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方倚戈：论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

——中国式基督信仰的精神本质

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第一章的论述中，就提出了上帝与人类理性的关系问题，他说：“一言以蔽之，存在自然法秩序的论断没有解决是不是上帝创设了这个秩序的问题，而承认人类理性发现自然法秩序的能力则会引发是不是上帝赋予人类这种能力的疑问。”

以罗斯巴德的深刻，我们可以确信理性对于人类是多么重要的精神因素，而人类也无法否定上帝与人类理性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民族吗？中国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社会，而中国民众理性精神的匮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类似文革那样的民族灾难，随时都可能再次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们从网民之间由于观点不同而发生的互相攻击与谩骂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文革的氛围，这充分地说明，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依然广泛地存在。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性，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文革的发生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而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理性的缺失才是文革发生的真正根源。而这就回到了人类理性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回到了人类文明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问题。

一个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信仰上帝的西方人，其理性精神与客观思考能力要远远高于那些非基督教或非天主教的国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的理性精神与上帝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基督教信徒，他们的理性精神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与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开车，中国式上下电梯，中国式坐公交，中国式旅游，中国式污染等中国特色一样，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准确地说，由于这种中国特色的存在，与西方人对上帝信仰相对照，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只能被称为伪信仰。其突出特点是，一个对上帝表现出虔诚信仰的人，却十分缺乏理性，对于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完全没有宽容精神。

一个宣称信仰基督的中国人，他的内心发生了真正而彻底的改变了吗？他或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吗？

当一个中国人说，我信仰上帝，主在我心中，主就真在他心里面了吗？基督精神就真正进入了他的内心了吗？

一个熟读圣经的中国人就一定明白并领会上帝在说什么了吗？上帝说：爱人如己!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大量宣称信仰上帝多年的中国基督徒，甚至许多传道人都不能真正理解上帝籍着这喻示传达出的深意。

同样宣称信仰上帝，一个中国基督徒与一个西方基督徒相比，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中国基督徒的行为方式与西方基督徒是有着巨大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从专业的牧师，布道者到普通信仰者，是全方位的。

从中国第一个牧师梁发开始，由于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总体来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上帝福音的真谛，从来就没有真正领悟基督精神。上帝对人类的启蒙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挑战。

当基督教文明遭遇了中国文化之后，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二元文化，一方面，或者说表面看起来，中国基督徒的确在形式上信主，甚至常常会表现的十分虔诚；另一方面，或者说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信徒的内心世界，即其精神本质依然是中国文化范式的，表现出极强的主观臆断、固执己见、诡辩性思维倾向，因而中国基督徒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与普通中国民众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二元文化的实质是基督教文明或人类文明与中国愚昧落后文化之间的冲突，由于数千年的浸淫，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如此的强大和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的大脑已经无法真正接受神的福音和人类文明的滋润，这正是中国民众理性缺失的根源，令人更加堪忧的是，迄今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国人并不多见。

但是，早在100多年前，西方来华传教士就已非常深刻的认识到了这种二元文化现象。清末著名传教者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中国，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任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李提摩太的阐述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宗教意义上的福音传播对中国人灵魂的拯救，第二层含义是更加深刻和关键的——拯救与解放被中国文化扭曲的中国人的心智，而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迄今没有深刻认识到的，但这却正是人类文明与神的福音是否能够正确地在中国传播弘扬的关键，中国社会理性缺失的深层原因也就在于我们始终没有像李提摩太那样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心智的扭曲。

1900年，清政府的愚昧昏庸和清朝官员的残忍导致了庚子教案的发生，惨剧发生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以巨额赔款结束战争，继任的山西巡抚岑春煊敦请李提摩太为教案的巨额赔款提出建设方案，李提摩太说：“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屠杀基督徒事件“源于人们的无知，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士子阶层的无知”。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李提摩太的言论与思想清楚地表明，西方传教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中国传教者是完全不同的，李提摩太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问题的本原所在，造成中国人无知和迷信的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李提摩太所说的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和习俗。准确地说，他所描述的“那种哲学与习俗”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不幸的是，100多年过去了，这种哲学和习俗依然在延续着，李提摩太描述的心智扭曲和无知依然广泛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了。今天，由于同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众依然深陷在无知和迷信之中——对普世价值的无知和对中国文化的迷信与崇拜。我们的心智依然没有被解放，甚至更加扭曲。

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由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一个受了洗而宣称信仰上帝的中国人，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其内心依然是以中国文化为底蕴的精神世界。

要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困难，我们说，只有具备了下列基本素质的基督徒才是真正意义的信仰上帝——爱与宽容、理性与针对自身的反思能力、依据客观事实的思辨能力。更简单直接的判断方法是：只要观察一位宣称信仰上帝的人是否具有宽容精神，是否能够客观地反思自己的缺点与错误。而这也是一个人得到启蒙而走向开化与文明的基本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与上帝对人类的启示与启蒙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当一个中国人具备了上帝喻示的爱而产生出宽容精神与理性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就真正摆脱了“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与习俗”的中国文化的束缚。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会起步，可谓人数众多，但他们真的信仰上帝吗？1843年，洪秀全从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手中拿到了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创立了「拜上帝会」，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四处传教，招立信徒。其目的显然并非传播福音拯救人们的心灵，而是推翻清朝统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洪秀全自身当皇帝的一己之私，后来发生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基督教不过是他统治民众的思想工具，洪秀全最终创立了太平天国，封自己为天王，从其中央集权，等级分明的政治制度来看，其政权的实质显然是中国式的，与中国历朝历代的皇权大一统专制统治完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无论外来的思想与理论多么先进美好，中国社会总是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基础上换汤不换药地保持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帝国本质。

1856年，英国外交家密迪乐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考察，他目睹了“凌迟”等酷刑之后，在其著作《中国人及其叛乱》中写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包括契约精神、权利意识，以及对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的认知”。以洪秀全们的愚昧，残酷和极度缺乏爱与宽容精神来看，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他们笼络人心谋取权力和私利的幌子，因此，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信仰基督——伪信仰。

时至今日，150多年过去了，这些被称为基础文明或普世价值的东西，依然是中国民众最缺乏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正是因为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并未照耀我们的内心，基督的精神并未真正滋润中国人的心田。

中国式信仰上帝在中国信众中是广泛存在的，中国基督徒的思想，言论与行为都充分地证明着这一点：如果一个基督徒用非常激烈的对抗态度指责政府或政治领袖们（这样的基督徒大量存在着），我们说，这样的基督徒完全没有理解上帝喻示的深刻意义，上帝知道人类的内心极易充满对抗与仇恨，由此便导致了宽容与理性的缺失，而宽容与理性，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精神要素，一个没有宽容并缺乏理性的社会永远无法演化为文明的良性社会。因此，上帝才喻示我们：爱人如己！唯有爱能够化解人类心中的对抗与仇恨，使人类社会能够演化为一个理性有序的良性社会，上帝的喻示正是人类的道路，要彻底化解中国的社会矛盾，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弃对政府的指责和抱怨，放弃对他人的指责和抱怨。

从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智的扭曲，仅仅依靠上帝的启示是不能解决中国基督徒面临的问题的，如果不能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彻底的反思，不能结合中国社会世俗生活进行思考，基督精神是不可能真正照耀我们的内心的，要使上帝的福音真正滋润中国人的内心精神，必需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层面上进行全面的反思。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曾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而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博士则做出了一个早的多的结论——从15世纪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发明与创造了。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科斯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而事实上，中国思想市场的缺乏是全方位的。钱学森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更缺乏的是像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那样的神学思想家与亚当·斯密，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那样的经济学家出身的思想家。这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说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章，书籍，各种各样的思想与观点如潮水般涌来，这给我们留下了与科斯论断完全不同的印象，中国人的思想是如此的活跃与丰富，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事实上，中国人的观点与思想不过是西方思想与知识的堆积，看上去色彩斑斓，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质。因此，很难出现有价值的思想。

没有思想市场的中国基督教传播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中国从未出现过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那样的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因此，中国的基督教传播始终处于非常简陋与原始的状态，只是力图解释圣经和对上帝的存在进行见证，但西方人则不仅仅限于此，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那样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他们在对上帝的存在进行思考的同时，也对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思考，加尔文在１６世纪就提出了教会的世俗化管理，而这种世俗化管理所蕴含的正是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思想与意识，这正是中国社会十分缺乏并需要深刻思考的地方。基督教由一种宗教发展成为基督教文化，最终发展为基督教文明，当然是上帝的引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和改革家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没有他们的思想和改革，至少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会缓慢得多，甚至会走向错误的方向，可以说，没有这些神学思想家的存在，基督教不可能发展成为基督教文明，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显著不同的地方。中国从未出现过伟大的神学思想家。

近代以来，各种西方思想不断涌入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而基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却异常艰难，始终无法像佛教那样真正融入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是我们这个民族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思维方式与偏见，由于儒家文化二千多年的长期熏陶，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极其主观而愚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因为主观而失去思辨能力，因而理性的缺失成为一种民族意志和民族性格。理性的缺失表现为自我反思能力的丧失与根据客观事实进行思考的能力的丧失。而这两种能力的丧失导致了中国思想市场的阳痿。

北京大学的陈浩武教授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后来我在对中国问题的文化思考当中，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也令人思考的现象，就是外来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流中的接受与排斥。比如，佛教是外来文明，母体不是在中国，佛教的发源在印度。然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比较顺利，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甚至逐步演变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文明之一。当佛教在其母国印度衰灭以后，中国成为向其他国家传播佛教的大国。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却一波三折，从唐代开始到现在，他和整个中华文明之间的这种摩擦，冲突一直存在，甚至非常尖锐强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两个同样的异质文明，在中国遭到完全不同的命运？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在反复思索的，这背后的文化现象，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研究”。

诚如陈教授观察到的，佛教与基督教都是外来的，但佛教却很好地与中国社会的世俗生活结合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却屡屡遭到排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形呢？真实的内在原因是上帝的喻示将真正开启人类的心智，让人获得启蒙，从而使人产生理性，而这是中国历代皇权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自汉武帝起，儒家文化就逐渐成为中国的一种国家文化，其好处是可以蒙昧人的心智，导致中国人在思维混乱的基础上走向愚昧与奴性。因此，这种排斥与冲突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若我们承认人类理性来源于上帝的启示，那么，基督精神真正进入中国人的内心是民主自由精神成为中国人精神本质的基础，也是信仰上帝会带来的自然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民主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恩典。

中国漫长的皇权大一统社会显然是专制和愚昧的，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基础建立的太平天国同样是专制，独裁和愚昧的，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基督的蒋介石也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专制与独裁，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中国社会始终表现出同样的本质？正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专制，独裁和愚昧，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正是中国基督徒的精神本质，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本质，因此，儒家文化不除，不在首先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就无法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正如刘亚洲将军指出的：一部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从善的历史，而一部中国历史，却是一部弃善从恶的历史，纵观东西方历史，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恰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地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黑格尔在18世纪做出的论断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华夏文摘第一二八九期（cm16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