现了除台、澎、金、马之外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要中国走出一个“治乱循环”，它的深厚的“人文基值”的潜力就会发挥出来，推动人口和经济的大发展，出现一个所谓的“盛世”。但长期战乱之后的首个统一王朝往往不能长久，秦朝和隋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这样的王朝之君通常自视过高，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毛泽东是把自己看作超越秦皇汉武的“风流人物”，因而他的“盛世”也不长久，只有1950年代前期的短短几年。
在中国皇权统治后期（从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清季民初，就已经开启了“政府下乡”的进程，但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基层政府构建工程。笔者曾经指出，由国库供养的中共组织系统是“第二行政网”。1949年以后，“中共的组织从县到区再到乡，最后在村一级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比第一行政网（政权组织网）更稠密的第二行政网（党群组织网）”。对于毛泽东在国家构建方面的功过评价，现在与1980年代的认识已经有所不同。
近年来，英国学者罗伯特•库珀与美国学者罗伯特•罗特博格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分类方法：后现代国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前现代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和“崩溃国家”（即“失败国家”的最后阶段）。从政府—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后现代国家是强政府、强社会；“失败国家”是弱政府（极端形式是像索马里那样的无政府状态）、弱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则有两种形态：早期西方国家的弱政府、强社会和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的强政府、弱社会。相对“失败国家”而言，强政府、弱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过渡期的次优选择。
佛朗西斯•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提出，要从多种维度——即政府职能的范围、治理能力的强度以及合法性基础——来理解“国家概念”。在过去一些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所以，不应当混淆职能范围的“宽窄”与治理能力的“强弱”。目前，发展中国家在调整政府职能的范围和重点——譬如说从直接组织生产转向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同时，不但不应当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且还应当进一步强化治理能力。对于毛泽东式的“强政府”，人们一方面深恶痛绝其肆意侵犯人权的专横，一方面又怀念其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排斥“强政府”。
有些人把毛泽东的制度选择描绘成所谓“历史必然性”或者“唯一可能性”，这是一种决定论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在建设强政府的时候，本来没有必要摧毁已见雏形的公民社会和自治团体（例如民间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等），罗斯福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时，就没有伤及美国传统的强社会。毛泽东在构建“下层机构”的时候，本来没有必要抛弃和削弱初具规模的“高层机构”（例如立法、司法、考试机构，包括民法典在内的“六法全书”，教授治校等），也没有必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而另起炉灶。每一个历史关头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可能性，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懒惰的思维。讳言前人的选择失误，并以种种方式加以掩盖和美化，最大的危害是贻误后人、一错再错。
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没有当过名义上的中国党政一把手，而且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把刚刚过去的三十年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还是最恰当的。不论是他之前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还是他之后的领导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都没有他的眼光和魄力。邓小平时代的成就集中体现为两句话：“和平与发展”，“改革与开放”。
毛泽东的外交虽然是“东倒西歪”，先后经历了对苏“一面倒”与联美“一条线”，但他的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对于时代的基本认识——始终没有变。斯大林与丘吉尔握手，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这些都是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的权宜之计。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消灭，“战争与革命”就始终是时代的主题。不存在所谓和平年代，存在的只是战争与新的战争的间隔与准备。“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爆发国内战争，所谓“革命制止战争”，就是以国内战争取代国际战争。基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毛泽东所构建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是“备战第一”、“军工第一”。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谓“省自为战、县自为战”——各省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各县建立“五小工业”，都是着眼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对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颠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不再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而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或者如佐力克所说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领导人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不惜“打破坛坛罐罐”，天天期盼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是要考虑本国出口商品的进口国政府标准和消费者意愿，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木材……来源国的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价格变化，以及世界航运的畅通与否。1990年代初，陈云及其支持者曾经重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被邓小平拒绝，使中国避免成为世界反美国家的“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政府接受了“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采取了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举措。
目前，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发展最牵动世人的目光，并决定着世界未来的走向。从政治体制来看，印度自独立以来就是一个基本上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成为一个半民主国家，中国则还没有迈出民主化的步伐；从经济体制来看，这三个国家则有更多的共同点：过去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现在都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在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方面，1980年代中国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体制比印度和前苏联的领导集团起步早，决心大，动作快，因而，中国现在暂时处于领先的地位，俄罗斯至今尚未加入WTO。但是，印度、俄罗斯正在奋起直追，中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否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就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并非无可挑剔。就“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而言，前者滞后于后者。“改革不够，开放来凑”，造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大陆特色的现象。目前中国大陆的GDP总量，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各占三分之一，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远远超过了在其他东亚经济体中的分量。“胳膊肘向外拐”，“超国民待遇”，这种情况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是不存在的。国有资本与外国资本联手夹击民营资本，在汽车工业和其他许多产业中，已经是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笔者曾指出：各行各业中的垄断企业是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一个因素。现在，这些垄断企业正在从“官商勾结”走向“中外勾结”。有人经常讲“买办化”，其实，“买办”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买办”就是现在的外企白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多数民族工业的开拓者都有过“买办”的经历。我们不应当泛泛地反对“买办”，而是要反对没出息的“万年买办”和无耻的“官买办”。民间“买办”常常把“买办”生涯作为学习的过程，作为自己当老板的一个过渡，而“官买办”却没有自己将来当老板的可能性，他们的利益就在“买办化”之中。现代慈禧“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心态的再现，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外国资本只攫取利益，对于政权不构成直接威胁，而民营资本的成长，将会伴随民主化要求的增加与能量的积聚。其次，外国资本中有大量的“假外资”，优待外资，可以为国有资本蜕变为官员资本提供一条迂回的道路。 对于邓小平时代进行全面的剖析和反思，是当前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