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四川地震揭示中国崛起软实力的威力

如果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三月十四日发生的西藏动乱以及其后传递奥运圣火所遭到的阻挠及跟着一连串与西方的冲突、较劲和抗议、抵制和互相攻讦，是一场善恶分明的通俗剧(melodrama)；那么五月十二日发生的四川大地震就是一个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开始。由此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叙事体。这个叙事体由地震的大悲开始，将以奥运圆满结束的大喜作结，符合了‘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中国传统智慧和道德教训。()

本来一场达八级的世纪大地震，令灾民在顷刻失去一切，将我们熟悉的世界彻底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堪称一种极致的异化经验(alienating experience)。然而这场大地震的文化意义，跟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大大不同。那时的中国早已被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人祸弄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一场相当于四百枚原子弹在距离地面十六公里猛烈爆炸、造成逾二十四万人死亡的大地震，很容易会被理解为天谴，在国际社会和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想像中，进一步巩固中国人是受害者和失败者的典型形象。()

可是四川大地震发生在中国正以君临天下的雷霆万钧之势崛起之际，以及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揭幕之前。对时刻担心中国威胁的国际社会，甚至对一些香港人来说，这场地震‘人性化’(humanize)了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四川大地震发挥了悲剧的其中一项重要功用：让我们能够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对大陆的同胞来说，他们痛心但不会绝望。这场地震会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一个注脚、一处座标。今日的苦，日后必可回甘。()

中国政府将五月十九至二十一日订为全国哀悼日，我们在哀悼之余不要忘记反思。中国自视为崛起中的大国，但四川大地震却揭示了大国这一概念的粗疏和残缺。我们评估一个国家的国力，习惯了倚赖军力、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及是否拥有大杀伤力武器等可量化（quantifiable）和准确量度（measurable）的标准。即使奈伊（Joseph Nye）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强调以军事优势和武力威胁做重心的硬权力，必须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做后盾，也只是补充了大国论述的部分不足，我们对于构成权力的基本要素（the elements of power）的认识和探讨仍欠深度。四川大地震的启发，就是单单拥有权力不足以成为大国，是否能够有效地行使、运用权力（the effective exercise of power）才是关键；而权力的有效行使又涉及政府领导人的素质、社会的和谐和基础建设、公民意识、政府的效率和危机处理能力等因素。()
更重要的是，踏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重新诠释、理解‘国力’这个概念。从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角度而言，一个国家的权力就是影响、控制其他国家的能力；而大国所拥有的，就是一种可以按一己的意愿去改变现实的能力。问题是这样只是将权力放置在一个人与人角力、国与国相争的范畴内去理解。当与人为敌的是大自然而非他的同类，这种权力的概念便马上显得过时，甚至可笑。()
这并非危言耸听。经过长期的观察、研究，西方的知识界和科学界大致上已取得共识，确认全球的温度正以史无前例的高速上升。一如前美国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戈尔所言，地球的‘气候改变’（climate change）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造成无可弥补的破坏，足以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处境’。事实上，多个权威学者早已指出，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的威胁，远超过西方多国动用庞大资源对付的恐怖主义。()

据估计，四川大地震的破坏力，比起人类拥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角度看，大自然才是唯一拥有数之不清、用之不尽的大杀伤力武器的超级大国，在它面前任何超级大国也会不堪一击。中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过度发展，使它成为污染地球的元凶之一。四川大地震就像零五年的卡特里娜风暴和零四年的南亚大海啸一样，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训话。Nature has spoken（大自然开了腔），但人类是否有慧根听得懂，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