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热，谁是下一个郎朗

在西方社会看似逐渐没落的古典音乐，近年来于中国社会得到了重生的机会，《国际先驱论坛报》日前撰文报导了中国的“西方古典音乐热”现象，但在热潮的背后，仍有不少音乐教育的隐忧。

《国际先驱论坛报》报导，当利玛窦（Matteo Ricci）在16世纪拜访中国时，他带来了一架古典钢琴；当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在1711年到达北京的时候，他为康熙创作了宫廷音乐。

西方音乐在20世纪初期在中国兴盛成长，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仍受到共产党的大力支持。

当19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西方音乐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音乐家也像潮水般，一波波前往美国深造。

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官方经常表现出对古典音乐的喜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便曾表示，在邓小平于1997年逝世后，他靠着聆听莫札特安魂曲来减轻心中的哀痛。

不过，有力人士的支持比起因为民众兴趣而形成的风潮，恐怕影响力还是比较小。这样的民众包括了数百万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家长与青年学子。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助理小提琴家、在中国出生的李郭昌（Li-Kuo Chang，音译）认为：“每一个孩子，只要你有10跟手指，就能弹奏乐器，不管你有没有天分，（学音乐）让你不必去工厂或是农场。”

文化大革命让音乐有了崛起的机会。中国最活跃的指挥家暨音乐企业家余隆表示，当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变得非常饥渴”，任何东西都具有吸引力。

中国的家庭计画生育政策，让大部分城市家长只能拥有一个孩子，也因此，许多家长把让孩子成为天才为目标，尽力栽培。

报导指出，在高度竞争的学校体系下，逼迫孩子学习乐器，似乎是让他们进步的方法，此外，也是得到别人尊崇、塑造圆融人格的方式。学音乐的人数增加，也代表了能够负担音乐学校学费的家庭增多，如此也使得私人的音乐教学变成有利可图的专业授课。

一家长便表示，他们跟自己的父母不同，他们有能力给予孩子最好的。

于是，像于振洋这样练习着孟德尔颂曲目的孩子，并不在少数。

《国际先驱论坛报》报导，于振洋从七岁开始于湖北荆州的义务艺术课程中学习小提琴，于振洋的教师发觉了他的天赋，说服于振洋父母让他专心在音乐学习上。九岁时，于振洋蠃得了国家青年小提琴竞赛，两年后，于振洋以高分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于振洋的母亲，于雅（Yu Ya，音译）放弃了工作，陪于振洋搬至北京。“我们感觉他不只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整个城镇的骄傲。”于雅说。

2006年3月30日，有“中国钢琴王子”美誉的青年钢琴演奏家李云迪亮相长沙，为“2007快乐男声”代言，并作为形象大使拍摄广告宣传片。中新社传真邓霞摄



于振洋的父母向朋友借钱支付昂贵的学费及房租。这间在学校附近的小公寓里，于振洋在唯一的房间中睡觉、演奏。于雅认为，于振洋需要一个够大的房间供他练习，否则乐器的声音听起来不对劲；至于于雅自己，则睡在走廊的吊床上。

于振洋表示，他的目标便是在全世界的音乐专家面前演奏，但在他们看到自己的容貌前，这些专家不会晓得于振洋是来自哪个国家。

“不少人觉得中国人的演奏水准还到不了世界水平，你可以听听同样的曲调，由在中国学音乐的人来表演（会如何），这就是我想克服的。”于振洋说。

中国评论家认为，其中一项中国音乐专家面临的障碍便是，古典音乐仍旧被视为可藉由努力、品质掌控等方式来驾驭的技术，但是经由融合技术、文化与创意而产生的即兴、饱含情感的演出，才更令人感动。

不过，指挥家于龙（Yu Long，音译）有不同看法。他表示，推广音乐文化的障碍不是金钱问题，而是国家教育系统问题；因为往往着重在获奖以及地位。虽然奖项带来荣耀，但却对提升人们学习音乐的兴趣没多大帮助。

于龙说：“这不能像是比赛一样，这是与美感有关。音乐必须被视为是文化的一部份，在这里，人们将自己锁在练习室里并想像自己能做出好音乐，可惜的是你将永远无法以这种方式演奏出好音乐。”

此外，还有其他顾虑。评论家认为，当政府对古典音乐的支持已清楚明了时，中国却错误地将大笔经费投入在建设音乐厅上，实际上，这笔钱应该有更好的用途，例如使用在音乐教育或是让民众能够负担票价的音乐表演上。

兴建音乐厅的潮流始于1990年代的上海，当都市领导们认为建设宏伟声乐厅能够与其他国际城市匹敌时，在市政厅旁的土地上，一个耗费1亿6000万的法式玻璃钢筋音乐厅工程开始了。

2006年6月6日，中国优秀钢琴家郎朗在音乐会上演出。当日，德国世界杯倒计时音乐会在慕尼黑举行。世界着名男高音多明戈、中国优秀钢琴家郎朗以及慕尼黑的三支顶尖交响乐团为观众献上一台精彩的音乐会。新华社记者郭勇摄



批评者认为政府官员在事后花费在照料音乐厅的时间和金钱，远远少於当初那1亿6000万，音乐厅行政人员在批评压力下，推出有纽约票价水平的表演，但上海的生活水准一般来说较低，使得市政府需向国有企业施加压力，请他们购买这些票，好填补空位。

中国国家剧院也被视为大而无用。剧院的完工比预计时间晚了四年，且较原本4亿的预算还要多出1亿元；北京的沙尘污染让圆形的玻璃金属顶罩上一层灰色；被批评者笑称看起来像颗鸭蛋。

政府艺术顾问吴祖强表示，北京的确需要一个更大、音效更好的音乐空间，但政府兴建的方向错误。“这是一个公众场合，或是一个广告空间？让政府或是让市场来经营？这些问题从未有人回答过。但除非你去解决问题，否则没人敢上台去表演。”

此外，古典音乐在中国还面临了其他困境，包括了管弦乐团乐器的品质并不优良、能够建立音乐敏感度的室内乐练习时间很少；有人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的西方传统能被吸收？

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院长Joseph Polisi表示：“毫无疑问的是，西方音乐艺术天才就在那里，但是否那位天才准备好吸收我们这有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