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言中国创建“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

“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之路――三议《“横琴”宝地“谋而后动”》

李桉 费查理 程济群 庞忠甲/――2005年9月10日，温家宝总理考察珠海横琴，赞赏“横琴岛真是一块宝地”，“要发展好，首先要规划好”，要“谋而后动，不可乱动”。

“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是设置在“离岸管辖区”的国际金融中心，或称“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e Center），系指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主要以外币交易为标的，以非本国居民为交易对象的本地与外国金融机构所形成的金融体系。

“离岸管辖区”简称“离岸区”，“离岸”的意义不在地理位置，在于立法容许区外投资人登记设立“离岸公司”，经营非居民业务（资金来自境外，业务也在境外；即所谓两头在外）；投资人不必亲临该区，即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开展业务运作。“离岸区”为“离岸公司”提供充分开放，简化程序，豁免税负，自由经营，全球流通，高度隐私保护，保障财产安全等超常便利，几乎达到经营自由化的极致。这些优越条件可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价值需求，为投资者实现各种正当商业目的大开方便之门。

“离岸区”开设的“离岸银行”，不仅享受税收上的优待，而且不必持有准备金，其经营成本低于国内银行；不受利率上限约束，对存款户支付的利率可高于银行对国内存款户支付的利率，也可以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

“离岸区”业务主要包括“离岸金融”和“离岸贸易”两大范畴。鉴于现代全球经济中金融业（虚拟经济）的重要地位，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证券交易、存款、贷款、融资、结算、保值、避险、咨询、见证、同业拆借，发行大额可转让存款证，特别是批发性银行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尤为当今离岸经济活动的热点。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地的“离岸区”，多着重“离岸金融”业务，具有“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性质。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离岸金融中心”，是金融自由化的历史性创新产物，突破了金融业必须是国内资本提供者的传统，推动信贷交易走向国际化；由于众多离岸金融中心的迅速形成与发展，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市场。

世界上传统的著名的“离岸区”多为前英属殖民地，设在风景优美的海岛上（有些小国为全境），例如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BVI）、巴哈马(Bahamas)、毛里求斯（Mauritius）、科可群岛（Cook Island）、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百慕达（Bermuda）、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巴拿马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Panama）、赛舌尔群岛（Seychelles）、纽埃岛（The Island of Niue）等。它们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与发达国家有良好的贸易关系，并鼓励在当地设立境外银行，提供与瑞士相同的信托服务和保险业务。国际大银行如美国大通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等，都为那里的财务运作提供方便。

上述岛国之所以能够最早发展成“离岸区”，有其历史渊源。作为英国长期统治下的殖民地，那里没有税收自主权，却有免税或低税的传统。脱离宗主国后，这些制度和法规沿袭下来，较易转化形成避税优惠政策。此外，还因为一些岛国自然资源稀缺，人口数量较少、经济基础薄弱，需要创造宽松的税收环境，作为一种吸引投资、增强地区竞争力，发展本地经济的策略。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避税地多靠近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南北美洲的大西洋、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便于为那里的纳税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

二次大战后，英国元气大伤，全球领先地位被美国取代；即便在欧洲，也落到了法德后面。但最近英国竟然追越法德，在欧盟中独领风骚，与美国的差距亦逐渐拉近。究其原因，与英国独特的经济规划有关。英国将附近的三个岛屿设为离岸区，加上其他英联邦离岸区，一个个发展为“离岸金融中心”；成为掘金宝地，人均产值位居全球的前列，对母国而言，更有引资献金的妙用。

这些“离岸区”都是区区弹丸之地，但经济“能量”惊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影响也极为可观。

以英属维京群岛为例，该岛约75万家“离岸公司”中，估计有近20万家与中国有关。2004年，在中国内地十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中，类似于维京群岛这样的离岸中心就占了三席。按近年对华实际投资金额排行，英属维京群岛、西萨摩亚、开曼群岛等常在前十名之列。截至2006年底，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累计金额来源中，英属维京群岛以571.64亿美元名列第三，位居香港特别行政区（2797.55亿美元）、日本（579.73亿美元）之后，超过了美国（539.55亿美元）和欧盟（553.98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近年统计显示，在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多都以离岸的方式操作。离岸金融服务于离岸商业运作，而离岸商业运作又同时促进离岸金融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对外全面开放，国际离岸公司将越来越多，这些跨国公司和境外企业的业务需要配套的离岸金融中心为其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内上市公司和境外中资企业要不断扩大其规模，进行海外扩张，这也要求开办相应的离岸金融业务。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发展离岸金融中心已成为世界各国参与金融竞争的新潮流。“离岸金融中心“数目激增。还有许多经济重镇，虽然没有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中心”，但那里的一些银行或金融机构从事着离岸金融业务。

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已经具备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地位，去年在伦敦市法团（City of London）发表的全球46个国际金融中心评估中位列第三，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近年来，深圳、上海、天津等发达城市，纷纷提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想，体现了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趋势。国际金融中心或一些大都会包含某些离岸金融功能，但非完整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中心”。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正处于大国崛起的路口。

中国作为金融市场熠熠上升的新星，经济和金融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客观上不仅要求建立多个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还需要有自己的“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具有独立关税主体和独立法域地位的“外化市場”，将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更好地融合起来，以便进一步利用外资及其衍生效益，推动本国资本输出，加强国际资本运作，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转变；同时因为“离岸区”的“防火墙”作用，得以避免对中国现行内部金融政策体系的冲击作用。

目前国际的金融区域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人民币越来越成为国际上日益承认的稳定和参与国际结算的货币，自由兑换为时不远；亚元亦有呼之欲出之势。这也给中国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中心”带来了新的机遇。

随着进入“十一五”规划时期（2006年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过渡期已告结束，原有外资优惠政策将为公平的统一的“国民待遇”取代；为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及其衍生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需要在WTO架构下开发另类新途径。把握时机，迎接挑战，构建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已成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有利大环境，在适当地域建立中国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具有明确的现实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设立“离岸金融中心”，发挥引资献金妙用

中国凭藉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拿来主义”蜜月期已近尾声，对中国来说，一个低成本时代的结束并不自动意味着实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相反，迎接全球化分工变局的本土战略时期才刚开始。

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存在明显不公平性的外资税收优惠待遇的终结，不免弱化外资直接吸引力。值此转折时际，以“收大放小”的灵活性，适时开辟一隅具有最大限度优惠特征的公平待遇“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符合WTO游戏规则，为寻求在中国增值机会的国际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利于强化和活跃地区的国际投资、金融、商贸和旅游等事业兴旺发达；当是积极因应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大调整，富于深远意义的前瞻性合理选项。

“离岸金融中心”以特有自由化法律制度优惠条件为吸引力，不仅可以提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存贷、汇兑、债券融资，跨国贸易服务，而且提供企业股权交易、股权融资的平台，加上高端私人理财服务等，构成完整意义的全球化自由经营资本市场。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内地中心城市相辅相成、错位发展，可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进一步需要，国际资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会超过以往，中国资本的进出将更趋于频繁，内地企业外汇收入使用更加灵活；政府对涉外企业在外汇方面的监管会更加有效。中国将能在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金融体系中主动发挥资本市场调节作用，支持自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远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国际性引资献金，不仅仅为了解决资金需要，而且是利用全球各种资源的重要载体。当前，世界经济正进入新一轮以服务外包、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转移等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国际投资所承载的各种竞争力和效益，形成的有效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造就的高素质人才，带来的市场和就业机会，将对中国解决资金缺口、人才缺口、技术缺口、管理缺口和市场营销缺口，成功调整经济结构、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至构建和谐社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设立“离岸金融中心”，推动“虚拟经济”的发展

“离岸金融中心”自由经营和富于创新的商业环境，是“虚拟经济”大行其道的广阔天地。

所谓“虚拟经济”，主要指带有证券色彩的股票、债券、基金、期货、股权之类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它源于现金价值，又不同于现金的交易。

借“虚拟经济”进行资本运作，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在甲午海战期间，日本依靠了发行战争债券，支持了庞大的战争经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还，美国依靠空前规模的资本运作，为新兴科技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创投资金，并以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支持高科技产业获得持续发展的资金，成全讯息革命异军突起，美国得以稳居世界“超级强国”地位；都清楚地证明了善用“虚拟经济”的重要性。

当今国际“虚拟经济”市场上每天的交易额高达数十兆美元，而现金交易仅为虚拟交易总额的二十到五十分之一。中国社会虽已参与“虚拟经济”，而且通过股市交易感受到了其中的巨大威力，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有关认知和操作水平，还处于比较盲目和低水平的状态。

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如果没有适当的资本运作使虚拟经济成为实体经济的强大后盾，实体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停滞，甚至夭折。资本运作具有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化解贫富不均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需要通过资本运作，使所有的人都有公平机会，获得资金和发展自我的机会。创设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将为推动“虚拟经济”的发展建立高水准实战和示范的国际大平台。

三．实现内地金融业境外服务延伸，加快金融服务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金融业国际化进程相当缓慢。中国于1989年开始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有四家中资银行获得经营离岸银行业务许可。后因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被监管部门全部叫停。2002年6月中央银行批准恢复离岸业务。目前仍只对这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业务经营许可，而且均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同业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由于大环境体制与离岸型自由经营的反差，管理层对发展离岸业务存有疑虑，态度不明确，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规难以落实，实际业务中手续比较复杂，时间较长，环节较多；业务品种少、范围窄，新品种较少尝试，经营过程中流动性差，限制了离岸金融业务的顺畅发展。截至2007年末，各中资离岸业务经办银行的离岸业务总资产余额仅49．3亿美元，与国际离岸业务的发展相比，远未形成一个区域意义上的、与市场需求相符合、对外具有较强辐射影响的格局，也与国家经济规模极不相称。

中资银行仅在少数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很难满足本国跨国企业的金融需求。跨国发展要求企业所在母国银行能够提供及时、便捷的一揽子金融服务，例如：境外融资、集团财务管理、贸易结算、降低财务成本、规避投资风险、投资中转以及参与境内外招投标等。“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业务基本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离岸金融中心”建立后，内地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运作和竞争中，将获得更多国外现代化金融管理、法律监管和资讯保密等经验，以及引进金融产品和技术工具的机会；促进金融产品创新，改进管理方式和提高服务质量，加快金融服务国际化的进程。

四．帮助本国企业搭建境外业务运作的平台，大幅降低跨国经营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由于“离岸金融中心”对商业组织的税负优惠，以及法律成本和管理成本的降低，内地企业可以通过世贸组织规定的“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方式，在内地控制企业境外往来帐户、成本核算、日常开支和支付等。“离岸金融中心”银行在境内向离岸客户提供境外银行服务，即企业境外业务境内操作，方便企业集中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降低了日常的经营与管理成本。

多年来，内资企业大批赴“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出现“假外资”现象，固然有避税动机，有满足跨国经营资金跨境调度等方面、或为取得与外商平等待遇的正当需求，同时存在着财务造假或侵吞公有资产等严重问题。这也要求中国建立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以免一边自己的资产流失，一边任由肥水去灌溉那些“离岸金融中心”。

综上所述，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健康的“离岸金融中心”应该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项时到机来的战略性选择，

建立中国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当然要取法于国际著名的“离岸区”，借鉴世界各国丰富多采的实践经验，但非简单因袭传统旧制章法而已，将结合国情，与时俱进，有所改进，有所发展，符合中国和亚洲特色，具备自己的管理政策要点，富于前瞻性、开拓性，争取成为21世纪全球化高科技时代切合可持续发展大计的创意杰作，全球同类型经济体中效能更高、副作用较少的优化模式。

探索优化模式，不可忽视监督管理。“离岸区”作为高度自由化的经营天地，主要负面印象在于容易被逃税、洗钱、圈钱等非法活动钻空子。国际反贪组织指出过，由於对服务供应商监管失控，伦敦曾经成为洗钱的天堂。随着加强国际经济生活秩序化，以及打击贩毒集团和恐怖主义势力等任务需要，国际社会不可能容许“离岸公司”享受无条件的信息保密。近年来，英属维京岛等一些“离岸区”已大大加强了监控措施。

中国创建“离岸金融中心”，主管部门要尽一切可能向客户灌输守法观念，并与国际反金融犯罪组织合作，采取必要的监控对策。在注册登记公司时，须作必要的背景调查；如果认为某公司账户涉嫌洗钱或其他非法金融活动，当地最高法院会发出搜查令，此时离岸公司的资料必须公开；如果资料证明公司进行非法活动，将撤销该公司的注册，并收回非法资金。严防成为助长洗钱、诈骗、转嫁金融风险、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资产的“温床”。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不接受）也。”（《论语．里仁》）

“离岸区”或“离岸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主要来自法律保障的优惠政策，但还须与投资环境优势相结合，才能大见成效。投资环境是指那里的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潜力、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生态环境、金融服务、交通、通讯设施、生活和工作环境等配套而言。

关于中国第一个“离岸型”经济特区的选点方案，应当综合环境因素，全面探讨，揆情度势，合理抉择。

吸引人才是成功的关键要素。该地区须有足够吸引力，能够把优秀、尖端的金融和有关专业人才及其家庭吸引过来。比如，良好的人文环境，生活设施，为其子女提供较好的国际学校等，都是应备的基本条件。

“离岸金融中心”将实行吸引优秀高级人才的政策，并设置有关离岸经济的专业培训、进修、研究机构，开展国际金融会议和论坛活动。对于居留申请设有比较严格的条件限制，以控制人口数量和素质，保证高质量生活水准。

金融服务能够辐射腹地，选点位置应有带动发展区域的意图针对性。根据中国发展现状，宜结合西部大开发宏图考虑。

作者已经提出《“横琴”宝地“谋而后动”――创建直辖“离岸金融经济特区”诹议》一文，建议在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中，选点地处东南亚和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地区的中心，中国腹地第一个对接粤、港、澳区域的横琴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国两制”政策的开拓性发展，赋予中央直辖的独立关税主体，独立法域地位，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基本法规，确定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以及金融创新等方面的自治权限，订立细则，依法治理。由于重在“离岸金融”，具备“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特性，建议取名“离岸金融经济特区”。

[ 本帖最后由 大西洋人 于 2008-5-4 20:3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