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李大同：无解的“钱学森问题”

10月31日，中国有两件大新闻，一是教育部长周济任期未满突然被免去职务；二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逝世。这两件事都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一时跟帖无数。

对周济去职，网民们的反应大多兴高采烈，对这位部长最厚道的评论是“低能”、“平庸”。周济任职的6年，中国的教育质量飞速下滑，学术腐败，丑闻频发，即便是党指定的人民代表们也对这位部长不客气，在去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在27位第十一届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中，周济得票倒数第一。

中国大学办学模式

对近百岁的钱学森老人的去世，人们并不惊讶，引起人们热议的，是钱老去世前的一番话，也是关于教育的。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这话从中国科学泰斗级人物口中说出来，分量自然极重。钱学森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如今人们诟病他曾在1958年以科学家的身份“论证”粮食亩产可以达到3万斤甚至更高，为毛泽东疯狂的大跃进推波助澜，丧失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其实并不尽然。

中国科学院的文献证实，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钱学森陪同毛泽东视察中科院，当面向毛承认错误，说我不懂农业，只是取一个中间值计算一下，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而且现在发现，我的公式也是错误的。毛听后说：“原来你是冒叫了一声！”这段轶事证明，钱学森在科学上，确实是个老实人。

“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临终前的这篇谈话，被称为“钱学森问题”。11月11日，安徽11位大学教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给新任教育部长的公开信，提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在报纸上给教育部长写公开信，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鲜事儿，表明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忍无可忍。

如果以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迄今恰好是第一个百年。这百年当中，清朝有6年，还来不及看到有什么成果就垮台了，不过，从1872年起，清政府连续派出了四批共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批人大部分考入了美国著名学府并有优异表现，回国后成为栋梁之才，其中有知名度较高的修铁路的詹天佑，他们中还产生了大臣、将军、总理和驻外大使。这批幼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49年前后的比较

中华民国从1911年起到1949年，共38年。这期间中国现代教育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教育迅速与西方接轨，中国一流大学的理科教材，往往就是直接采用哈佛、耶鲁的教材，中国学生留学西方时，感觉不到在知识程度上与外国同学有什么差距。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内战与外敌入侵连绵不绝的时代，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大师级的文化、科学人物，均产生于那个时代，可谓群星灿烂。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教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懂教育的人在办教育。国民政府有付钱支持教育的义务，却没有随意干预教授们教什么、怎么教的权力。

1949年至今，足足60年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办教育的60年。成果怎么样呢？教育的普及程度当然是大大提高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成百倍地增加了，然而就是如钱学森所批评的，“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懂教育的人在办教育。“文革”前有一条大标语几乎挂在所有学校的墙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是中国执政党的教育观，说穿了，就是教育必须为一党专政服务，于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敢于怀疑、创新之品质这些现代教育所竭力培养学生要达到的目标，反倒成为中国教育者要尽力消灭的，取而代之的是听话、恭顺、唯上是从、唯党是从等等顺民、奴才品质。这样的人能优秀吗？

近20年来，中国教育越来越怪胎化，应试教育已经低龄化到幼儿园里，而大学学风之败坏，从教授到学生几乎已不知羞耻为何物。现代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慢，而且相当普及，然而观念的普及不仅丝毫没有改变现状，反而越演越烈，这就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可以说，全社会能够对教育施加影响的人，都在毫无节制地在攫取属于自己的那杯羹。

症结何在

不久前，爆出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贪污一亿元的新闻，这上亿的钱，都是家长们被迫交的择校费，名义上却是自愿提供的“赞助”。取消应试教育？那些为考试而编撰学生不得不买的“教育参考资料”，每年的码洋有数百亿元之多，坐地分肥的官员和教育者们能让你取消？仔细研究一下在社会总的教育资源里正在获得不当利益的是哪些人，中国教育的症结就找到了。

笔者疑惑的是，民国时代的学生们在国内打好基础，然后去国外深造，多有所成就，乃至成为学贯中西的顶级人才，中外教育呈现出连续性和互补性；而如今，“新中国”学生留学西方的人数比民国时代不知多出多少倍，却似乎再也出现不了顶尖人才了，中国教育的种子，即便在西方学术的养料中，也无法再长成参天大树，这是为什么？

行文至此，看到北京一所外经贸大学退休教授发表在报纸上的小文，说今年上级给我校派了一位新校长。新校长第一次讲话，就说我校要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努力提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这位教授懵了：这校长是不是走错门了？我相信，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儿在中国一定俯拾皆是，难怪钱学森先生这样的科学大家，能够看出重要问题，却丝毫不知道如何解决。

问题出在教育上，根子却在政治体制上。于是，“钱学森问题”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