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引领中国走向盛世？

● 黄　林
　　《联合早报》4月1日言论版上林明雅的文章《慈悲的佛教有利世界和谐》，末尾写道：“有朝一日，也许佛教将会引领中国再一次走向类似佛教如日中天时的汉唐盛世，国威声名远播。那时候，慈悲的种子将会撒下整个人间，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中国政府当然‘挡不住’，也没有必要去挡。”对此，本文提出商榷。

　　先顺便指出，“佛教如日中天时的汉唐盛世”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魏晋之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因此在汉代完全无法说是“如日中天”。

　　林先生的这段话似乎是说，因为佛教“如日中天”，才有了汉唐盛世，所以他期盼未来中国由佛教“引领”，再度走向盛世。对此，我想谈谈我的看法。不过，万一林先生并不是这个意思，则以下内容只当作我的借题发挥，而不是对其观点的评论。

唐代兴盛靠制度与多元思想

　　西汉时期，佛教还未传入中国，因此汉武盛世与佛教是没有关系的，可以不论。至于盛唐，佛教的确是到了鼎盛时期，但唐代走向兴盛却并非佛教所引领的。

　　从唐初到开元盛世，唐代国力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在于两方面：一、适时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二、开放多元的思想文化态度。

　　钱穆说，“要想把握住盛唐的社会情态，最好亦从当时几项制度方面去看。”（《国史大纲》）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唐初实行三省六部制，建立了强大有效的中央政府机构，加强了对大一统国家的管理；实行科举制，打破原有的门阀制度，让更多的平民有了仕进的机会，大大地扩展了人才来源；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为民置产，提高了人民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

　　执政者个人的能力和素质，也在制度中起到重要作用。唐太宗以隋亡为戒，选贤任能，虚心纳谏，一时之间，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望治。武则天和唐玄宗也先后继续整顿吏治、发展生产。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虽然中间出现一段因宫庭斗争而造成的动荡，但终于在开元年间进入全盛时期。

盛唐气象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悠然神往的，是它在文化上呈现出来的雍容大度与沉着自信。唐代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与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兼收并蓄的特征。
　　汉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芮沃寿（Authur F. Wright）就曾把唐代具有巨大的生命力的原因归结为它的折衷主义和世界主义。（《唐朝的概观.引言》）

　　在思想上，有唐一代，尽管过程中有一些波折与冲突，但总体上维持着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局面；而其它外来宗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也都受到相当礼遇。各种思想和宗教的积极成分一方面参与促进社会发展，一方面与典章制度、文学艺术、人情风物共同构成唐代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佛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达到鼎盛的。因此，是盛唐造就了兴盛的佛教，而不是相反。在走向盛唐的过程当中，佛教也起到过一定作用，例如协助稳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等；再就是对文化本身的贡献。但是，它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沙门人口急剧增加，减少了社会劳力；寺院土地迅速扩张，干扰了国家经济：所以会有后来的唐武宗灭佛事件（当然这事件也包含了佛道斗争的因素）。

宗教不能引领当今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帝王和大臣笃信宗教，但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除了个别地方政府或非常态的政权有这样的特征或倾向，前者如旧时的西藏，后者如太平天国。

　　因此，也从来没有哪个宗教“引领”过中国。也许有人会提起儒教，但儒教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宗教，更恰当的用语还应该是儒学或儒家思想。

　　当今中国走的是务实的世俗化道路，在物质生产和建设方面，依靠的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精神人文领域，应该像盛唐那样，有着开阔的胸襟，立足民族传统的同时，广泛吸收不同的、新鲜的思想与文化观念，以益世道人心。

　　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我们更应该提倡千帆竞秀、百舸争流，任何“独尊”、“引领”都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近年，中国的宗教人口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这不影响宗教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的非主流地位。

中国宗教现状有一个宝贵的特点：信教者与不信者互相尊重、互不影响；各教温和自守，和平相处。这是一种难得的理念上的平衡。如果有一天，这个平衡被人为地打破，那将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到时候，中国政府不挡是不行的。
·作者是本地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