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一辈新闻记者的风骨, 敢于挑战, 不惜冒犯天廷

　　经过有关人士的多年努力和疏通，中国政府终于网开一面，允许被老年痴呆症缠身、88岁高龄的资深报人陆铿回国探亲。虽然为时较晚，但不失为人道之举，体现出提倡“和谐社会”的善意。

　　陆铿在夫人崔蓉芝陪同下步出昆明机场，在一片阳光下与儿子、媳妇会面，当地媒体记者也有所报道。他虽不能以言语表达，但从他与家人合影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动。

　　古人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皆是他乡之客。”陆铿这个云南人，浪迹天涯数十载后返回故里与家人团聚，难免有悲喜交集之感，但也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国共两党都不喜欢

　　我与陆铿相识但无深交，几十年来只有几次晤面之缘。最初是在1984年9月下旬，我以中国外长讲话稿的撰稿人与顾问的身份，跟吴学谦外长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在纽约总领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初次遇见陆铿和另一名资深报人赵浩生。有人向他们介绍我时说：“这是吴学谦的陈布雷。”

　　当时只不过客套地聊了几句，想不到第二天陆铿就打电话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以相当恳切的语气邀我餐叙，由人民日报常驻纽约记者陈忆村作陪。由于我的官方身份，不得对外随便言谈，只能对陆铿的邀请表示婉拒。

　　四年之后，我奉调出任驻美大使馆高级外交官。这时陆铿因为1987年采访胡耀邦而被北京视为“坏人”，当然也就成了中国驻外人员的“不可接触者”。

　　1992年夏我从外交岗位上退休，后来出版了《天安门事件后中美外交内幕》一书。香港《信报》与《星岛日报》、台湾《联合报》与新加坡《联合早报》以及美国近十家华文媒体均摘要转载或发表书评。有一天，忽然有人从网上给我传来陆铿在《信报》上发表的长篇书评，予以高度评价，说了不少溢美之词。由于此时陆铿已在台湾定居，彼此素无联系，我也无从表示谢意。

　　往后几年内，陆铿与崔女士到马里兰探亲时顺便几次来访。他虽已八十有余，依然穿着绛红色西服上装，神态自若，腰板很硬，十分健谈。2000年台湾大选前，陆铿来美，我邀请他在我所主持的“华府中国论坛”上预测台湾大选结果。

陆铿当过国民党中央党报记者，我当过共产党中央党报评论员，虽然政治理念不同，但是新闻同行。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和作为，但陆铿那种“新闻第一”，矢志永远当记者，不慕名利但求笔耕，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精神，颇为人们称道。

　　陆铿一生的四分之一岁月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的。他自夸平生只干过两种行当，一种是记者，一种是囚犯。他在抗战胜利后公开揭露宋子文、孔祥熙大量贪污外汇，即使蒋介石召见喝令他交代此说来源，屠刀架在脖子上他也拒绝透露真情，结果老蒋还真的饶了他一命。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前夕，他从东京搭乘包机赶往昆明去接家眷，结果自投罗网，充当中共阶下囚。后来在中共肃反运动中，很多人担心自己的脑袋留不到明天，陆铿却捉摸着自己被行刑时报纸如何报道，想出了“万人争看杀陆铿”的标题而颇为自得。这种天真得发傻的乐观，与明末文人金圣叹被斩前赞叹豆腐干夹花生米吃的苦中作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采访胡耀邦惹祸

　　北京对陆铿最恼火的是，在那次访谈中设圈套引胡耀邦发牢骚。胡耀邦力主干部年轻化，使老干部痛恨得咬牙切齿，本来就非得除之而后快。生性直率的胡耀邦借陆铿之笔来发怨言，反证出他当时受到的沉重压力，内心忍无可忍的强烈情绪。陆铿只不过是把掩盖着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的薄薄面纱过早捅穿而已。

　　至于陆铿与许家屯关系的几个疑点，笔者从可靠方面了解到的真相是：

　　一、传说陆铿拿了许家屯10万港币。事实是，许就任新华社驻港分社社长之后，给陆铿送了一个笔盒作为礼品。陆回去打开一看，发现其中装有10万港币，他拒绝领受退给了原主。北京如想拉拢陆铿而馈赠一笔款项，没有必要如此神秘，否则就是许怀有私心，想利用陆铿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

　　二、许家屯回忆录是由出版此书的台湾《联合报》写作小组经手完成的，并非出于陆铿手笔。

　　三、许与星云法师的关系由陆铿牵头只是一种的揣测。其实星云法师在途径香港去他国弘法时，早就与许结识。后来是许本人与星云打了招呼，到洛杉矶西来寺去落脚的。

　　四、许从香港去美国，由许的家人直接向美国驻港机构提出申请，陆铿并未参与其事。
陆铿跌宕起伏的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局动乱、国共内战、中共立国以及两岸关系的风云变幻。他本人则在这世事纷纭之中阅尽沧桑，饱尝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与甘苦。

　　这种不寻常的历练，造就了他生性豁达，敢于挑战，以至不惜冒犯天廷的脾气与胆识。虽然他那追求自我的戆直风格常与时势格格不入，但总的说来，在评价陆铿一生时，他对中国的深切感情与渴望祖国统一的深切愿望，是值得予以肯定的。

　　人们常把记者比作“无冕之王”。由于时势的限制，中国真正够得上这一称号的人可谓凤毛麟角，陆铿也许可以算是一个。现在北京给陆铿打开回国探亲的绿灯，是件好事。它无疑向人们证明：宽容会比威严更得人心。

·陈有为（华盛顿）作者是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附录:陆铿离境真相

口述者：胡治安 主持人：刘仰东

　　陆铿先生是资深的名记者、名报人，也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他与蒋介石、于右任的关系都不浅。其号“大声”就是于老先生赐予的。他当过中央日报的副总编，也是中国自有广播以来的第一个电台记者，“二战”时去欧洲进行过战地采访，他还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过揭露“四大
家族”及同情共产党的文章。陆铿以敢说话自诩并获同行称道。

　　解放后，陆铿曾是云南省政协委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1975年获释。他1978年离开大陆赴港。此后陆先生重操旧业，穿梭于港台大陆美国西欧之间，访旧友，识新交，笔耕不已。1997年出版了六七十万言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书中《回归自由.三撞邓小平》一章，多有一面之辞，不实之辞。如说，1975年他被放出来后，邓小平亲自批准他去香港，因1976年“批邓”，事情被搁了下来。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又提出放他出去。又如说1978年童小鹏曾召集统战、公安、国防、外交、调查五部副部长开会，共同决定其命运，云云。

　　我作为当年他“回归自由”门槛边上的操办人和见证者，曾和他一度朝夕相处，为其服务。承蒙抬爱，他在大作中封了我一个“科长”。他从云南来北京，住在民族饭店七层东头一个朝南的标准间（书里说成住北京饭店），我住在他对面的一个小套间。香港新华分社专事来京的黄文放同志与我同住。

　　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

　　1975年，国家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毛泽东主席指示，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提供方便，发给路费，来去自由。回不去住香港或去外国亦可。到了台湾或从香港再回大陆，均表欢迎，同样给予安置。这是当时中央对特赦释放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

　　当年4月，陈士章、王秉钺、王云沛、周养浩、段克文等十个人，经香港要求去台湾，现在还健在的有蔡省三先生。

　　在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一些地方公安厅局长提出，特赦释放的战犯，有许多人只是校官，而地方监狱还关着不少将官哩！周恩来总理指示，清理全国的监狱，把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宽大释放。由公安部、统战部、调查部等部门派员成立“清理办公室”，我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这项工作自1975年6月开始启动，经过调查，鉴别，共认定了一万余人。陆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

　　1975年9月9日，毛泽东批准了由公安部报送、邓小平签呈的释放这些人的有关文件。比照对战犯的政策，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陆铿离境前，已有不到一百人提出了回台或去香港、澳门和国外的申请。当时申请出去的重要理由，就是“与家人团聚”。陆铿也提出了申请，而他的亲属都在内地，理由不充分，人是列在了名单里，但未获批准。

　　1976年2月，我送徐应鹏（原国民党空军第五路作战处上校处长）、赵秉钰（原蒋介石特别警卫组外围组组长）、朱丹（黄埔四期生、原国民党少将）三名释放人员自广州出境，陪他们在广州、肇庆、佛山参观了一个星期。2月27日，在去佛山参观途中，徐应鹏对我说：“我和陆铿很熟悉，在北京民族饭店时曾接到陆的一封信。在我离开云南时，陆对我说：你到美国，见到我的弟妹，只说一句话：我们的命运是上帝决定的。我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陆说，我们只能在天堂见面了。情绪很消沉。”徐介绍说，陆的联系面很广，在国外有不少朋友，如出去，能做许多工作。我告诉徐应鹏先生，陆来了很多信，情况我们了解一些，他是名记者，与香港的卜少夫、费彝民及台湾丁中江、美国的赵浩生关系不错。我记住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向领导上汇报。徐先生很高兴，像是完成了朋友嘱托的一件大事。第二天，即1976年2月28日，我送到罗湖桥头，徐进入香港，由其女儿徐南苹接去美国。

　　回北京后，我在民族饭店向清理小组的领导童小鹏、罗青长、凌云等汇报了此行的情况。其中也谈到陆铿想出去，可否让他出去？1976年4月，在一次有关会议上，研究我整理的包括陆铿在内的七十多个申请出境人员名单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副社长说，陆铿在香港没有亲属，建议以后再说。我们则解释，他是香港《新闻天地》的创办人，《新闻天地》社长卜少夫曾来电欢迎他去港。会后我们又征询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的意见，费公说此人朋友多影响大，放出去能发挥作用。还说如果工作做得好，他不至于走到对立面上去。当时因正处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这事暂时没有下文。

　　由此可见，从1975年底到1978年1月，并不存在陆先生所说的“最后是邓小平批准了我的出境。不巧，他批了以后不久，‘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的出国当然也就搁了下来”这一事实。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陆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给凌云同志，凌云说，不止是他一个，干脆，直接向中央报告。1978年1月14日，我们写了《关于宽大释放人员申请回台去港问题的请示》，报汪东兴、纪登奎、乌兰夫和耿飚，汪东兴批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阅批，他们在各自的名字上划了圈，均未签批任何文字。当然，划圈就是同意。《请示》中讲到，目前还有五十九人要求回台、去港或出国。拟先安排陈珍干等四人于1978年春节前去香港与家人团聚。同意陆铿春节后去港。其余五十四人，拟在五届人大之后再作研究。《请示》中还讲到，鉴于陆铿在港台影响较大，去港前拟安排来京参观游览。陆去港后也可能留港不归或去台湾写反共文章，均听其自便。3月20日，我们又起草了一个《关于陆铿去港具体安排的请示》，里面提到，陆3月底到京，停留一周左右，住民族饭店，伙食每天1.50元，其妻同来，由统战部负责照料，陆到京后安排一些参观活动。《请示》中提出，“陆到港后，在其找到生活来源前，由中国旅行社按中等标准安排生活”，“如陆要去美国探亲，可发给为期一年的普通护照”。童小鹏批示，可以考虑参观大寨、大庆、延安，南下时，也可以顺路参观韶山和井冈山。

　　安排停当，我们通知陆铿来京。1978年4月8日，我到机场接陆铿夫妇。当时机场人不太多，旅客出来以后，我拿眼一扫，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风流倜傥，颇有文人气质，估计就是陆铿了。我直奔而上：“您是……”他马上接口说：“我是陆铿。”我说：“我是统战部的，专门来接您。”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其夫人一望而知是大家闺秀出身。我们从首汽租了一部车，用于陆铿在京的活动，回民族饭店的路上，陆先生情绪很高，谈锋甚健。他问到很多人，有陈邦织（赵朴初夫人）、于秀芝（屈武夫人）、吴祖光、萧乾等。我陪陆夫妇参观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等，在八达岭还一起留影。

　　后来决定，请他到大寨、大庆参观。我陪他去了大寨，耿文卿陪他去大庆。在大寨住的是李先念住过的房间。晚上放农业科教纪录片，他提出应改放反映大寨人战天斗地精神的片子。他在大作《回忆与忏悔录》里也提到大寨和大庆之行，但所述与事实有些出入。例如他说在大寨见到了“铁姑娘”郭凤莲，事实上并没有见到，只是在梯田上见到了那位姓贾的老书记。他还说到大庆参观时，坐的是“专列”，我问了耿文卿先生，回答了两个字：“瞎扯！”还说，他到大庆，“铁人”王进喜外出开会，没能见到，事实是王进喜早在1972年就去世了。

　　有一次我陪他到民族宫礼堂看节目，开演前，突然有人在后面拍他的肩膀，陆回头一看，是程思远。散场后，他和我说了不少他与程思远交往的故事，当年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时，程思远是李宗仁的发言人，陆是于右任的发言人，彼此有过唇枪舌剑。

　　从大庆和大寨回来后，陆由刘小萍、黄文放同志陪同南下广州。行前童小鹏、凌云、熊向晖照例在北京饭店为他饯行。他在书里说，有人席间问他观感如何，他开玩笑答云：“共产党的犯人不好当，共产党的客人好当。”这也是他写书时的轻松调侃，当时他谈话还是很谨慎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他说，我去了大庆、大寨，心里树立起了两面红旗，就像李玉和说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有了这两面红旗垫底，我出去后，什么风浪都经得起。在京的十来天，陆铿十分兴奋，言谈话语充满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歌颂与感激。

　　我送陆铿离开北京，在下楼等候电梯时，陆夫人杨惜珍女士细声细语地对我说：“我也想去香港，照顾他的生活。”我说：“我向领导报告。”陆说：“劳驾您了，请帮忙，谢谢您了。”语气和神色都很谦恭诚恳。我报告领导后，不久杨女士也如愿赴港。

　　陆铿1978年4月30日到了香港，“回归自由”，是当时党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邓小平更是这项政策坚定的执行者。作为一项政策，是人人均等的，是公开、敞亮的。陆先生出境，并不存在“三撞邓小平”的事实，它只是诸多落实政策事件中的一件。陆先生之前，已有多人出境，陆先生之后，又有陈宗烈（俞国华的舅父）、张俊位等几十人去了台湾、香港或国外。陆先生在书中没有把此事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而用墨水把他个人的这段历史膨胀，是否为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不敢妄猜。陆先生的才气和魄力是颇得人们赞许的，他的经历也确实丰富多彩。但我对他“回归自由”这段史实的水汪汪的记述，深感遗憾。

陆铿：胡耀邦当年因言获罪   来源：星岛日报 编辑：纪东

老报人陆铿，号大声，云南保山人，生于1919年，曾于1985年5月10日下午3时30分至5时30分，在北京中南海独家访问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该篇访问刊登之后，成为了当年胡耀邦下台的诱因之一，因此有学者曾言“陆大声一言丧邦”，当中的“邦”字更是语带双关。

   　 坐在旧金山屋中的小客厅里，年迈的陆铿手捧着自己所著的《胡耀邦访问记》，艰涩地读了一会以后，渐渐地谈起了心底里胡耀邦给他最深的印象。

    　“胡耀邦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人非常客气，而且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们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谈话），一点架子都没有。（他）问我们，希望怎么样谈，就尽快按你们的要求来谈一谈，并不是说他要你来按照他的要求来谈，没有。他说按照你们的意思来讲，想问甚么就问甚么。”

    　“这样就很难得啊，很不容易，我和他互相之间（以前）从来也没有甚么来往，结果他找到我谈了之后，两个人都觉得印象很好，他一点没有（给人）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穿着得很朴素，普通话也说得很好，没有一点难懂的。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第一个事情他来找我，我就觉得奇怪，为甚么会来找我问这个事情（采访），第二是态度非常的好。”

   　 据陆铿太太崔蓉芝介绍，陆铿在2005年4月不慎摔倒，并发患上脑膜炎，7月才回到湾区休养，许多事情已经不大记得了。不过陆铿在近十几年，还是经常会不时地提起过胡耀邦，他在个人的回忆录上也特别加上“忏悔”二字，表达了自己为胡耀邦带来巨大麻烦的歉意。

    　崔蓉芝表示，陆铿常提到他觉得胡耀邦待人非常真诚，而且性格很直，当年采访前，陆铿要求带录音机，但负责接待的中国新闻社不同意，最后还是胡耀邦批准了。此事留给陆铿很深的印象，令他觉得胡耀邦是一位毫无机心、待人宽厚的君子。

   　 据陆铿所著的《胡耀邦访问记》，当年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访问纽约时，邀请陆铿回大陆看看，当时在纽约《华语快报》任总采访主任、以及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的陆铿，提出希望采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后来接到了有关的邀请信，并于1985年5月10日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采访。

　    耀邦心里充满阳光，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二十年前，胡耀邦在北京会见陆铿时，根本没有想到谈“邓小平退休”一事。而据《胡耀邦访谈录》一书透露，陆铿主动提出“为什么不乘邓小平健康的时候，就干脆把军委的工作让你接过来？”这样的话题。

    　陆铿说，“你们看胡耀邦做了军委主席，邓大人又健在，他也仍在上面作正确决策，即使万一发生了他提前见马克思，政局仍然是非常稳定的，为什么一定要到他去见马克思的一天，你阁下才来做呢？”胡耀邦回答说，“我们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是小平同志健康。”

    　胡耀邦还说，他与赵紫阳的工作比较忙，但“军队的事情不多，又不打仗，边境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但照顾到军队历来论资排辈的习惯，就让他兼任了，既好办事，又不花很大精力，我们这些人也可以忙于当务之急。”

    　正是这一谈话1985年在美国公开由中英文发表后，传回北京，使邓小平对胡耀邦有了看法。胡耀邦犯的忌是，一没有明确反对陆铿的说法，没有明确说邓不能退休；二是说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是因为军队事务不多，是由胡耀邦安排的，而不是邓小平安排胡耀邦当总书记。

    　陆铿访问胡耀邦后，当年出版了厚厚一本书，附上各方反应。我还对陆铿半开玩笑说，“你在中国时叫陆铿，被劳教了几十年。到了国外出了那本访问记，名声大震，不叫‘陆铿’，而叫‘铿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