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的裁撤与美高法的裁定

　　中美两大国的决定都事涉政治与金钱的关系。但方向不同。中国是抑制，美国是鼓励。

　　驻京办的泛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县级单位驻京办就达5000余家。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温床，也自然成为民众诟病的话题之一。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国家部委的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干扰。所以说驻京办的撤销既有反腐的作用，也有节约整个社会开支的效果。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自从腐败产生以来，所有的手段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古今中外皆然。法国1月28日刚刚宣判前总理德维尔潘无罪，其涉及的虽然是政治案件，却又是金额高达五亿美元的军售回扣案的子案而已。法国大革命都二百多年了，腐败案仍然此起彼伏。

　　以我们对西方了解较多的华人看来，驻京办和美国华盛顿几千家游说集团并无二致。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华盛顿的繁荣归功于它做为首都，吸引了大约2万利益集团”（罗斯金《政治科学》）。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曾非常无奈的说：“金钱购买了沟通的途径”。大公司都希望能够在国会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这是公司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真正的后果却是，不仅政策可以被游说，就是人事任命也一样。许多退下来的高官大都进入这些游说公司。当然由于制度不同，中国的驻京办和美国的游说集团还是有根本上的差异。驻京办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而美国则是各个企业。地方政府通过游说获得的利益至少也还惠于当地百姓，而美国企业的游说目的只是它自己而已。

　　不过，驻京办的裁撤虽然不能治本，但从治标层面上确实有效。也体现了中国政府治理腐败的决心和意志。但美国高法的裁定却是逆势而行：不但不是抑制，反而是纵容。何以在号称世界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竟然出现这样逆时代潮流和民意的事件呢？

　　这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现实政治博弈的需要。美国当初建立三权分立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出现权力的垄断。二是防止暴民政治。因此，最高法院法官的产生一是任命。即不通过民选，从而可以摆脱民意的影响和控制。二是终身制。从而又可以避开行政权的干挠。但是美国的开国国父们并没能预料到资本的崛起及对政治的影响，当时的美国也算一穷二白。所以最高法院可以枉顾民意，无视奥巴马的反对，发起对“民主本身的攻击”（奥巴马语），尽管“这不单打击了政府约束企业影响的行动，甚至可能使美国受外国集团的摆布”（奥巴马）。

　　奥巴马上台一年，其执政风格和立场基本展现在世人面前：偏左、而且略带民粹色彩的一位黑人总统。特别是他发起的两项重大改革：医疗和金融管制，一是保护低收入阶层，一是打击金融资本势力。这自然会引发财团的强烈不满和反弹。当他们发现无法收买奥巴马和（暂时无法影响）国会的时候，就收买了最高法院。

　　不过，话又说回来，何以中国就能关掉驻京办？这还是制度的原因。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资本的力量也在中国崛起，但仍然无法挑战政治权力的最终决定权。这和西方政治臣服于资本最根本性的不同。更何况驻京办本质上还是属于政治权力本身。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志，自然并不难解决。

　　中国的腐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死灰复燃的历史现象。最终的解决恐怕仍然是要通过改革。比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实行公务员体系的高薪养廉，银行体系的健全从而为财产申报制创造条件。这不妨看作另一个华人社会新加坡的经验。至于西方的经验，我看还是免了吧。看看韩国和台湾，再看看香港和新加坡，不就一清而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