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政治和家族集团：叶利钦带来和带走了什么？

叶利钦走了，比他更早离开俄罗斯政坛的还有极具叶利钦特色的“寡头政治”。为使社会政治制度不可逆转，叶利钦通过政治手段和权力机制培育了“寡头阶层”，他将寡头作为执政的政治基础和支撑力量，长期给予经济回报。“寡头政治”和“家族集团”一度成为了俄罗斯政坛的重要特征。

“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驶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前行。”“我们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叶利钦说。这位被普京称为“民族领袖”的俄联邦首任总统，利落地送走了一个旧时代，却在开创新时代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8年。

历史学家秦晖评价说：“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驶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前行。”他将下葬于莫斯科郊外的圣处女公墓，同样葬在这片墓地的还有赫鲁晓夫，而绝大部分苏联领导人，都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他就像是一个一流的外科医生，面对的却是一个濒临死亡、毫无希望的病人。他进行了一次充满痛苦、却十分必要的手术，病人活了下来。”著名评论员斯瓦尼泽说。

然而，在66岁的退休工会职员布拉佐夫看来，“他做的惟一正确的事情，就是阻止了一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其他的作为全都大错特错。”“为什么一些党委不希望在代表名单中出现的、没有好感的人突然变成了得到人们强有力支持的人？”1989年4月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当天的社论以罕见的方式，就刚刚结束的人民代表选举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党委会……没有好感的人”说的是叶利钦。一个一年前被宣判政治生命已经终结的人——被解除了所有党内重要职务，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与他的谈话中直言，“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的”，而现在他以89.44%的优势当选人民代表。这种在此前的苏联绝无可能发生的事，在叶利钦身上却发生了。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坚持把叶利钦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提拔到莫斯科，如果没有由他启动政治改革，叶利钦无论如何也难以东山再起。多年以后，叶利钦这样回忆当年戈尔巴乔夫解除他职务的那次谈话，“那时，戈尔巴乔夫大概真的相信他能说到做到。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制造和启动了民主进程。……时代已经变了”。《真理报》敏锐地意识到叶利钦当选的不同寻常。不过，这还只是一系列冲击的开始，随后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冲垮了强大的苏联。时代的确已经变了。叶利钦在莫斯科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只不过，叶利钦差一点就和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变化擦肩而过。

1985年4月3日，当伏尔加车内的电话铃响起时，这位54岁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正为了春播问题而烦心。电话来自莫斯科，征询让他去中央任建设部长的意见。叶利钦在略加思索之后的回答是“不同意”，但还是在第二天服从了“政治局的决定”。在他的同事看来，州一级的活动范围对于精力充沛的叶利钦来说有些狭窄了，叶利钦或许一直就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莫斯科给叶利钦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刚一上任，他就对干部进行了大换血，33个区委第一书记他一下换了23个。他把在地方的工作作风带到莫斯科，在党代会报告上，指名道姓谈问题、谈责任；他放弃了国家给干部的许多优待，经常混迹于市民之中，一起排队购买并不充裕的食品，挤公共汽车……他高举反特权、反贪污的大旗。他的咄咄逼人让干部们感到恐惧，却在市民中赢得了良好口碑，认为他是实干家。

叶利钦支持改革，甚至不满意戈尔巴乔夫的速度。他直斥“苏联70年时间都未能解决人民温饱、提供服务和一些社会问题”，甚至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也不留情面，从来没有一个党员有这样的表现。终于，他的激进连党内支持改革的温和派也难以忍受。1987年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决裂。结果，他在政治上下落的速度和他此前的提升一样快。1987年11月，他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随后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失意的日子里，叶利钦曾说“感觉自己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和空虚”，但寂静中有躁动。激进派、社会失意者关注着他。在叶利钦去职的时候，改革已经进行了一些时日，但是改革成果还未能显现，经济增长乏力，供应短缺，怨恨的目光里满是社会不公……苏联早已千疮百孔，它们迟早会奔涌而出。而经过一年蛰伏之后，叶利钦从一个“正统共产党人”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反对派。

竞选人民代表无疑是叶利钦最重要的一场胜利，接着通过递补进入最高苏维埃，叶利钦通过“公众渠道”重返政治舞台。1989年7月，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组建“跨地区代表团”，要求“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1990年1月又成立“民主纲领派”，目标直指取缔“苏共在苏联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而所有这些被视为冒险的行动，到4月苏联第4次代表大会时即有实质突破。5月叶利钦赢得了他在党内最后一次相当关键的选举，出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随后，叶利钦宣布退党。对此，《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叶利钦此举“把苏联共产党撕开，而且是永远撕开了”。的确，从当选人民代表开始，叶利钦人生每一步跃进最后证明都是让苏联距离悬崖更近。1991年6月，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莫斯科同时有了两个总统，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叶利钦。

8月19日，亚纳耶夫等苏共传统派发起政变，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鲍尔金等人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站在塔曼师110号坦克车顶，叶利钦进行了最后一次保卫苏联的表演。他说“国家正处于恐怖的危险中”，他呼吁军队“不要再做践踏苏联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冒险主义集团罪恶意志的盲目工具”。政变仅仅持续了60个小时即告失败，叶利钦因为在“平定政变中的卓越贡献”获颁“苏联英雄”勋章。

不过，随后的四个月，这位“苏联英雄”完成了最后摧毁苏联的工作。1991年12月21日，“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苏联解体。甚至等不及戈尔巴乔夫清理办公室，叶利钦就于12月27日接管克里姆林宫。当天的《消息报》报道说：“当戈尔巴乔夫今天进办公室时，发现叶利钦已经坐在那里了。”　叶利钦在1999年12月31日辞去总统职务时，这样评价他和他治下的俄罗斯：“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

摧毁了过去的时代，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叶利钦面临的下一步是建设。1992年1月9日，叶利钦视察下诺夫哥罗德省。7天前，他签署了“开放零售贸易令”，正式废除前苏联实施了七十余年的国家定价制度。而他这次视察的项目之一，就是要看看百姓们对这项政策的反应。然而，刚走进一家食品店，他就遭到了围攻。“怎么能够这样？”老太太们质问叶利钦。在价格自由化的7天里，牛奶涨价6倍。“叶利钦显然感到震惊。”时任该省行政长官的涅姆佐夫回忆，“他命令说：首先，立即降价！其次，开除这间食品店的经理！”“我试图向总统解释，现在价格已不再受克里姆林宫控制。但在他监督下，黄油的价格当即下调25%。”涅姆佐夫说，“自由化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事实上，在1991年秋天叶利钦初掌俄罗斯政权时，市场化改革的计划就已展开。以盖达尔、丘拜斯等为代表的“青年改革派”，在叶利钦的支持下，开始制定价格完全放开、国有经济全面私有化等计划。在推翻了一个政治制度后，叶利钦现在的目标是经济制度。年轻的改革者们称之为“跨越鸿沟的一次性跳跃”的“休克疗法”，而叶利钦则说，全面私有化，实施市场经济，“既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国有的企业变成了俄罗斯百姓手头的股票，当然原先的官僚和厂长们可以买得更多，甚至达到了企业股份的51%。而叶利钦也在他的自传《午夜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们的企业家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所以“企业卖得非常便宜”。

被拍卖的不止是前苏联的国有企业。在位于莫斯科的一家叫做“色雷伯兰尼维克”的高级餐馆里，一朵普通的玫瑰的拍卖价达到了110美元，骄傲的竞拍者把鲜花献给了身边的女人。有评论说：“在为了装条电话线要等上10年的地方，钱终于有了意义。”“体制曾经改变了我。”叶利钦掌权几天后，就说，“现在是我改变体制的时候了。”“渐进改革”不在叶利钦的词典中。在他的授意下，年轻气盛的盖达尔几乎在24小时之内，就拟订了“休克疗法”的主要框架。

1992年8月19日，青年改革者们骄傲地宣称：“(股权改革)是自1917年以来第一个按时完成的、实际效果比许诺更高的全国性计划。”彼时，全俄罗斯的股东人数，达到了4000万，但是牛奶、黄油的价格持续在上涨，而且，即便在初级的民主制度下，民众对休克了的经济状况的愤懑，也很快转化为了反对派的武器。叶利钦与前苏联立法机构始终无法调和。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把议会当作大本营，与叶利钦展开了对抗，制造了“限制总统权力”的大声势。

曾经在坦克上号召“军人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的叶利钦，当意识到自己终于要为“权力”而战时，对国防部长下令：“将坦克的炮口对准白宫，轰击，如果他们不投降就彻底消灭他们。”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俄联邦宪法改革命令》，继而宣布解散议会。10月4日，700名俄军特种兵在T-80重型坦克和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攻击下，攻占议会大厦。2个月后，议会重新选举，并最终通过了俄罗斯新宪法。中国国际现代关系研究院的王骊久研究员指出，“这部宪法奠定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宪法体制。”

曾经的建筑公司经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最高权力成为了国家制度的根本。其他的国家制度的建立开始变得顺理成章，从总理到莫斯科税务局、甚至连反对党，此刻都必须围绕在总统这个大局下了。普京在赞扬“新宪法宣告了人权高于一切的国家精神”，但是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之为“危机的高峰”。“叶利钦有追求，但其所运用的方法很难不留后遗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关贵海副院长说。

“总统俱乐部”位于莫斯科，这个体育和社交俱乐部内有华丽的沐浴间，它由叶利钦亲手创办，而来这里消遣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他“真正的朋友”，比如别列佐夫斯基。目前正在英国，以“颠覆普京政权”为己任的别列佐夫斯基，彼时已掌控了俄罗斯最大的私人电视台“OTA”和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控股权。

如果说叶利钦的政策留下了什么后遗症，那么毫无疑问，“寡头”是最重要的症状之一。叶利钦一直认为，“寡头”是急剧的私有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论怎样都是我的支持者”。然而，1996年的竞选连任，用叶利钦自己的话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离1996年总统选举投票只剩3个月时，叶利钦的支持率是3%。在俄共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竞选集会上，一位二战老兵说，自己用勋章换了两瓶伏特加和一条面包，“这就是叶利钦给一个柏林解放者的待遇”。

叶利钦自己的竞选团队惊慌失措。与此同时，“寡头”们越来越担心，俄共重新上台，将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回到苏联的轨道，而他们自己则会重新一无所有。“激进改革试验的赢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战斗了。”《世纪大拍卖》作者弗里兰在书中写道。他们秘密联盟，并要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叶利钦打败久加诺夫。最后说服叶利钦的是前副总理丘拜斯。“你必须成为那个为俄罗斯创造了民主的人。”丘拜斯说，这句话最终打动了叶利钦。

65岁的叶利钦，根据新的竞选班子的设计，开始走进民众中，既听反对者的批评，也跟支持者握手。他和歌手叶尼亚奥辛同台表演，和20岁的歌迷一起跳舞。而“寡头”们为叶利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他们控制的电视台不断播出近乎歌颂叶利钦的电视广告，其中尤其包括了“坦克演讲”的镜头。他最后的得票率是53%，连任成功。“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是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俄罗斯的《莫斯科华人报》副主编子河说，“那几分钟，几乎抵消了他所有的缺点。”“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而是我们喜欢改革。”一位叫作麦兹涅娃的大学生说。

而在叶利钦看来，尤其是在他背后的“寡头”们看来，对财产的历史性的再分配得到了确认，而且，这种确认，是以民主的方式完成的。为叶利钦连任总统马前奋蹄的“寡头”们，则已经开始收获回报。古辛斯基的电视台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优惠贷款。他们组成了被称为“合作社”的松散的联盟，定期聚会。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曾经的4000万股东，变成了4000万月收入不足30美元的贫民。“各种集团都会接近权力的宝座，开始瓜分战利品。然后他们会被赶出去，另一些人会进入。在俄罗斯，这是一种传统。”其中的一位“寡头”弗里德曼说。

1996年等待投票结果时，叶利钦一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脏病已经恶化到了必须动手术的程度。“人民对国家首脑的病情了解得越少，他们就会越安心。”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起初的想法。对于一个在集权制度下生活了60年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自然而然。但是叶利钦选择了改变，他也在逐渐适应他自己开创的新制度。他的女儿，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助手之一，塔季扬娜，给他看了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罹患老年痴呆症后写给美国民众的“告别信”。“我能否也公开地，绝对坦诚地，和我国人民交谈？”叶利钦这样问自己，并做出决定，“是的，我要实话实说。”

叶利钦的心脏搭桥手术历时6个小时。在手术前，他签署了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总理的命令。当他刚刚从麻醉中醒来，便立即在恢复总统权力的命令上签了名。“大政治，这首先是刚毅强者的使命。没有掌握权力的意愿，就没有国家的领导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只有从旁观的角度，权力才似乎是甜美的东西。”1994年，叶利钦访问柏林，参加俄军撤离德国的仪式。“当全欧洲都在庆祝我们的撤离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再也负担不起了。”

1998年，肇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开始在俄罗斯肆虐：卢布贬值，国家债券冻结，外债缓还。或许出于自保，或许出于病急乱投医，叶利钦多次更换总理。最后，他找到了普京。他第一次注意到普京是1994年的一次狩猎中，彼时普京是圣彼得堡市副市长。面对突然蹿出的野猪，普京一枪将其击毙。“莫斯科需要这样的人！”叶利钦说。他决定在旧世纪的最后一天辞职。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女儿时，她在他怀里哭了。他告诉妻子时，妻子说：“终于盼到了！”

“感谢上帝！我充满感情地，十分满意地，慢悠悠地签署了这份命令。”叶利钦这样回忆签署移交权力的命令那个时刻，“普京略带羞涩的微笑。”卸任以后，叶利钦一家人住在莫斯科郊外的高尔克9号别墅，共有八百多名各级人员在保卫他的安全。医护人员全天候监护他的身体，稍有头疼脑热，就会马上送他到医院做全面检查。有关人士透露，在俄罗斯，叶利钦的生活待遇仅次于普京。他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革命”，不同于渐进的改革。“但是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抛出来了。”《莫斯科华人报》的子河说。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瓜分国有财产的形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自1992年实行全面私有化到1996年间，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和弗里德曼、斯摩棱斯基等“七寡头”分别创立和发展了联合银行、桥媒体集团、尤科斯石油等金融、能源和媒体集团。他们在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逐步控制和影响了50%左右的俄罗斯经济和传媒。

这些寡头可谓是权力与金钱高度结合的产物，阿尔法集团总裁阿文曾担任盖达尔政府的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霍多尔科夫斯基做过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七大寡头担心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上台对他们的财富帝国带来威胁，便借助曾任副总理的丘拜斯，成立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的班子，为叶利钦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舆论支持，打造出一个民主社会的杰出领导形象，使叶利钦最终如愿以偿地再次登上了总统宝座。

随着手中财富的增长，这些寡头转而对俄政治生活开始指手画脚。据报道，叶利钦在作出涉及经济改革和政府调整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往往要听取七巨头的意见，哪怕是在1997年俄罗斯经济形势出现好转、叶利钦的地位得到加强后，叶利钦对他们说的话也只是“钱放心赚，只是今后最好不参政”。一位谙熟俄政治内幕的人士曾经说，“在叶利钦当政期间，他身边始终围绕着一个由金融寡头、政客和亲信组成的圈子，人们称之为‘家族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叶利钦的二女儿塔季扬娜，除了她以外，叶利钦似乎谁都不值得信任。”

1997年6月30日，叶利钦颁发总统令，任命塔季扬娜为“总统形象顾问”。同年8月，由俄罗斯各大报总编和政治观察家进行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在全国百位政治家排行榜上，塔季扬娜的名次由1996年10月的第10位，跃升为1997年的第8位。其实，塔季扬娜在俄总统办公厅内所负责的工作不仅仅是叶利钦的“形象问题”，更多是人事安排问题。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披露，在叶利钦生病期间，“塔季扬娜成了克里姆林宫真正的看门人，正是通过女儿，叶利钦才能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大部分信息，大量文件也是通过女儿送交总统……”当时一名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和塔季扬娜的关系就很亲密，并赢得了叶利钦“家族”的信任，叶利钦甚至让他帮助打点私人财务，这为阿布赢得了“提款机”的雅号。2000年前夕，叶利钦辞去了总统职务，塔季扬娜的政治生涯也随之结束。如今，塔季扬娜只在一些上流社会活动场所露面。

叶利钦离开克里姆林宫后，把自己的一些人马留在了原来的岗位上，用以“帮助普京”，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前总统办公厅主任沃罗申和前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普京上任初并没有急着赶走这些“叶利钦的人”。1997年，借助别列佐夫斯基的推荐，沃罗申进入克里姆林宫，凭着沉默寡言、对上司忠心耿耿以及办事干练，他不久便获得了叶利钦的充分信赖，被列入“家族”权势圈内，沃罗申与叶利钦的关系甚至比别列佐夫斯基还要牢固，1999年3月叶利钦委任他为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一职。

沃罗申的意见在叶利钦家族权力核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别列佐夫斯基。连叶利钦也在回忆录中透露，选定普京做接班人，就听取了他的助手沃罗申、尤马舍夫和女儿塔季扬娜的建议。但普京并没对沃罗申给以特殊“眷顾”。2003年10月，普京接受了沃罗申的辞职，又于次年2月解除了卡西亚诺夫总理一职。至此，叶利钦“家族集团”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余威已不复存在。在对克里姆宫内部进行清理之时，普京上台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寡头们远离权力中心，决心把“寡头作为一个阶级清除掉”。2000年3月总统选举中，普京与寡头群体保持了一定的政治距离。别列佐夫斯基曾希望普京一如既往善待寡头，普京回答道，“不能只照顾少数寡头利益，要遵循经济规律办事”。有媒体评论说，“如果说?叶利钦时期，总统要看着寡头的脸色行事，今天，寡头得揣摩普京的意图。”

普京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首先清理寡头控制的媒体王国，夺回舆论阵地；接着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2000年便开始对“不听招呼”的寡头的经济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投入监狱。叶利钦时代的“寡头政治”正式终结。

他为新俄罗斯建立了初步的民主政治制度，尽管时常进退失据。由他一手发动的“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会有怎样的前景，或许见仁见智，但目前惟一确定的成果，是他已经永远改变了国民关心的议题。在评论家的眼里，新时代的建设，才刚刚开始。叶利钦没有见证俄罗斯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一切都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南方周末记者郭力、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