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清真寺争议和奥巴马的国际战略zt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这一计划在年初见于报端时，几乎无人注意，甚至还受到个别保守人士称赞。争议后来爆发，显然起于美国右翼看到了借此在今秋国会中期选举中，打击民主党和奥巴马的良机。

　　争议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的宗教偏见，以及“反恐”战争以来不断加深的“恐回症”。今年元月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3%的美国民众对伊斯兰教（回教）持有负面看法，31%的看法“强烈负面”。无怪今天有七成美国公众反对纽约的清真寺计划，并且殃及美国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清真寺。

　　有意思的是下层民众和上层知识精英的分歧：美国大学毕业生对伊斯兰教有负面看法的不到一半，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则超过六成。所以新近的反清真寺浪潮，与“茶叶党”的反精英主义相辅相成，加深了实行“常春藤专政”的奥巴马政府的内政困境。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清真寺争议对美国国际政策的冲击。

　　无论已故哈佛学者亨廷顿是否正确，新近的清真寺争议加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华尔街日报》因此刊登了“伊斯兰叛教者”、前荷兰国会议员阿里（Ayaan Hirsi Ali）的文章，引用清真寺争议来论证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因此不妨也在这一架构下分析美国的国际战略。

　　在“文明冲突论”中，美国领导的西方文明面临两个最大的挑战对手，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国代表的“儒教文明”。换言之，美国在当今世界上“腹背受敌”，必须“两面作战”。

美国面对的两大挑战

　　我不妨再指出：由于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停滞不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主要在于“意识形态战线”；另一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实际破产，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主要在于经济和国家实力方面。

　　我数次指出：近年来美国内政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党争止于大洋岸边”原则的终结。共和党和民主党不同的国内利益，导致两党在国际利益和政策上日益显著的分歧。

　　九一一之后的“反恐”战争，加深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可是也使得共和党获得巨大的内政红利。我曾经指出，北京是美国“反恐”战争第二大赢家，特别见于从海南撞机事件之后的中美剑拔弩张，到布什政府后期主动抑制陈水扁政府的台独趋向。总之，共和党布什政府的主要“文明冲突”对手是伊斯兰。

　　另外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尤其蓝领劳工的利益，却符合美国资本的利益，两者分别是美国两党的主要社会基础。

　　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因此明显不同。奥巴马上台之后，马上取消“反恐”战争的说法，通过首访土耳其和“开罗演讲”，加速从伊拉克撤军，并在阿富汗制定“先增后撤”的脱身战略，努力与伊斯兰世界“缓和”。华盛顿还不惜对以色列施加外交高压，使得美以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全面加强在亚洲的外交攻势：批准大笔对台军售、改善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加深美印合作，强化美日韩联盟、直接介入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美越联合军演，直到最新批准向台湾出售军用雷达技术。这一系列动作传输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奥巴马政府急于从“反恐”战争中腾出手来，以应付文明冲突的另一对手。

　　在“经济账”上，奥巴马的国际战略转向非常理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花费了数千亿美元，战略收益极为有限，还换来穆斯林世界的反美浪潮高涨和伊朗的区域霸权，称之为“千斤拨四两”，毫不为过。同时，华盛顿却眼看中国坐大，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GDP大国。

　　但是纽约清真寺争议，却在“政治账”上严重威胁到奥巴马的“文明冲突”战略转向。其他不说，这场争议暴露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反伊斯兰态度，包括某位基督教领袖号召的“烧毁《古兰经》（《可兰经》）”运动，和前共和党众议员提出要“轰炸麦加”；在伊斯兰传媒的报道渲染下，可以说完全逆转了奥巴马与穆斯林世界“缓和”努力的有限结果。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如愿“增收”，被两成美国人看成穆斯林的奥巴马的国际政策，会受到更大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