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马英九京奥期间外访折射政治智慧未参透

hina.com) 时任国台办主任的王兆国1994年2月3 日会见正在北京参加第一次“唐焦会谈”的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在谈及两会协商进程暂时受阻时，王兆国似是有备而来，刻意对焦仁和咏诵了一首诗：“千里修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随后，王兆国意有所指地说，两岸关系如果能够秉持“各让三尺”的理念，两岸之间“互信的墙”就能很快地建立起来。

　　14年后，海峡两会恢复谈判。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率队赴京谈判的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时指出，平等协商，就是在商谈中双方要平等对待，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善意沟通，就是在商谈中要充分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多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对方的想法，消除不必要的疑虑。

　　新任国台办主任王毅日前也指出，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需要两岸双方发挥政治智慧，积极面向未来。两岸关系在面临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和今后难免遇到的新问题。如何做到积极抓住和务实用好机遇，冷静务实地对待和化解分歧，保持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是两岸双方共同面临的课题。

　　眼前两岸共同化解如何表述台湾体育健儿出席北京奥运的称谓的“危机”，就是贯彻上述政治智慧的具体表现。随着大陆官方媒体纷纷以两岸奥委会“香港协议” 原来规范在赛场上的专门用语，延伸为报导用语，一个曾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挑起，意图一可破坏目前难得的两岸复谈气氛，二可阻止台湾体育健儿赴京奥比赛，三可为连战、吴伯雄等台湾政坛巨人、“国共平台”中的国民党“坛主”前往北京出席奥运开幕式等阴谋的“茶杯风波”，消失于无形。大陆以其“让他三尺又何妨” 的政治智慧，谱写了两岸关系“万里长城坚又长”之歌。

　　其实，严格来说，大陆官方媒体改以“中华台北”来表述台湾地区奥运健儿团队，并没有作出重大退让，仍然坚守了“一中”原则。因为“一个中华，各自表述”的结果，其核心仍是“中国”。看不见，中国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以“中华”为定语；而国民党政权所坚持的“一中宪法”的“国号”，也还不是“中华民国”？何况，在大陆地区的全国性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以“中华”为定语的比比皆是。如曾参加或现仍作为人民政协参加单位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等。就此而言，“中华”这个概念，在一定范围内与“中国”同义。

　　大陆以“充分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多以善意的角度思考对方的想法”及“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政治智慧，让两岸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连战、吴伯雄将应胡锦涛邀请，赴京出席奥运开幕礼，有可能连同八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或首脑一道，享受着国家元首级的礼遇。对此，国民党籍立委盛赞胡锦涛“很聪明”，马英九也表示此对两岸长远发展有利，“因为对岸常说要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台湾民众的感受就是这样，如果双方都能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话，相信双方的关系会有正面的发展”。显然，马英九这番话，除了是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之外，也巧妙地对胡锦涛会见江丙坤时所说的那番“善意沟通”的话，作出了间接的响应。

　　但即使如此，就在连战、吴伯雄连袂前往北京出席奥运开幕礼的时候，曾经有过“争取出席奥运开幕礼”愿望的马英九，却在北京奥运进行期间，“低调到不行”地离开台湾，朝着与北京相反的方向，前往拉丁美洲，出席“邦交国”巴拉圭与多米尼加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去了。

　　马英九为何要与北京奥运“背道而驰”？表面上看，是作为台湾地区“硕果仅存”的邦交国的巴拉圭、多米尼加新任总统的就职礼，甫就职的马英九前往祝贺，既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国家元首地位，也是为了在“外交休兵”之中巩固邦谊。但毕竟此类活动，不一定要总统亲自出马，委派代表也能达到同样目的。实际上，过去就有立法院长王金平受托的惯例。何况，巴拉圭正以近乎“勒索”的手法，伸手向台湾索要数千万美元，“否则就与中国大陆建交”。马英九大可不必直接冲上第一线，去冒“巩邦失败”的政治风险。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马英九“专挑”在北京奥运期间外访，其实包含着某种肢体政治语言，那就是要与由连战、吴伯雄主导的“国共平台”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在据说今次“一字风波”的解决，是“国共平台”的“第二轨道”发挥作用，马政权的“正式渠道”如陆委会、海基会均未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另外，他对自己以甚么身份出席，或倘出席后会否又遭民进党人“抹红”的预后情况，均心存疑虑。因此，避开北京奥运，已成了马英九的政治决定。但在眼看着连战、吴伯雄、宋楚瑜等及一众“蓝委”都兴高采烈地前往北京，而自己却只是以呆在台北的形式来“避”，似是并不光彩。也恰在此时，巴拉圭、多米尼加新任总统就职，这就赐给他一个离开台北的绝佳借口。

　　实际上，马英九是曾有过出席北京奥运开幕礼的强烈意愿的，而且也曾委托身边幕僚进行了评估。当时的主流方案，是不管他是否当选，都将以“中华奥委会”名誉会长或“中华台北代表团”名誉团长的身份与会，甚至不排除借着胡锦涛以东道主名义会见各国各地区贵宾的机会，与胡锦涛作“历史性握手”。

　　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马英九因“特别费案”被起诉，北京奥运火炬经台受阻并被污名化，马英九在竞选后期遭到绿营“抹红”及当选后对争取绿营支持者考虑较多，再加上“中华奥委会”顾问的“层级”太低，难以“降尊纡贵”地与黄大洲、张丰绪等前省部级官员“平起平坐”，还有受到自己是否将会被称以“马先生”的困扰等，都使马英九重新评估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利弊。既然存在着那么多的心理障碍和现实麻烦，曾经踌躇满志的赴京开幕式与胡锦涛进行“历史性握手”的意愿，也就只能是放弃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了。

　　看来，马英九是缺乏了一点政治智慧，未有参透“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政治哲理，过于考虑自己的处境和立场了。长此下去，必将与具有政治智慧的连战、吴伯雄等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历史发展潮流不可阻挡及岛内民众强烈呼声之下，“第二轨道”的作用很可能会“被迫”凌驾于“第一轨道”之上，甚至是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