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试验, 对世界的启示是巨大的

解读“一国两制”对世界的启示
2007年06月30日

“一国两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试验，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的主权领土问题，提供了崭新思路。香港时事评论员洪清田，“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以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负责人陈彦做客《震海听风录》，探讨如何应对“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人类两大社会制度的摩擦和冲突，以及如何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维之间的平衡和融合。

邱震海：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纪念日最近已经越来越近，今天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为您解读一下香港“一国两制”的这个人类史无前例的社会体制试验对香港、对中国大陆，以及对世界的启示意义。

香港“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国两制”50年不变，如今1/5的时间过去了，未来40年的路到底怎么走？我们从审视过去十年走过的道路中应该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开始香港主权问题谈判。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开放程度，都和香港存在很大的差距。有评论指，作为“一国两制”设计师的邓小平，突破意识形态局限，放弃原有的政治底线，显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1997年7月1日，回归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不仅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不变，而且成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内地和资本主义世界沟通的桥梁，以及中国吸收国际先进文明成果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传承了几千年东方智慧的中国，嫁接西方理念之后，在21世纪重新崛起的契机和起点。

怎样理解香港“一国两制”？

邱震海：“一国两制”在过去十年，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可否认也有许多风风雨雨。我想我们把细节摆在一边，而是拿出“一国两制”理论内涵上一些真正的东西。我首先想请教三位的是，就三位的理解，“一国两制”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含义？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在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洪清田先生。洪先生，您怎么理解香港“一国两制”？

洪清田：我们谈两制之间必定需要每一个制度都成为一个体系，成为一个实体，然后才能够互动。我们谈互动，互动必须一定要有个体制跟实体，如果没有成为一个实体的话，就谈不上互动，因为互动一定有自主性、自由行、实体性的系统。

邱震海：志刚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总裁，今天听听您对“一国两制”的高见。

张志刚：首先我们要了解“一国两制”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构想。这个构想怎么落实到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上，这个系统上？是从“一国两制”这个构想发展出来，北京政府对整个问题的一套基本的政策方针，这一套政策方针再发展出来一套基本法，我们现在那个实体就是在基本法里面。所以我们讲“一国两制”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大方向的构想，这个构想就是我们在整个中国文化上面，我们是从来都重视这个统一，统一是我们在中国历史的文化的常态，是一个正常的态度，也是我们要求、追求的一个理想的政治状态。我们从来对分裂，独立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都是不赞成的。所以我们怎么去针对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现实，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情况，把统一标准降低到最低的要求，就是用“一国两制”来实现的。

统一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统一在其他的国家，可能没有我们这里包袱这么沉重，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中国来讲，这就是我们文化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邱震海：好，你讲到中国文化。那么现在我们来听听同样也是经过中国文化浓厚浸透的，但是现在长期在欧洲生活的这个法国的政治学者陈彦先生，陈彦兄，从这个历史的或者从国际的角度，你怎么理解“一国两制”？

陈彦：我是这样想，就是说“一国两制”这个“一国”，我想应该是架构，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的框架，那么“两制”应该是这个框架之下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它的架构之下，才有“两制”。那么现在的问题，我是觉得，可能在这讲“两制”的时候，要特别需要理解的是，就是说“两制”，这个“两制”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说香港的制度和中国的制度都些什么不同，他们的不同在哪里？是不是能够在一国的构架之下能够相结合，或者能够相共存，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香港的制度，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大陆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这样两个层面来理解的话，实际上可能会有一个偏向，就是一说到资本主义，我们想到是自由经济，而一想到社会主义，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计划经济。但是从经济上来理解“一国两制”显然是不够的。我觉得从香港的角度来看，香港不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香港还有自由的传媒，新闻自由，还有法制社会等。这个两制是在一个过渡中的“两制”，“两制”不光是有共存和竞争，还有一个互补的问题。

邱震海：您的意思是说，其实在香港目前的演化当中，中国的本身在演化一个大的背景，而香港的演化，香港的主权回归以及过去十年“两制”的一种互相交融和磨合，恰恰是天衣无缝的融合到中国整个演化的进程当中去。

那么我想再把话题切回到刚才志刚兄和洪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文化，我知道洪先生对中国的文化长期非常有研究，您发表的很多宏论都是上下五千年。我很想听一听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怎么来理解目前香港的“一国两制”？

洪清田：香港的实体在基本法框架下面是统一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统一从来在香港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就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所以整个香港问题不是一个统一问题。香港的问题，我认为100多年来就是一个中国人寻找现代化过程的问题，这牵涉到上下五千年。在中国人里面，我经常觉得，中国只有中国人没有人这个概念。不像现代社会里面，从一个人开始，然后界定你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什么民族的人，就是人是一个普世的、人权的、共通的概念，中国基本上没有。

张志刚：我补充两点。第一陈先生刚才是讲“两制”，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两制”在这里不是两个在西方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香港的资本主义，是从香港过去150年发展出来整个制度，我们不能把1982年还是1984年把这切断，还是1997年切断。我们所谓“两制”，香港哪一制，是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发展，保留过去一直发展的程序。我们讲的香港的资本主义，是香港过去经验的资本主义。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另外，我也同意洪先生讲，统一在香港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从来香港没有搞过什么独立的运动，也没有人提出过我们要独立出来。但是我讲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一国两制”？这就是要追寻统一一个最低的成本。

邱震海：洪先生讲到一点，我非常感兴趣。他说香港是中国整个的现代化的一个先行者吧，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感兴趣。

邱震海：我想请教一下在洛杉矶的陈彦，从国际的视角来看，您觉得香港这样“一国两制”，对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会有哪些正面的作用？

陈彦：香港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分裂”这两个一直是互相的摩擦，有时候统一，有时候分裂。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在香港回到中国为止，我们没有，实际上就是意味着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统一。这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是从香港这儿开始的。我的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在一个行政国家行使权利这么一个范围之内，有可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存在，这是在历史上没有过的。那么香港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既是让中国的文化跟现代文化接轨，同时也是把中国引向世界，走向世界这个意义上的统一。

未来40年香港的路到底怎么走？

邱震海：到底如何理解香港正在进行的“一国两制”，到底如何从国际上和历史的视野进行透视。从刚才第一部分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位嘉宾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共识，就是香港是中国未来统一的一种示范的模式或者一种标本。香港当然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同时香港也是把中国领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和桥梁，或者说一个跳板。那么有了这么一种基本的共识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十年香港走过的成功之路，以及展望未来40年香港的路到底怎么走？首先想请教一下志刚兄。

张志刚：我觉得是基本上我们这个经验是非常成功的，“一国两制”以前从来没人做过，从香港第一次做，我们就已经做成功了。

陈彦：我是这样想，从回归十年来看，我觉得香港的意义是特别重要的，香港本身的发展观察起来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比如说香港有非常健全的法制，香港的法制社会对大陆是有非常有重要的提示意义的。而且香港现在包括的香港公益社会的发达，这个对大陆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邱震海：以前很多人说大中国小香港，也许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说一个大香港小中国，这当然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但也许是可以供人们思考的一个话题。一国和两制到底如何并行不悖？也许也是未来40年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未来40年，香港的路到底怎么走？

张志刚：在城市管理方面，怎么管一个城市的经验，香港可以提供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示范的作用。但是国家发展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洪清田：不是完全，我不同意说是完全的一回事，是两者之间必然有某一种程度的关系跟联系在里面，不能够完全分开的。

陈彦：我觉得香港的意义从长远来看，是不是能够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去。比如说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国际局势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全球化时代香港的发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比如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之下的香港，可能就是一个城市的经验，比如张先生讲的，跟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在全球化之间，我们现在比如说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欧盟的成长，是正在走出民主国家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家管理范式。比如说过去的主权，现在我们把国家的主权交出来，主权通过各种国家集团进行共管，这样一个模式从西方来看，它有一个前瞻的可能，就是说可能我们21世纪走出去的，起码是民主国家不会再如此重要。

现在的能源问题，生态问题，各种全球的犯罪集团，包括恐怖主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必须是多个国家联合起来。而且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比如说从欧洲来看，可能一个国家，比如说西班牙下边的一些小的州，它想分裂，它需要搞自己的民主，要自己成立独立的州，但是它们都是十分认同欧洲联盟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邱震海：陈先生说的这些话，也许对于亚洲来说，处理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关系是适用的，就是各个国家不要把自己国家的民族利益至于最高，而是要把地区的利益。但是处理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你觉得对于处理大陆、香港和国际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欧盟的模式适用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为香港“一国两制”有所借鉴呢？

陈彦：我的意思是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后很可能会慢慢在一个十分平行的角度来进行管理。而不是说仅仅是垂直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然后下面地区，城市，这个管理很多是横向性的管理，联合起来的这种力量，呈网络状态的管理。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前瞻性的管理的模式。

张志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经验来讲，有一些我们做的比较好，譬如说回归前很多我们害怕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出现。我们可以看见，强调不变哪一部分，是做的非常成功，我们说50年不变，不是完全一成不变，就是按照过往的规律来变，我们现在争吵最多，麻烦最多的就是变这一部分。所以怎么变，是我们要想的最多的事情。

邱震海：不变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变，如何变得更好，我想这可能是未来，也许再过5年、10年，我们大家又可以重新坐在这里进行讨论的问题。不知道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回归以后的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回归以后的香港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更好的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刚才我们的讨论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到西方，这样的讨论也许您觉得与香港过去十年来曾经经历或目前正在经历的各种纷纷扰扰的风波以及他们的细节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也许只有跳出细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细节，我们才能更从容的返回细节和处理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