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应对陈永贵时的深层考量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两年半前，也就是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望着朴素的陈永贵笑了笑，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陈永贵说：“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嘛。”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两年半过去，显然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刚复出的薄一波也有反映：

    曾经在1967年初，专程赴京批斗他的陈永贵，十二年后又在北京相遇。陈永贵虎着脸对他说：“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今天！”

    薄一波朝陈永贵看看，微微一笑，说：“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党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事实的。”

    陈永贵听了，显得有些狼狈。

    “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同志辞职后，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

    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的揭发材料，脸色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斗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譬如我在建国以后就两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像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此次谈话后，陈永贵去向华国锋辞别。

    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了那条熟悉的白毛巾。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了往日的光彩。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想一个农民大老粗容易吗？”

    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顾育豹 摘自《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