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过后再说六四

从历史的角度看，发生在任何人类历史中的政治文化事件，都会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产生不同的意义。二十九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以官僚体制制度为主体结构的国家，大家族主义观念盛行，政府各部门仍紧紧掌握经济领域上大多数企业的实际权力。

由於经济发展和管理体制的矛盾，造成政企不分丶产权关系模糊丶权钱结合丶官倒盛行及不公平竞争等等情况，加之国家上层对政治方向选择的意见分歧，最後导致二十九年前的那场六四悲剧的发生。

时过境迁，在现今看来，学生们首先发起的抗争，倒更像是当年一群民主理想者激起的绚烂浪花或者说泡影，既让人痛惜，又让人年年在这个时间为之深思。

不可否认，它的意义或价值正在步入一个大的时间跨度，让人从各个角度予以重新认识与解释。我们如果把当年发生这起悲剧的政治社会背景，和今日中国的现状以历史观的方法做比对分析，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结论：这个当年令人遗憾的事件，虽然难以避免地发生了，但它作为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脉络的一个节点，已经深深嵌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最为显要的里程碑之中。

笔者认为，现今中国的昌盛和大刀阔斧的反腐败运动，的确和反思当年的那群热血沸腾的学生运动有关，也就是说，学生们当年激进的抗争，和今日国力昌运的中国有着某种历史逻辑的关联性。

第一，如果说六四事件给中国的青年学子成长上了一堂冷峻而无情的课，对於中国政府来说，更是一次有着非凡意义的经历，它直接导致了中国新一轮的市场经济改革；第二，那次学生运动告诉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符合中华民族长久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处於混乱之中，中国近代的噩梦不是没有机会再卷土重来。在当今世界，满目疮痍的伊拉克丶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经历，就是这个命题的最好注脚；第三，学生们在二十九年前以反腐败口号提出的抗争，无疑对中国今日的反腐倡廉起到了一个积极的警示作用。

六四之後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以至於被不少人惊叹为「中国奇迹」。与此同时，经历了民主转型的俄国东欧，尽管也进行了同样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但在经济增长方面反倒显得差强人意，不少国家甚至还陷入了为期不短的经济衰退。有些人这时就提出疑问：为甚麽民主的或半民主的俄罗斯及东欧也搞了经济改革，但它们为什麽反而不如依然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呢？

西方先进国家经过两三百年努力才逐渐形成了今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以西方建制的标准，简单地指责现代中国体制，吐槽中国不懂「现代文明秩序」为何物，这显然是无视中国所实行的政治经济统制合一的「特异性」或「策略性」的制度结构。

据媒体报导，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默克尔曾经对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她长期以来的一大困惑，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治规划能力与政策执行力源於何处？

相比西方民选政府下飘忽不定的党派政治，长期处於「否定之否定」的纠缠争斗中，而执政的中共则不会受到民粹和两极分化下选民选票的挟持，中国共产党超脱的地位，使其只对国家命运和民众福祉负责。素为世界称道的中国政府的强大执行力与政策前瞻性丶稳定性，个中玄机皆源於一党控制全局的政治体制。

为什麽多年来西方总是「测不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路向，就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制度，本身就不是为标榜着民主自由，实质上是西方式丛林法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设的。

基於这种似乎不可调和体制矛盾，尽管目前中国发展的事实如此，一些境外媒体乃至国际政客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丶一个腔调地鼓吹六四的血腥，甚至把六四问题和结束「一党专政」捆绑在一起，这显然已经脱离了理性及就事论事的范畴。一些政客把消费六四变成一个为自己牟取政治利益的套路，或是一些国家，将此作为国家间博弈的牌来打，这不啻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功利主义行为。

美国人「正义」上身，年年将六四事件如和尚念经一样念个不停，但就是不说当年刚到美洲时，为了独霸美洲大地的生存资源，自己如何对印第安人施行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两百年过去了，嘴巴里至今都未吐出「道歉」两字。


最近，位於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指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采取的军事行动旨在从IS手中收复叙利亚城市拉卡。但自2017年以来，联盟军在行动中杀死了数百名无辜平民，涉嫌犯有战争罪。

在二十一世纪初以美国为主发起的伊拉克战争，直接导致六万四千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当然，美国当代发动的形形色色战争，杀死的平民可不止这些。或者在此时此刻，他们还在用枪炮导弹做着杀害平民的「军事行动」。那些说六四血腥的大侠们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怎麽视而不见呢？

这或可能就是中国在当今世界，受到西方各种势力「围殴」的「密码」之所在：在政治博弈中，传统强势力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优势，对新兴势力崛起而发起的抵制，而对於他们的所作所为，大概是不需要什麽理由的。他们掀起年年月月鞭挞六四的喧嚣，大概只是其中博弈的筹码而已，而喧嚣的理由，则并不见得有多少「正义」在於其中。

无需讳言，中国的问题往往出自结构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於存在许多令人诟病的弊端，可是谁能保证，西方式的体制就能适应东方文化结构的中国呢？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难道就一定是人类社会最为文明的合理政体选择？

在思考六四这个命题时，我想起了英国着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得·约瑟·汤恩比。这位被誉为取得「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哲学家，他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和未来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认为具有独特儒释道文化特色的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就是实现自己使命最重要的条件。

时至今日，无论何种观点，没人说六四悲剧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能否认，它客观上意外促成了中国经济飞跃发展推动力的形成；也不能否认，六四以後，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发展。不用四分一世纪的时间，中国就由一个贫穷落後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面分析并总结六四事件，除要正视历史丶面对当年造成的众多伤亡外，还应从宏观角度了解整个事件起源的背景和基础，以及参与各方的立场处境及心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须建基於政治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稳定。但要达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立足於民心的支持，民心不服，亦有机会再次形成如六四一样破坏性力量。

我们还应该看到，今日的中国富裕强大了，但是除了经济发展外，和二十九年前相比较，政治和社会管制层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中国前行的步伐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若以史为镜，必然能从中国文化思维中，获得强大力量的动能。如此，也才能真正慰藉当年那些为了自己火热理想，而遭遇悲剧性不幸的莘莘学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