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授：“告诉我，我怎样才能确定一个中国学生是不是间谍呢？”

zt 张涛  从间谍校友谈冷战思维的中国影响
在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汉堡外交花絮发生后没几天，美国联邦司法部门于6月底公布了一起跟踪已久的俄罗斯间谍案11名指控人涉嫌利用各种身份潜伏在美国为俄政府从事情报工作。这档子事一时间不仅在美当地的大小报刊抢了很多版面，也得到了不少国际媒体的关注。嫌疑犯中有一个叫安娜·查普曼的红发女郎，因为外形出众和经历不凡，尤其吸引媒体和网民的眼球。

不过，对于我那些刚刚从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的资深MPA同学们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间谍指控人反而是大众媒体没有过多关注的一名男士。这位老兄名叫唐纳德·希斯菲尔德（Donald Heathfield），今年48岁，持加拿大护照，被捕前就居住在哈佛附近，号称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CEO。同学们之所以对这位仁兄如此青睐，原因很简单：唐纳德也是资深MPA 大家庭的成员之一，10年前毕业的校友。

在美国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上，一些来自欧美的同学颇花了些时间来八卦此人此事，更有好事者试图猜测我们这届是否也隐藏着不同版本的唐纳德。他的一些美国同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似乎开始有了先知先觉的能力，回忆说唐纳德喜欢交朋友，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总是语焉不详。总而言之，这些特征都被事后诸葛地赋予了神秘的间谍色彩。

有意思的是，在脸书上，来自东欧和亚洲国家的同学对此事都不怎么言声。笔者结合在过去的一年里于政策层面学习的感受，就不能不谈一谈这起间谍案背后的欧美式冷战思维，以及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潜流对中国目前外交政策的影响。

经济的全球化应该说对冷战思维多少有些对冲作用，也是这种思维模式近年来呈隐性状的主要原因，但毋须否认的是，在不同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国家之间，无论他们在民间商务乃至政府外交的层面上打得如何火热，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思维永远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是合理的。

记得大学时上口译课，经常需要翻译中国方面的外交辞令，当时只要听到“求同存异”这个说法就会心中窃喜，因为和其它一些晦涩的说法相比可以说是顺手拈来，字面上较容易翻译。现在再看这个说法，倒觉得其实这是个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字眼。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在和欧美国家的同行对话时，这个词使用的频率比较高，但如果无法对此说法赋予相应的实质性内容，对方很有可能只是在心里炒一炒冷战思维的剩饭，而无法指望他们能有建设性的回应。

这个字眼放在中国目前不差钱的语境下，很容易被理解或者误解为强势金元外交的一种体现，尤其在冷战思维尚存的主要欧美国家。即使在政府层面对方能够会心领受，这种来自拥有不同价值观和体制的国家的“买单”行为也会在民间造成不利于中国形象建设的反弹情绪和行为，而来自民间的压力反过来又往往会被政客利用，恶性循环，长远来讲只能助长在各个维度针对中国的不友好和误读。可以想见的是，中国在外交领域所依赖的经济杠杆一旦疲软下来，在纯粹利益基础上建立的所谓盟友关系将会凸现其非常脆弱的一面。

“求同存异”仅仅作为一种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在当今看似简单化但其实愈发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已然过时。考虑到经济的全球化加上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模式，如果中国外交策略的出发点还继续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同”和“异”两个字不能和大多数国家能够认可的价值观相关联以及产生共鸣的话，那它最终充其量只能是让菜鸟翻译们开心的作业题目。 在中国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软实力的今天，对冷战思维根源的重新审视和相应解决方案的探讨不仅是一个外交问题，也势必会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和观念的与时俱进。

冷战思维，余威尚存。一名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的亲身经历也许对此更有说服力。这位同学去一位教授的办公室商讨论文题目，进门寒暄过后，教授就直勾勾地看着他问：“告诉我，我怎样才能确定一个中国学生是不是间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