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堕落成了电话骚扰者（一）

11/25/2009

如果您问咱在美国文化中最恨之处，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咱最恨骚扰电话。

每当你想睡个好觉，或是想看个好电视、写个好文章，骚扰电话不期而至，电话里的推销者态度极为可亲，以至于你自己不想成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而马上挂上电话，于是，当听完一大堆废话后，你选择了“抱歉（sorry）”。

可是，自己未曾想，也加入了骚扰电话制造者的行列，而且，不为金钱、无怨无悔、彻头彻尾地打了骚扰电话无商量。

休士顿市长竞选正酣之时，作为候选人之一Peter Brown的后援团队成员，咱也接到了亚裔竞选办公室主席丹奇女士的任务，自愿认领打骚扰电话的名单。

周一下午下班后，咱赶到了设在中国城的竞选办公室，按照电话清单，尝试了拨打“骚扰电话”。电话接通后，一般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是市长候选人Peter Brown办公室成员，打电话想提醒对方参加投票，并询问对方投票意向。几个电话打下来，发现接电话方大多还客气，于是，很放心地向“主席”保证，咱可以拿一些电话清单，每天回家制造“骚扰电话”。

丹奇主席充分肯定了咱的主观能动性，很“体贴”地对咱说：“你很能干，那就拿20张清单吧，一天两张，我自己一天3-4张呢，还行。”

“没问题！”咱挺了胸脯回答。

丹奇主席可能是学文科的，数学不过硬，也许或是比较忙，把电话清单的页数算错了，一下拿了30张，连头带尾，一共32张电话清单递给了咱，并希望咱早日完成革命工作。

看到厚厚的一叠清单，咱有意无意地提醒主席：“297减267等于30，你这里应该是30张吧？”

“哟，数错了，能者多劳，你没问题的啦！”丹奇主席经常犯错，但没见她把钞票多数了给别人。

被一番迷魂药灌了脑子，咱兴冲冲地带了这份巨大的荣光，回家了。

周二一下班，5点半的光景，咱就把电话清单和表格铺了一桌子，电话子母机拿在手上，按照电话号码，一个个“骚扰电话”拨了出去。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张清单还没有完成，开始的热情一下消退了不少，看这样的进度，30多张纸的清单，要废掉咱多少口舌啊。

不能想了，还是继续完成任务吧。

电话清单里，最怕见到80岁左右的老人。由于咱打的电话，都是亚裔人士，最多的是越南裔。南越在战败后大量移民美国，这帮老人大多没有文化，英语极差，加上咱个英语半吊料子，有鸡同鸭讲的感觉。电话里越南口音的乌里哇啦，咱几乎一句听不懂，咱英语一个一个单词的冒，人家也听不进去，那份耐心，最后被泄气所代替，有的时候，只好在记录上填上“语言问题”。

怎么这么多老人啊？

也难怪，美国多年以来，年轻人都不关心政治，很少有年轻人参加投票，所以，收集到的投票名单，大多是老年人。中国人目前公民少，这份名单，当然以越南人居多了。

唉，又一个越南人的名字，70多岁了，咱的脑袋也大起来了。

老头叽哩哇啦用英语和咱说了半天，咱还是没有搞明白，咱也叽哩哇啦和他说半天，他也没有搞明白，老头最后一句英语咱总算明白了：“No English（不会英语）。”老天，你不会英语，干嘛不早说，还怪声怪气地憋英语单词干嘛？你以为咱的劳动不值钱啊，好歹咱也是受过教育的人啊，每小时工资比扫大街的强不少呢，拜托你下次不要这样浪费咱的时间，好不好？

咱没敢说，怕引起国际纷争，给咱们的候选人惹麻烦，咱只得说：“谢谢，祝你愉快。”搁下电话，气不打一处来，你是愉快了，咱却更生气了。

您说怪不怪，骚扰别人的人比被骚扰的人还生气，这是什么世道的规矩啊。

又是一家老人，同一个地址中怎么是两个男人呢，一个92岁，一个80岁，他们是什么关系啊？看上去还是独立住房，不是公寓，他们和谁住一起呢？看名字似乎是香港或是台湾人，如果是台湾人就好了，至少会说国语啊，香港人说广东话，要搞死人了。

电话接通了，英语问候后，尝试了说国语：“先生，会说中文吗？”

“会啊，我的国语很好啊，”一阵狂喜，看来是台湾人了，但口音又不象。

管不了那么多了，赶紧自报家门，把情况简单介绍一下，询问他是否会投票，如果投票，投给谁？

“我们都不知道市长选举啊，”有门，既然老人连市长选举都不知道，那就有蛊惑了进入统一战线的希望，咱在这个名单上划了一笔。

“我们很少出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们就是投票，也没办法出门啊，”电话里，老人显出了无助的窘境。

“没关系，咱们可以上门服务，帮助你填表，并做好邮寄投票前期工作，”这条鱼不能丢，一个门里面两张票呢，一起钓起来吧。

“我们想知道，这次候选人都有哪些人，”老人政治觉悟还挺高。

咱赶紧把知道的几个候选人略微介绍一下，着重介绍了咱们推崇的Peter Brown，并毫不吝啬地对老人政治敏感度加以赞赏。没想到，咱这番无意的赞赏，一下打开了老人的话匣子，咱这个晚上，就听老人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