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 成功的香港模式应该走出实验室

香港回归之前若干年，笔者还在欧洲当记者。有一次在北约总部采访时，英国驻北约代表团的一名外交官和我聊起香港的前途，并提出了两个十分悲观的观点，至今还是印象深刻。

　　第一种观点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流行，那就是，英国撤离香港之日，便是香港的政治自由走向终结之时，“因为共产党不可能容忍政治异己的存在”；第二个观点是，即便中央政府有诚意保持香港既有制度50年不变，内地居民和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愿意给予积极的合作，因为“一国两制”是不平等的政策，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和地方官员必定希望拥有与香港同等的权利。

政治橱窗作用已充分发挥

　　香港回归已经十年，西方人当年的种种悲观论调，包括某些恶意的诅咒，都早已不攻自破，包括上文提到的两种观点。

　　一方面，虽然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任何执政党一样，不可能鼓励和邀请任何形式的政治挑战，但在回归后的香港，原来的反共势力及其言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似乎比较活跃；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在实施初期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内地居民和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感到“不平等”，反而还自愿地支持和配合这一政策。至少到目前为止，要求与香港“平权”的意识，在内地依然没有出现。

　　以现实利益来衡量，中国收回香港十年以来，不仅没有从中得到实际利益，反而是倒贴了不少。这是因为，香港对中国的最大价值不是现实利益，而是不可量化的长远政治效应。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香港是中国面对国际社会的政治橱窗，第二，它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潜在的示范效应。

　　因此，在过去十年里，北京方面之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自律和自制，最大限度地容忍香港的异己势力和不同的政治立场，甚至不惜代价地为港人利益而牺牲内地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顾及到香港的政治橱窗作用。

　　而从结果来看，这个橱窗无疑是成功的。“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毫无疑问地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恪守承诺的政治信誉，体现了中国人也能管理好资本主义国际大都会的智慧、能力和实力。

　　然而，香港的政治橱窗作用，毕竟是阶段性的，是局部的，也是表层的。香港成功模式的最大价值，只能在中国内地社会才能得以实现。事实上，“一国两制”政策在设计之初，不只是考虑到了香港的利益，而且也考虑到了整个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因此，过去十年，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保持了稳定和繁荣，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成功试验，但它必须逐步走出实验室，超越香港，促使整个中国更快地前行。

对整个中国的价值还未体现
　　要准确分析香港模式的成功之处，还有待政治家、理论家和学者们去研究和总结。但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状况看，至少有两个重点可以给人们以启示。

　　启示之一，中央政府严格遵守自己对港人作出的各种承诺，并且有高度的自律意识，慎重对待自己的权力和言行。把视野延伸到内地，假若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对内地人民也是如此地恪守承诺，善用权力而不是滥用权力，严于律己又宽以待民，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潜力就将无可限量。

　　启示之二，最大限度的政治宽容并没有导致香港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更没有引发内地社会的不安。既然连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共势力都可以容忍，中国社会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既然连性质不同的政治体制都无法动摇中国的国本，那还有什么人、什么主张、什么思想、什么言论，足以颠覆中国执政党的权力根基？

　　包容不同的观点，容忍异己之见，允许各种价值观的存在，尊重不同的思维模式，想香港人之所想，急香港人之所急，这就是“一国两制”成功的关键所在。既然在香港能够做到，为何在中国内地不能做到？既然在香港能够成功，为何说在中国内地就不能成功？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国两制”无论如何都是权宜之计，但就中国的现实看，它依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中国内地还要继续摸索和总结，务实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是，在价值观上，两地必须有意识地逐步趋同。这是两地居民的责任，更是政治家们的责任。假如说一国之内存在两种发展制度是迫不得已的现实需要，那么，两地人民在价值观上长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那就将成为中国领土上最大的不和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