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智库：把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大国智库及其当下的兴奋点

    新加坡联合早报1日发表署名文章分析了各大国智库对国家政策制定的作用，而各国智库日益注意加大对中国的研究力度。全文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门下聚集着许多门客，孟尝君手下甚至有鸡鸣狗盗之士，关键时刻都派上了用场，那就是古代的智囊团。现在人们更经常地使用直译的叫法智库来称呼这些公共研究机构。

    世界上最成熟的智库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智库的作用举足轻重。全美大约有2000多个智库，华盛顿有一条智库云集的“K街”。现任国务卿赖斯来自胡佛研究所，基辛格、约瑟夫·奈都曾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职，布热津斯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

    智库往往引领思想潮流，创造百家争鸣氛围，已经成为重要的思想产业，其价值无法用价格衡量。

    美国智库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体制内、体制外两种。体制内的智库处事低调并不与官方观点相悖。兰德公司是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战略智库，而和平研究所则被看作美国政府的“政研室”。国防部下属的防务分析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属于军事智库。具有政党背景的“企业研究所”则是保守派的研究机构。

    体制外智库的自由度较大，立场比较客观。具有大学背景的智库主要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等。另外还有布鲁金斯研究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是无明显党派倾向的智库之一。

    其他大国各有春秋

    英国是老牌帝国，有许多智库，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的费边社也非常有名。20世纪80年代是英国智库大发展的时期，成立了欧洲改革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会等。虽然英国智库也多标榜属于非政府组织，观点独立，但实际上有影响的智库大多依附于政党或政府部门。

    俄罗斯安全与军事研究机构组成相当繁杂，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还有外国资助的；既有政府层面的，也有科学院系统的，还有军事院校所属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抽调全国优秀人才组建中央政策研究机构，最有实力的三大研究机构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马列主义研究所。苏联解体后，部分机构经改造后得以保留。90年代后期，西方资助的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东西方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等许多国际研究机构相继登陆。

    印度智库的发展已有50年历史，正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独立初期，印度数据统计研究所提供了许多经济发展数据，成为主要智库。成立于1965年的印度国防与分析研究所是第一个独立于政府和高校外的研究所，主要从事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战略研究，在协助政府制定国际安全及外交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所、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院以及信息系统研究所，很快发展为主要智库。

    把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大国智库的主要关注点正在发生一些转移，从传统的内政、外交、军事，扩展到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口、资源、生态、太空等新领域；研究内容也呈现综合性和跨国性。智库也日益成为展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发挥着推动国家交往以及孵化精英人才的作用。

    各国智库注意加大对中国的研究力度。2007年6月，兰德公司亚洲政策主席奥弗霍尔特发文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盟国之一，美国不应抵抗中国的崛起，但要谨慎处理台海问题。

    2005年9月，布鲁金斯学会首推中国项目。该智库宣称，推出中国项目旨在探讨中国转型和兴起的内在动力，分析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

    从2006年10月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重塑中国政策”系列辩论会，为期一年，议题涉及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台湾问题、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中美贸易问题、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反恐等方面。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07年4月发表《美中关系报告》指出，作为世界强权的美国应该与崛起的中国合作，尽量促成正面的结果。防务智库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曾仔细观摩电视剧《亮剑》，并试图从中寻找人民解放军的超常规思维。(中新网9月1日电/任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