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民专稿：中共发起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执政当局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大陆从南到北，不少官员都在谈思想解放。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久前的一次有关讲话，以及中共高层智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篇署名文章。

汪洋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要“叫板新加坡”的说法，和施芝鸿《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这篇理论文章，似乎透露了中共政策的最新动态和未来中国政情的最新路向，显示中共将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在已经取得经济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右二）要“叫板新加坡”。

汪洋是在去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发表到任广东省委书记后的这次公开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思想开明的汪洋深谙中共未来政策的内情，因此这样的讲话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备而来。而作为中南海高级智囊、胡锦涛贴身文胆的施芝鸿，亲身参与中共政策的调研、制订和起草，他这篇于今年1月5日同时刊发在中共中央党校《党政干部论坛》月刊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文章，更绝非仅代表个人意见的泛泛之作，而是代表了中共官方的战略意图。

三句话表达中国改革目标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汪洋的有关讲话和施芝鸿的文章，在发表的时间点上，分别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前后。大有刻意安排布置，营造舆论氛围的痕迹。胡锦涛在文章中宣布，通过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的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他引用邓小平的话：“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也清晰表达了中共现阶段的三大目标。胡锦涛把中共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归纳为三句话：“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其实，有关中共思想解放的说法并不新奇，但观察中国政情的专家都知道中共的行事风格，即在推行某项重大的决策之前，基本上都是遵循“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的规律。将近三十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并在之后开启了真理标准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重大转折，实现了思想观念的突破和理论的突破，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 皇甫平再扛思想解放大旗

1991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时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之后不久，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有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系列文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在邓小平的布局下，先行营造了舆论氛围。1991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对陪同者表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他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之后不久，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有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四篇系列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将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推到一个高潮，挣脱了当时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思想基础。

巧合的是，当年的“皇甫平”三作者之一，就是目前发表《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施芝鸿。在这篇将近一万两千字的长篇理论文章中，‘解放思想’这个关键词一共出现了46次，充分说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这篇文章的核心目的。文章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因此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显然，由于作者的官方地位，并且是署名文章，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在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进行理论铺垫，是中共推出新的战略决策前的先行部署，“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号角”，开始了去年十一月以来，中共官方媒体提到的“扬起思想解放风帆，继续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远航”。

广东将比新加坡更干净有序？

如果说，施芝鸿作为中共的理论家，从理论上为中共继续解放思想建立论述，那么，作为地方封疆大吏的汪洋，则要从施政实践上，为地方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具体的目标。他说，广东过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因此，广东要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

温家宝访问新加坡在演讲中，明确表明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学、赶、超决心。

汪洋为广东定下的赶超目标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发展方面，要超过新加坡和韩国。他在和广东官员讨论广州和深圳的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城中村”治安混乱问题时，引用邓小平的话表示，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不仅要经济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上去，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超过四小龙，“我们现在超过只是一个方面，他（邓小平）没有说只是经济总量超过啊，而是两方面都要超过”。

他说，今天的“广东也遇到了土地制约，技术贫脊，结构难题，社会冲突，我们必须认识到再一次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广东排头的地位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社会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将难以完成”。

显然，汪洋认为广东未来发展的重点，除了经济方面要有新突破之外，更将重点放在社会公平、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和公民的道德重建上。这是中国今天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难题，也是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问题。据施芝鸿文章透露，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提出并要求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要“在继续解决把中国发展起来问题的同时，着重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要大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

对此，据称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就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内地同沿海贫富差距的问题；1993年，邓又强调，“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还说，解决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施文表示，从这样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胡锦涛在十六大以后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解决邓小平早就期待解决的这些问题，“以便实现他老人家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嘱托”。

因此，在邓小平眼中，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胡锦涛和汪洋很清楚看到了这一点。在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眼中，新加坡是个“经济发达、秩序井然、廉洁高效、环境优美”的国家，又是华人社会，有太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总理温家宝不久前访问新加坡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就明确表明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心情，“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

一切为我所用，包括制度上的、管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先进成果，这就是中共这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中共改革“新的历史起点”。施芝鸿文章也认为：“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框框，把继续解放思想的要求落实到这一系列重要的理念、观念和意识的创新上来，并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地在继续解放思想过程中，破除那些不合时宜的理念、观念和意识的束缚，”才能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为此，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访问时就表示，只有开放，先进的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得来；只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长补短，才能使自己不断充实和强大起来。

[ 本帖最后由 大西洋人 于 2008-1-15 23:4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