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伯特•卡根
（赵晨 译）
【原文编者按】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是美国著名的新保守 主义学者和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坚定卫道士。2002年夏，在伊拉克 战争爆发之前，他就曾在《政策评论》杂志6-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欧美关系的文章 ，引起很大轰动，题目叫《强大与虚弱》(Power and Weakness)。其中有一句名言，说 欧洲人来自金星，美国人则来自火星。指出欧美战略文化不同，美国人崇尚武力和强权 ，勇于选择战争；欧洲人则重视和平信条，信奉外交手段和国际组织。美国和欧洲几乎 在一切根本性的问题上都持相反观点，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是一 种幻想。美国认为冷战后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国际法、国际协定都是靠不住 的，确保美国自由和安全的只能是拥有和使用军事力量；而欧洲憧憬康德式的“永久和 平”，设想一个类似欧盟式的世界--一切都通过相应的机构、规则来进行，其理想就 是把欧盟作为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他认为，这是欧美分歧的根本所在。此文是卡根又一 篇论述跨大西洋关系的文章，登载在美国《外交季刊》2004年3-4月号上。文章不仅对 欧美矛盾又有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鼓吹抛弃世界现有秩序，实现 其“民主帝国主义”的一篇宣言。 ( http://www. )
大西洋两岸的观念冲突
“我们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2003年3月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在美国发动伊拉 克战争前夜提出这个问题。很多欧洲人今天仍然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导致大西洋两 岸出现分歧的标志--而大多数美国人自伊拉克战争之后就不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了。 ( http://www. )
但是美国人还不能就此放弃对此问题的思考。伊拉克战争引发的欧美争论根源于对世 界秩序的不同认识。的确，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萨达姆是否构成严重威胁、战争是否是合 适手段这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是”，但大多 数欧洲人的答案则恰好相反。正如法国外长德维尔潘所说的，与其说这是有关伊拉克的 争执，还不如说是“两种世界观”的较量。欧美对伊拉克问题的不同态度，不仅仅是政 策上的不同，更是对世界理解原则上的不同。 ( http://www. )
各种民意调查(包括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所作的)显示，欧洲和美国的民众似乎是生 活在战略和理念完全不同的两个行星上的人。超过80%的美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有可能带 来正义，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欧洲人同意这种观点。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究竟应当扮演怎样 的角色，国际行为中的合法性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持不同意见。 这些分歧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在小布什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伊拉克战 争更是使得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裂痕深化，并且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长久现象。 ( http://www. )
今天的西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哲学意义上的根本分裂，而且这种相互对抗已经开始威 胁到跨大西洋共同体双边的稳定。此时一旦有新的危险和危机扩散的话，这种裂痕将给 我们自身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可是仅仅在几年前，类似的问题还是不可想像的。冷战 后，政治理论家福山曾经说世界其他地区将随同我们一起走向历史的终结，最终相对和 谐地统一生活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因为民主国家间共享自由的原则，所以它们“不存 在相互竞争合法性的基础”。冲突可能发生在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但决不可能发生在 西方阵营内部。但是现在这个结论开始受到质疑了，今天正是合法性的问题分裂了美国 和欧洲--不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有问题，而是双方对于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导致的。 ( http://www. )
冷战时期的跨洋联姻
在整个冷战期间，不存在这种关于合法性的争论，美国权力的合法性及其世界领袖地 位是被自然而然地承认的。大多数欧洲人，虽然有时候也会对美国的统治发发牢骚，并 对美国在越南、拉美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行为批评批评，但归根结底还是愿意接受美国 的领导的，认为这是一种必要。 ( http://www. )
对欧洲人来说，当时美国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苏联共产主义存在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苏 联对西方世界构成的战略压力--事实上成千上万的苏联军队就部署在中欧--而且只 有美国拥有遏制苏联的实力，所以对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大多数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说， 对抗苏联威胁主角的身份给美国的霸权地位披上了一件合法性外罩。甚至当它们认为美 国的一些行径很愚蠢或者是不道德的时候，比如在越南，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是选择继续 接受美国的霸权和领导地位。实际上，冷战期间美国之所以能在西方内部享有合法霸权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盟友们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所致。 ( http://www. )
冷战结束了，美国的合法性支柱也随着柏林墙轰然而倒。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什么合 适的替代品。好战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以恐怖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虽然很孔武有 力，但还代替不了共产主义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构成的威胁。后冷 战时代的各种分散和模糊的威胁更是无法代替苏联为美国霸权塑造出来的合法性源泉。 ( http://www. )
从克林顿时期起，大多数欧洲人就不太理解美国对伊拉克、伊朗、朝鲜的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问题的关注。他们也不认为“9·11”之后的危险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国际恐 怖主义有所关联，欧洲人也不相信那些武器有朝一日将对准他们。而且大多数欧洲人现 在不再盼望由美国来保护他们免遭危险了。他们生活在他们的地缘乐园里，根本不惧怕 外面的丛林世界。他们不再欢迎来保卫他们大门的卫士了。相反他们问到，现在有谁来 保卫美国这个卫兵呢？ ( http://www. )
冷战后的单极窘境
什么是“单极窘境”呢？它并不是美国哪一项政策或者是哪一届政府的产物。随着冷战 的结束，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实力成了被攻击的对象。菲舍尔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问， “在我们最重要的盟友拍板认定我们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的时候，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 么？”欧洲人感到他们丧失了控制美国行为的能力，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冷 战期间，即使美国是统领，它也得听欧洲的意见，因为这时候的美国政策首先是要保卫 欧洲的安全和加强欧洲的力量。现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已经丧失了这种影响力。欧洲在 越来越安全，在不太可能变成受害者的同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冷战时 ，美国要仔细估算它的每次行动会如何影响欧洲的安全，但今天它就无需太多担心了。 ( http://www. )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现在关注美国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及开始试图像它曾经做过的那 样，重新对美国加以控制的原因。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帮助塑造世界，欧洲人不情愿坐 在后座上，让美国做所有的驾驶工作，特别是当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危险地开车的时候。 ( http://www. )
20世纪90年代发生巴尔干冲突时，欧洲人不得不无助地等待迟疑不决的克林顿政府最 终决定加以干涉，他们这时敏感地发现他们已经丧失了对美国的控制。当1999年美国在 科索沃真的开始动手时，欧洲人却尴尬地发现在自家后院，自己却只能无奈地观看由一 位美国将军领导这场战争。所以说无论美国总统是老布什、克林顿还是小布什，国际结 构的新变化已经把欧洲人推到一个无法嫉妒的位置上，欧洲不得不相信现有的惟一超级 大国能够作出明智的判断和行为。 ( http://www. )
除了表明欧洲降级之外，一个单极世界还提出今天世界秩序的基本问题。首先，它检 验了美国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现代自由精神认定一个单极的霸权国必须受到约束，所 以无论美国总统采取何种外交政策，自由民主的精神都会反作用于霸权统治的观念，即 便这个霸权是仁慈的。虽然布什政府在处理与欧洲--华盛顿最亲密的朋友--的关系 时手法过于僵硬，但冷战后的历任美国政府对追求美国的霸权地位都非常心急。20世纪 90年代，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布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很快中、法 、俄三国外长就宣称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将是一个危险和不公正的单极世界。塞缪尔·亨 廷顿那时就警告说美国的政策是“傲慢”的“单边主义”，可当时小布什还只是得克萨 斯的一位州长。 ( http://www. )
欧洲人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自这次袭击之后，布什政府和全体 美国人开始在保卫他们自己，对抗新的威胁对手的时候，毫不迟疑地使用美国的武力。 欧洲起初对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表示支持，北约历史上第一次作出共同保卫美国的集体 决议，其中含有欧洲还想要在美国对恐怖主义进行反击时仍能保有一定影响力的考虑。 无疑，华盛顿对这些援助的冷淡态度令欧洲人老大地不高兴。 ( http://www. )
当美国开始将视线超越阿富汗，瞄准伊拉克和“邪恶轴心”的时候，欧洲人意识到他 们已经丧失了控制权。很明显，冷战时期大西洋两岸的合作关系现在已经逆转。冷战时 美国曾一度冒着自己的安全危险捍卫受到威胁的欧洲的重要利益，可是现在受到威胁的 美国就只关心自己，而忽视了许多欧洲人认为重要的道德、政治和安全利益。 ( http://www. )
美国的霸权现在已经成为欧洲人特别烦恼的难题，原因是欧洲人不能对它施加什么影 响。90年代之后，一个多极世界的希望逐渐破灭了，今天几乎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美国 的实力在几十年内都将无人能够匹敌。而且那些可能成为竞争者的国家，如中国和俄国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同时，欧洲自己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较 ，也处于持续下降之中。法国想要创立一个与美国相抗衡的欧洲的抱负也一直被更有势 力的后现代欧洲观所压制--后现代的欧洲厌恶军事、权力政治以及势力均衡的观念。 法国的野心同时还被其他一些因素所中和，比如害怕被强大的美国疏远，怀疑法国在欧 洲拥有“软霸权”以及一直挥之不去的对德国军事力量复活的担心。 ( http://www. )
不过，欧洲人总归不会寻求以通常的权力对抗的方式制衡美国，因为他们知道美国霸 权不是传统的权力式霸权。欧洲人知道，美国霸权不会威胁欧洲的安全或者它的自主权 。欧洲人并不害怕美国会设法控制他们，他们害怕的是他们将要丧失对美国的控制，进 而会颠覆他们对世界事务的引导权。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欧洲人相信合法性是他们拥有 的丰富资源，他们把合法性看作是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失衡的美欧关系中的平衡器 。 ( http://www. )
何谓合法性？
从美国企图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欧洲的答案就指向安理会。“联合国是制定国际规 则和合法性产生之处”，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在2003年3月安理会会议召开之前宣称，“ 因为它代表着各国人民”。欧洲人如此信仰联合国的权威，以至于连华盛顿最坚定的盟 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相信联合国的授权对发动伊拉克战争是绝对必要的，惟有这样才 能使英国公众满意。 ( http://www. )
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美国人也对联合国一直抱有尊敬。当然，他们对联合国的支持更 为慎重，考虑到更多的条件限制。在伊拉克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就支持绕过联合国。 不过美国人对联合国的支持，还是使得布什总统在动武前首先寻求安理会的批准，并在 伊拉克重建工作中不断在联合国内争取国际支持和国际合法性。 ( http://www. )
但安理会真的像欧洲人所坚持的，是国际合法性的最终保管人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国 际生活也太简单了。事实证明，自从大约60年前创立以来，安理会就从没有如满怀理想 的联合国创立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发挥过效用。它从来没有被人们，包括欧洲人认可为国 际合法性的惟一来源。欧洲人现在要求在伊拉克问题以及未来一切战争中美国应寻求联 合国的授权，这只是一个革命虚幻式的倡议。 ( http://www. )
在冷战的40年中，安理会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相互敌视，互投否决票而处于瘫痪状态。 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后，安理会才出现了可以作为国际权威和合法性惟一源泉的可能性 。但是它并没有取得成功。大多数观察家都承认，安理会的权威在冷战后的十年中是在 衰落而不是增强。1994年，克林顿政府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准许出兵海地；1998年，它又 冒着法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反对发动“沙漠之狐”行动轰炸伊拉克。 ( http://www. )
美国并不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惟一罪犯：欧洲在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同样绕过联合国 行事。在科索沃问题上，欧洲人(与美国人一道)是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决议允许的情况下 走向战争的。不过这并未妨碍欧洲人说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合法战争。他们相信他们有特 殊的道义责任去阻止在本大陆上发生的种族灭绝行为，这给了他们特殊的许可权。如菲 舍尔所说，1999年发起战争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在此案中历史和道义胜过了传统的主权 和不干涉原则。德维尔潘说，美国和英国把科索沃战争看作是“没有联合国授权基于人 道主义进行干预惯例的起始，我们则把它看作是一个例外，它是在面临一场刻不容缓的 人道主义灾难并获得广泛国际支持情况下的一个特例”。 ( http://www. )
但是这种例外可能是致命的，特别是当它被施用于脆弱且经常被违犯的关于使用武力 的国际法的时候。事实证明科索沃战争并不合法，不仅因为它缺乏安理会的授权：塞族 并没有入侵任何其他国家，而且这一干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切国家主权平等这 一最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它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法的基石。在科索沃战争中，亨利· 基辛格曾警告“突然放弃国家主权概念”将使世界冒没有秩序和法制的危险。许多欧洲 人那时反对这种说法。那个时候欧洲人并不相信国际合法性仅仅存在于安理会、联合国 宪章或者是传统的国际法原则之中，他们更愿意相信的是，合法性存在于他们共同的后 现代道德价值观之中。 ( http://www. )
就在国际法学家们为建立判断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原则而工作的时候，欧洲的领导者们 却因为害怕新原则可能被应用到其他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上，而决定要把这个口子封死。 当伊拉克危机在2002年底发生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简单地把观念转回到传统的 国际法和合法性上来了。他们凿沉了他们自己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过的道德原则，开始 要求僵硬地遵循联合国宪章。在面临美国即将进攻伊拉克的前景之时，菲舍尔向后一个 大转弯：提出要无条件拒绝“武装干涉和超越国家主权”观念，即使“出现大的违反人 权事件”也不例外。菲舍尔警告说，如果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变成新原则的话，“将会 出现太多的后来者”，这恰和基辛格1999年所言相对应。“什么样的原则才是适用的原 则呢？谁适用才是合法的呢？”这是两个切中要害的好问题。不过在1999年这两个问题也 同样精彩。 ( http://www. )
国际社会的现实常常被形容为“拳头中出权利(might makes right)”。但并不是所有 的情况都如此。欧洲和美国的现代自由主义者都信仰公正和道义，致力于保护每个个体 的权利，所以不能也不应该接受这种现实的道德相对主义。在二战期间，民主国家组成 的盟军宣称在道德和正义方面要优越于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帝国。在冷战期间，自由西方 世界的立场要比苏联集团更引人注目。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宣称他们的道义要高于米 洛舍维奇和叶利钦的俄罗斯。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国际法通行标准的世界并不是就没有 道德和正义。也就是说，过分僵硬地尊重国际法原则只能妨碍追求道德和正义，欧洲人 在科索沃战争中已经承认过这一点了。 ( http://www. )
合法性实在是一个太模糊的概念。想要搞清楚历史中某个时刻的合法性是什么，是一 种艺术，而不是可以简化成国际法律读本的科学。目前对合法性的探寻已经成为自由主 义的基本难题之一。现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由主义有两大分支。一方面，自由主义很高兴 享受自启蒙运动以来不断自我加强的国际法律体系。此体系的成功，取决于这样一种认 识，即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民主还是专制，人道还是野蛮，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 。格老秀斯、汉斯·摩根索以及其他诸多思想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一直在追问，如果某些 主权国家以扩展民主、人权或者为了其他道德上善的目的而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那国 际法将如何维持呢？ ( http://www. )
另一方面，现代自由主义又非常珍惜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且认为保护全球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在目前凸现的民主和自由变革中，要实现这一目标， 只能采取强制手段。为了使独裁暴政的国家变得更人道些，必要时也可以施以武力。 ( http://www. )
康德的“永久和平”说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自由主义面对的这一难题，他的前提条件 是所有国家都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共和国。不过联合国宪章却明文规定“所有成员国一律 主权平等”，即便各成员国政府的本质有极大的差异。换句话说，目前的国际法律结构 ，没有并且不能遵从自由主义的目标，它不具备保护所有个体权利的条件。 ( http://www. )
现在的欧洲已经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而走向一个后现代的、超国家的体系，它可以 说是康德思想的奇迹。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欧洲人自己已经创建出超越联合 国之外的权威，但它们还仍旧宣称国际合法性就是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尊重安理会。 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联邦，欧盟各国可以相互转让各自主权，欧盟更多遵从的是康德的 思想而不是格老秀斯的思想。后现代欧洲秩序的政治和道德基础完全不同于联合国建立 的基础。 ( http://www. )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布莱尔曾经说欧洲必须“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而奋斗，“ 在这种国际主义中，将不再允许野蛮压迫其他族群，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将无处藏身”。 如果这是“新国际主义”的话，那么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旧国际主义”就死亡了。欧 洲人将不得不选择他们真正想遵循的自由国际主义。无论他们做还是不做，他们至少必 须认识到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 http://www. )
对美国人来说，选择起来要更容易一些：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比欧洲人分歧要少。 无论在实际中、传统上，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美国都更喜欢在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之上提 升自由的原则。尽管美国帮助创建了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草案，但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联 合国组织的合法性以及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国家的教条限制。虽然美国极端强调保护自己 的自主权，但是它并不太关心其他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它为自己保留了在任何地点干涉 他国事务的权利。虽然这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自私的伪善行为，但美国通常都把干预 看作是保卫自由主义的必要行为。 ( http://www. )
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革命国家，它总是扮演现状破坏者的角色。从立国的第一天起，美 国就把外国的专制暴政政体视为注定要被自己的革命共和主义力量所推翻的短命政体。 美国人把敌对的暴政政权看作理所当然的靶子，与之相近的独裁政权也会被美国人认定 不具合法性。可是欧洲人正沉浸在自己大陆上的急速变化之中，他们冀图寻求一个可预 见的未来，所以美国就一再被看作是现有国际社会中的危险角色。 ( http://www. )
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说再见
在欧洲人看来，危险包藏在所谓的“布什主义”之中。许多欧洲人和一部分美国人震 惊于布什政府宣称甚至要以不惜牺牲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代价来谋求迫使专制国家的 政府实现“体制变更”。但是从美国历史，特别是从过去50年的历史来看，这没有什么 可让人称奇的。布什主义只是自然而然地从美国的自由革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而且今 天的世界的两大特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对美国的 威胁都要大于欧洲。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作出如此强烈反应，包括制定“先发制人” (“预防性战争”可能是更为准确的词)原则的原因(此战略引起了很大争议，它促使许 多欧洲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想要发动预防性战争树立了一个超级大国无视国 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先例，这是它不具合法性最重要的新证据)。 ( http://www. )
在评估布什主义的时候，更应当看一看新的国际环境是否已经迫使美国人和欧洲人以 及联合国秘书长，对传统国际法原则的态度、对合法性的定义发生了变化。甚至在布什 政府2002年公开阐明其预防性战争政策之前，在美国和欧洲就有意见认为预防性行为有 时在面对新的国际威胁时是必须的，即使它违反了主权原则、互不干涉原则以及其他传 统的法律禁令。像麦可·沃瑟(Micheal Walzer)和亨利·基辛格这样属于截然不同流派 的思想家，都总结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遗留下来的原则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今的挑战。甚 至连科菲·安南也建议联合国的成员们应当考虑制定一种“标准，以便在处理如拥有了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组织等类型威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早期威权主义式的 强制性措施”。 ( http://www. )
现在看起来很明显，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预防性战争是否合适，而在于应由谁来实施， 谁来决定，何时、何处以及如何实施。这次在伊拉克，就像以前一样，欧洲着意反对的 不是美国的行为，而是它的单边主义角色。换句话说，关于预防性战争的争论，实质上 就是：如何才能对世界上的惟一超级大国加以控制？ ( http://www. )
（赵晨 译）
【原文编者按】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是美国著名的新保守 主义学者和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坚定卫道士。2002年夏，在伊拉克 战争爆发之前，他就曾在《政策评论》杂志6-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欧美关系的文章 ，引起很大轰动，题目叫《强大与虚弱》(Power and Weakness)。其中有一句名言，说 欧洲人来自金星，美国人则来自火星。指出欧美战略文化不同，美国人崇尚武力和强权 ，勇于选择战争；欧洲人则重视和平信条，信奉外交手段和国际组织。美国和欧洲几乎 在一切根本性的问题上都持相反观点，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是一 种幻想。美国认为冷战后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国际法、国际协定都是靠不住 的，确保美国自由和安全的只能是拥有和使用军事力量；而欧洲憧憬康德式的“永久和 平”，设想一个类似欧盟式的世界--一切都通过相应的机构、规则来进行，其理想就 是把欧盟作为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他认为，这是欧美分歧的根本所在。此文是卡根又一 篇论述跨大西洋关系的文章，登载在美国《外交季刊》2004年3-4月号上。文章不仅对 欧美矛盾又有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鼓吹抛弃世界现有秩序，实现 其“民主帝国主义”的一篇宣言。 ( http://www. )
大西洋两岸的观念冲突
“我们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世界秩序？”2003年3月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在美国发动伊拉 克战争前夜提出这个问题。很多欧洲人今天仍然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导致大西洋两 岸出现分歧的标志--而大多数美国人自伊拉克战争之后就不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了。 ( http://www. )
但是美国人还不能就此放弃对此问题的思考。伊拉克战争引发的欧美争论根源于对世 界秩序的不同认识。的确，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萨达姆是否构成严重威胁、战争是否是合 适手段这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是”，但大多 数欧洲人的答案则恰好相反。正如法国外长德维尔潘所说的，与其说这是有关伊拉克的 争执，还不如说是“两种世界观”的较量。欧美对伊拉克问题的不同态度，不仅仅是政 策上的不同，更是对世界理解原则上的不同。 ( http://www. )
各种民意调查(包括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所作的)显示，欧洲和美国的民众似乎是生 活在战略和理念完全不同的两个行星上的人。超过80%的美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有可能带 来正义，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欧洲人同意这种观点。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究竟应当扮演怎样 的角色，国际行为中的合法性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持不同意见。 这些分歧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在小布什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伊拉克战 争更是使得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裂痕深化，并且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长久现象。 ( http://www. )
今天的西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哲学意义上的根本分裂，而且这种相互对抗已经开始威 胁到跨大西洋共同体双边的稳定。此时一旦有新的危险和危机扩散的话，这种裂痕将给 我们自身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可是仅仅在几年前，类似的问题还是不可想像的。冷战 后，政治理论家福山曾经说世界其他地区将随同我们一起走向历史的终结，最终相对和 谐地统一生活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因为民主国家间共享自由的原则，所以它们“不存 在相互竞争合法性的基础”。冲突可能发生在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但决不可能发生在 西方阵营内部。但是现在这个结论开始受到质疑了，今天正是合法性的问题分裂了美国 和欧洲--不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有问题，而是双方对于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导致的。 ( http://www. )
冷战时期的跨洋联姻
在整个冷战期间，不存在这种关于合法性的争论，美国权力的合法性及其世界领袖地 位是被自然而然地承认的。大多数欧洲人，虽然有时候也会对美国的统治发发牢骚，并 对美国在越南、拉美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行为批评批评，但归根结底还是愿意接受美国 的领导的，认为这是一种必要。 ( http://www. )
对欧洲人来说，当时美国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苏联共产主义存在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苏 联对西方世界构成的战略压力--事实上成千上万的苏联军队就部署在中欧--而且只 有美国拥有遏制苏联的实力，所以对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大多数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说， 对抗苏联威胁主角的身份给美国的霸权地位披上了一件合法性外罩。甚至当它们认为美 国的一些行径很愚蠢或者是不道德的时候，比如在越南，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是选择继续 接受美国的霸权和领导地位。实际上，冷战期间美国之所以能在西方内部享有合法霸权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盟友们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所致。 ( http://www. )
冷战结束了，美国的合法性支柱也随着柏林墙轰然而倒。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什么合 适的替代品。好战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以恐怖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虽然很孔武有 力，但还代替不了共产主义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构成的威胁。后冷 战时代的各种分散和模糊的威胁更是无法代替苏联为美国霸权塑造出来的合法性源泉。 ( http://www. )
从克林顿时期起，大多数欧洲人就不太理解美国对伊拉克、伊朗、朝鲜的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问题的关注。他们也不认为“9·11”之后的危险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国际恐 怖主义有所关联，欧洲人也不相信那些武器有朝一日将对准他们。而且大多数欧洲人现 在不再盼望由美国来保护他们免遭危险了。他们生活在他们的地缘乐园里，根本不惧怕 外面的丛林世界。他们不再欢迎来保卫他们大门的卫士了。相反他们问到，现在有谁来 保卫美国这个卫兵呢？ ( http://www. )
冷战后的单极窘境
什么是“单极窘境”呢？它并不是美国哪一项政策或者是哪一届政府的产物。随着冷战 的结束，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实力成了被攻击的对象。菲舍尔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问， “在我们最重要的盟友拍板认定我们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的时候，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 么？”欧洲人感到他们丧失了控制美国行为的能力，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冷 战期间，即使美国是统领，它也得听欧洲的意见，因为这时候的美国政策首先是要保卫 欧洲的安全和加强欧洲的力量。现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已经丧失了这种影响力。欧洲在 越来越安全，在不太可能变成受害者的同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冷战时 ，美国要仔细估算它的每次行动会如何影响欧洲的安全，但今天它就无需太多担心了。 ( http://www. )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现在关注美国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及开始试图像它曾经做过的那 样，重新对美国加以控制的原因。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帮助塑造世界，欧洲人不情愿坐 在后座上，让美国做所有的驾驶工作，特别是当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危险地开车的时候。 ( http://www. )
20世纪90年代发生巴尔干冲突时，欧洲人不得不无助地等待迟疑不决的克林顿政府最 终决定加以干涉，他们这时敏感地发现他们已经丧失了对美国的控制。当1999年美国在 科索沃真的开始动手时，欧洲人却尴尬地发现在自家后院，自己却只能无奈地观看由一 位美国将军领导这场战争。所以说无论美国总统是老布什、克林顿还是小布什，国际结 构的新变化已经把欧洲人推到一个无法嫉妒的位置上，欧洲不得不相信现有的惟一超级 大国能够作出明智的判断和行为。 ( http://www. )
除了表明欧洲降级之外，一个单极世界还提出今天世界秩序的基本问题。首先，它检 验了美国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现代自由精神认定一个单极的霸权国必须受到约束，所 以无论美国总统采取何种外交政策，自由民主的精神都会反作用于霸权统治的观念，即 便这个霸权是仁慈的。虽然布什政府在处理与欧洲--华盛顿最亲密的朋友--的关系 时手法过于僵硬，但冷战后的历任美国政府对追求美国的霸权地位都非常心急。20世纪 90年代，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布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很快中、法 、俄三国外长就宣称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将是一个危险和不公正的单极世界。塞缪尔·亨 廷顿那时就警告说美国的政策是“傲慢”的“单边主义”，可当时小布什还只是得克萨 斯的一位州长。 ( http://www. )
欧洲人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自这次袭击之后，布什政府和全体 美国人开始在保卫他们自己，对抗新的威胁对手的时候，毫不迟疑地使用美国的武力。 欧洲起初对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表示支持，北约历史上第一次作出共同保卫美国的集体 决议，其中含有欧洲还想要在美国对恐怖主义进行反击时仍能保有一定影响力的考虑。 无疑，华盛顿对这些援助的冷淡态度令欧洲人老大地不高兴。 ( http://www. )
当美国开始将视线超越阿富汗，瞄准伊拉克和“邪恶轴心”的时候，欧洲人意识到他 们已经丧失了控制权。很明显，冷战时期大西洋两岸的合作关系现在已经逆转。冷战时 美国曾一度冒着自己的安全危险捍卫受到威胁的欧洲的重要利益，可是现在受到威胁的 美国就只关心自己，而忽视了许多欧洲人认为重要的道德、政治和安全利益。 ( http://www. )
美国的霸权现在已经成为欧洲人特别烦恼的难题，原因是欧洲人不能对它施加什么影 响。90年代之后，一个多极世界的希望逐渐破灭了，今天几乎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美国 的实力在几十年内都将无人能够匹敌。而且那些可能成为竞争者的国家，如中国和俄国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同时，欧洲自己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较 ，也处于持续下降之中。法国想要创立一个与美国相抗衡的欧洲的抱负也一直被更有势 力的后现代欧洲观所压制--后现代的欧洲厌恶军事、权力政治以及势力均衡的观念。 法国的野心同时还被其他一些因素所中和，比如害怕被强大的美国疏远，怀疑法国在欧 洲拥有“软霸权”以及一直挥之不去的对德国军事力量复活的担心。 ( http://www. )
不过，欧洲人总归不会寻求以通常的权力对抗的方式制衡美国，因为他们知道美国霸 权不是传统的权力式霸权。欧洲人知道，美国霸权不会威胁欧洲的安全或者它的自主权 。欧洲人并不害怕美国会设法控制他们，他们害怕的是他们将要丧失对美国的控制，进 而会颠覆他们对世界事务的引导权。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欧洲人相信合法性是他们拥有 的丰富资源，他们把合法性看作是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失衡的美欧关系中的平衡器 。 ( http://www. )
何谓合法性？
从美国企图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欧洲的答案就指向安理会。“联合国是制定国际规 则和合法性产生之处”，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在2003年3月安理会会议召开之前宣称，“ 因为它代表着各国人民”。欧洲人如此信仰联合国的权威，以至于连华盛顿最坚定的盟 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相信联合国的授权对发动伊拉克战争是绝对必要的，惟有这样才 能使英国公众满意。 ( http://www. )
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美国人也对联合国一直抱有尊敬。当然，他们对联合国的支持更 为慎重，考虑到更多的条件限制。在伊拉克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就支持绕过联合国。 不过美国人对联合国的支持，还是使得布什总统在动武前首先寻求安理会的批准，并在 伊拉克重建工作中不断在联合国内争取国际支持和国际合法性。 ( http://www. )
但安理会真的像欧洲人所坚持的，是国际合法性的最终保管人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国 际生活也太简单了。事实证明，自从大约60年前创立以来，安理会就从没有如满怀理想 的联合国创立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发挥过效用。它从来没有被人们，包括欧洲人认可为国 际合法性的惟一来源。欧洲人现在要求在伊拉克问题以及未来一切战争中美国应寻求联 合国的授权，这只是一个革命虚幻式的倡议。 ( http://www. )
在冷战的40年中，安理会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相互敌视，互投否决票而处于瘫痪状态。 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后，安理会才出现了可以作为国际权威和合法性惟一源泉的可能性 。但是它并没有取得成功。大多数观察家都承认，安理会的权威在冷战后的十年中是在 衰落而不是增强。1994年，克林顿政府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准许出兵海地；1998年，它又 冒着法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反对发动“沙漠之狐”行动轰炸伊拉克。 ( http://www. )
美国并不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惟一罪犯：欧洲在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同样绕过联合国 行事。在科索沃问题上，欧洲人(与美国人一道)是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决议允许的情况下 走向战争的。不过这并未妨碍欧洲人说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合法战争。他们相信他们有特 殊的道义责任去阻止在本大陆上发生的种族灭绝行为，这给了他们特殊的许可权。如菲 舍尔所说，1999年发起战争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在此案中历史和道义胜过了传统的主权 和不干涉原则。德维尔潘说，美国和英国把科索沃战争看作是“没有联合国授权基于人 道主义进行干预惯例的起始，我们则把它看作是一个例外，它是在面临一场刻不容缓的 人道主义灾难并获得广泛国际支持情况下的一个特例”。 ( http://www. )
但是这种例外可能是致命的，特别是当它被施用于脆弱且经常被违犯的关于使用武力 的国际法的时候。事实证明科索沃战争并不合法，不仅因为它缺乏安理会的授权：塞族 并没有入侵任何其他国家，而且这一干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切国家主权平等这 一最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它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法的基石。在科索沃战争中，亨利· 基辛格曾警告“突然放弃国家主权概念”将使世界冒没有秩序和法制的危险。许多欧洲 人那时反对这种说法。那个时候欧洲人并不相信国际合法性仅仅存在于安理会、联合国 宪章或者是传统的国际法原则之中，他们更愿意相信的是，合法性存在于他们共同的后 现代道德价值观之中。 ( http://www. )
就在国际法学家们为建立判断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原则而工作的时候，欧洲的领导者们 却因为害怕新原则可能被应用到其他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上，而决定要把这个口子封死。 当伊拉克危机在2002年底发生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简单地把观念转回到传统的 国际法和合法性上来了。他们凿沉了他们自己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过的道德原则，开始 要求僵硬地遵循联合国宪章。在面临美国即将进攻伊拉克的前景之时，菲舍尔向后一个 大转弯：提出要无条件拒绝“武装干涉和超越国家主权”观念，即使“出现大的违反人 权事件”也不例外。菲舍尔警告说，如果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变成新原则的话，“将会 出现太多的后来者”，这恰和基辛格1999年所言相对应。“什么样的原则才是适用的原 则呢？谁适用才是合法的呢？”这是两个切中要害的好问题。不过在1999年这两个问题也 同样精彩。 ( http://www. )
国际社会的现实常常被形容为“拳头中出权利(might makes right)”。但并不是所有 的情况都如此。欧洲和美国的现代自由主义者都信仰公正和道义，致力于保护每个个体 的权利，所以不能也不应该接受这种现实的道德相对主义。在二战期间，民主国家组成 的盟军宣称在道德和正义方面要优越于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帝国。在冷战期间，自由西方 世界的立场要比苏联集团更引人注目。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宣称他们的道义要高于米 洛舍维奇和叶利钦的俄罗斯。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国际法通行标准的世界并不是就没有 道德和正义。也就是说，过分僵硬地尊重国际法原则只能妨碍追求道德和正义，欧洲人 在科索沃战争中已经承认过这一点了。 ( http://www. )
合法性实在是一个太模糊的概念。想要搞清楚历史中某个时刻的合法性是什么，是一 种艺术，而不是可以简化成国际法律读本的科学。目前对合法性的探寻已经成为自由主 义的基本难题之一。现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由主义有两大分支。一方面，自由主义很高兴 享受自启蒙运动以来不断自我加强的国际法律体系。此体系的成功，取决于这样一种认 识，即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民主还是专制，人道还是野蛮，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 。格老秀斯、汉斯·摩根索以及其他诸多思想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一直在追问，如果某些 主权国家以扩展民主、人权或者为了其他道德上善的目的而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那国 际法将如何维持呢？ ( http://www. )
另一方面，现代自由主义又非常珍惜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且认为保护全球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在目前凸现的民主和自由变革中，要实现这一目标， 只能采取强制手段。为了使独裁暴政的国家变得更人道些，必要时也可以施以武力。 ( http://www. )
康德的“永久和平”说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自由主义面对的这一难题，他的前提条件 是所有国家都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共和国。不过联合国宪章却明文规定“所有成员国一律 主权平等”，即便各成员国政府的本质有极大的差异。换句话说，目前的国际法律结构 ，没有并且不能遵从自由主义的目标，它不具备保护所有个体权利的条件。 ( http://www. )
现在的欧洲已经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而走向一个后现代的、超国家的体系，它可以 说是康德思想的奇迹。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欧洲人自己已经创建出超越联合 国之外的权威，但它们还仍旧宣称国际合法性就是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尊重安理会。 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联邦，欧盟各国可以相互转让各自主权，欧盟更多遵从的是康德的 思想而不是格老秀斯的思想。后现代欧洲秩序的政治和道德基础完全不同于联合国建立 的基础。 ( http://www. )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布莱尔曾经说欧洲必须“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而奋斗，“ 在这种国际主义中，将不再允许野蛮压迫其他族群，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将无处藏身”。 如果这是“新国际主义”的话，那么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旧国际主义”就死亡了。欧 洲人将不得不选择他们真正想遵循的自由国际主义。无论他们做还是不做，他们至少必 须认识到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 http://www. )
对美国人来说，选择起来要更容易一些：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比欧洲人分歧要少。 无论在实际中、传统上，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美国都更喜欢在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之上提 升自由的原则。尽管美国帮助创建了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草案，但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联 合国组织的合法性以及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国家的教条限制。虽然美国极端强调保护自己 的自主权，但是它并不太关心其他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它为自己保留了在任何地点干涉 他国事务的权利。虽然这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自私的伪善行为，但美国通常都把干预 看作是保卫自由主义的必要行为。 ( http://www. )
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革命国家，它总是扮演现状破坏者的角色。从立国的第一天起，美 国就把外国的专制暴政政体视为注定要被自己的革命共和主义力量所推翻的短命政体。 美国人把敌对的暴政政权看作理所当然的靶子，与之相近的独裁政权也会被美国人认定 不具合法性。可是欧洲人正沉浸在自己大陆上的急速变化之中，他们冀图寻求一个可预 见的未来，所以美国就一再被看作是现有国际社会中的危险角色。 ( http://www. )
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说再见
在欧洲人看来，危险包藏在所谓的“布什主义”之中。许多欧洲人和一部分美国人震 惊于布什政府宣称甚至要以不惜牺牲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代价来谋求迫使专制国家的 政府实现“体制变更”。但是从美国历史，特别是从过去50年的历史来看，这没有什么 可让人称奇的。布什主义只是自然而然地从美国的自由革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而且今 天的世界的两大特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对美国的 威胁都要大于欧洲。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作出如此强烈反应，包括制定“先发制人” (“预防性战争”可能是更为准确的词)原则的原因(此战略引起了很大争议，它促使许 多欧洲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想要发动预防性战争树立了一个超级大国无视国 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先例，这是它不具合法性最重要的新证据)。 ( http://www. )
在评估布什主义的时候，更应当看一看新的国际环境是否已经迫使美国人和欧洲人以 及联合国秘书长，对传统国际法原则的态度、对合法性的定义发生了变化。甚至在布什 政府2002年公开阐明其预防性战争政策之前，在美国和欧洲就有意见认为预防性行为有 时在面对新的国际威胁时是必须的，即使它违反了主权原则、互不干涉原则以及其他传 统的法律禁令。像麦可·沃瑟(Micheal Walzer)和亨利·基辛格这样属于截然不同流派 的思想家，都总结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遗留下来的原则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今的挑战。甚 至连科菲·安南也建议联合国的成员们应当考虑制定一种“标准，以便在处理如拥有了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组织等类型威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早期威权主义式的 强制性措施”。 ( http://www. )
现在看起来很明显，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预防性战争是否合适，而在于应由谁来实施， 谁来决定，何时、何处以及如何实施。这次在伊拉克，就像以前一样，欧洲着意反对的 不是美国的行为，而是它的单边主义角色。换句话说，关于预防性战争的争论，实质上 就是：如何才能对世界上的惟一超级大国加以控制？ ( http://ww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