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国外热议“中国道路”及其启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影响深远。近几年关于“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的议论频频见诸报端。其实。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解读。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这种解读是形形色色的，大体而论，可以分为‘西方解读不“非西方解读”两大类。前者充满着曲解和误读，但也有不少明智的人士讲了一些睿智的公道话；后者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的实践巾找到自己快速发展的途径，对此充满期待。         

西方解读

    美国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2007年底出版的《美国人》双月刊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仿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通过使本国经济的很大部分对国内外的投资开放，又允许实现劳动方面的灵活性，减轻税收和监管方面的负担，并把私营部门和国家的开支相结合，从而创建一流的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构以及信息自由流动的牢牢控制。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

    上述观点可以说是西方对“中国模式”的典型描述。他们不否认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但同时强调“政治压制”，甚至干脆说中国“专制”、“独裁”。这显然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居高临下地蔑视中国，有几分敌意和不屑，也有几分不安甚至恐惧。

    但是，西方也有另一些声音，不少出自资深的政治家和有影响的学者之口。例如，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2005年5月出版了“本题为《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的书，他在书中写道：“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就如何处理民主和人权问题指贡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知识和尊重。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其政治文明也会进一步发展。谁只要大体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就会明白：中国不需要任何监护。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尤其应当理解这点，对中国进行任何方式的‘监护’都是不现实的。”他还写道，他反对在德国实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必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05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我总是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那就是让中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顽固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模式，“一提到共产主义，他们头脑中便出现在了根深蒂固的消极形象，而且从不允许这种形象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我不能同意”。

    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金融家沃尔芬森在加答记者关于民主与扶贫的关系时说：“有证据表明，透明度和民主也是有作用的。但是，也许这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拥有一个像中国那样有效的政府结构，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必须考虑到地方文化和历史。”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008年2月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非西方解读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说；“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2007年11月29日的一次集会上，向印度政要热情推荐温家宝总理几天前在新加坡强调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一次演讲，同时说：“我真诚地祈祷并希望印度能维持良好的民主机制，但民主也有缺陷……人们不珍惜时间，不管是处理政府公文还是商业申请。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手续繁多——不珍惜时间，这是印度体制中一个让我很担心的毛病。”辛格总理还颇有感触地回忆他的一位英国老师50年前访华后说的一句话：“严格地讲，不能说哪一种制度一定比另一种制度好，好与不好取决于国家主要决策者的心态，也就是取决于政界人士、企业家和媒体巨头的心态。取决于工会的心态。”

    路透社2006年11月27日的报道说：“中国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用来取代美国民主体制的试金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4年5月26日的文章说：“这种在上层指导下逐步推行政治改革的观点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共鸣，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总是行之有效。”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06年9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柜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县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双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几点启示

    以上摘引的或贬或褒的言论，显然并非全对或全错。即使错的也好似镜子，可以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一看自己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从而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

    第一，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的，外国的经验和教训都要吸取，外国的模式也应参考和借鉴，但决不能照搬。普世的理念是有的，如民主、自由、人权，但如何落实为一国的实践，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历史、文化、习俗和现实情况来采取行动。美国一些人的思维哲学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即认为凡是同他不一样的都是异端邪说，不是白，就是黑。其中还掺杂着  “上帝选民”的宗教迷思，总想去“拯救”别人，其实是控制别人。这种哲学观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第二，稳定压倒一切。社会上总有各种阶层和利益集团，如果让它们以任意无序的、激烈妄动的方式来诉求，社会便永无宁日，好的政策也无从落实。老百姓希望过安宁生活，复杂的国际环境更需我们头脑清楚。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稳定，摆正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十分明智的决策。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今年1月对记者说：“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第三，领导核心是关键。沙特阿拉伯《中东报》2005年6月5日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调动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由此想到，外国想学“中国模式”并不容易，关键要看能否形成一个坚强公正、受人民拥护、与时俱进的领导核心。

    第四，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贫穷不是社会主议”，这句话既讲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讲出了人民的心声。凡是经济搞不好的国家，社会也不能安定。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美国现在拿“民主”当作图腾来肆意干涉别国的内政，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碰了钉子。用“颜色革命”的办法搞的“民主”，也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成了一个个新麻烦。发展中国家“克隆”美国民主而取得成功的例子一个也找不出来。即使在美国，议会民主的种种弊病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这种民主真的是最好的吗？历史地看，美国统治，当然是个很大的进步，其中不乏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但是，民主的功效要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秩序的公正之上，如果把“民主”作为称霸世界的借口，必然遭到世界人民的责难和反对。

    中国的民主体制确实还不完善，还在成长之中，但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社会矛眉多发的转型时期，中国民主建设目前不宜采取扩大竟争性的路子；以免加剧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德国《新德意志报》2008年2月7日的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此论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说明西方也有人开始客观地观察中国的民主建设。

    第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  “北京共识”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美国著名学者乔舒亚·雷默写道：“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林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切都得小心翼翼。摸着石头就是摸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切忌头脑发热。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得“欲速则不达” 的道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唯一途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战告捷，但今后的路途还很长，也更加艰难。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的不安，甚至恐慌，但现在更多的人在思考如何“容纳”中国。其实，中国已经明确了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愿意尊重和遵守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有能力、有志气为世界树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榜样，但决不是要别国模仿这个榜样，也不去主动推广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