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统治者们的坏心眼

 

我过去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封建帝制是一种不错的政治体制，虽然比不上好的民主制度，但是比那些坏的民主制和挂羊头卖狗肉的共和国要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从产权的角度讲，帝王体制下，一个国家不是刘姓，就是李姓，产权是非常明晰的。根据科斯定理，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治理应该是稳定且有效率的。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帝制从秦始皇算起已经2200多年了，似乎就从来没有太平过，更可悲的是改朝换代二十六、七回，可谓血流成洋，死人的尸体可以垒起喜马拉雅山，但是，瞎猫碰死耗子，竟也没有撞上个“现代企业制度”。对此，我一直不解，老在琢磨。我想：一套文官制度互相制衡，皇帝老儿是董事长，是最终的所有者，怎么就不能万古一姓，长治久安呢？
    有一次看电视，好像是央视的一个节目，讲范仲淹如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中，讲到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改革条陈，叫“十事疏”，发起了所谓“庆历新政”。范仲淹的主张，宋仁宗是非常乐意执行的，但是，却触动了利益集团，结果有人就向皇帝进谗言，皇帝起了疑心，于是，范仲淹的改革被终止。范仲淹被赶到湖南去写著名的《岳阳楼记》去了。
    我一边看，一边想。范仲淹是给你董事长仁宗皇帝老儿干活，目的是让你的企业运作得更好，让皇帝老儿的个人资产增值，这个皇帝怎么糊涂，把这么具有“信托责任”（郎咸平语）的“好经理”赶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企业烂掉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这个节目看完了，但是，我的思考没有结束。皇帝听信谗言，那么，是什么样的谗言打动了皇帝呢？是这么几个字：谋反嫌疑！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可以栽赃陷害的罪名。
    这让我似乎恍然明白了些什么？原来皇帝的红色江山虽然是私有财产，但是有点不太稳固——帝制无法保护皇帝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皇帝的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分内外两种情况：对外的情况是还有异性的山大王们觊觎皇帝的私产，梦想取而代之（皇帝的私产没有合法性授权，理论上是人人可以攻取的公产）；对内的情况是还有同姓的兄弟们也盯着皇帝的权位，想废而代之（皇位属于一姓，但不是属于一人）。对于外部的威胁，皇帝倒是可以坦然地以爱国主义为招徕，动员爱国贼们，武力应对。但是，对于内部的威胁，皇帝老儿夙夜不安，防不胜防，竟不知道怎么措手。
    我们发现：其实帝制所谓一姓的江山是属于一姓的一群人，皇帝不论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还是太子制，都是一个代理人，他不是这个江山的最终和唯一的所有者。这种制度设计的一个矛盾之处在于：皇帝既然是一族姓氏的江山代理人——总经理，他却能上不能下。有一个制度化的程序选他上去（开国皇帝是历史选择的，除外），但是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程序让他顺利“解职”。但是，这并不是说，皇帝不能被废掉，而是没有制度化的程序，要靠非程序化的宫廷斗争“把皇帝拉下马”。非程序化的废黜制下，皇帝时时面对不确定性风险，这样，他日夜勤勉的就不是江山的增值，而是总经理的位子是否长久。这种制度设计恰恰导致了代理问题的最大化。
    帝制没有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合法性授权，另一个是代理问题。于是，帝制下，皇帝老儿这个代理人发展出了一连串的坏心眼。皇帝的第一个坏心眼就是他其实并不关心“企业”效益——因为他们的业绩死后才做考核。皇帝口头上当然是“全心全意”为江山社稷服务，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全是舆论宣传，不能信的。皇帝花在后宫的精力远远多于国家事务。他们从来不差钱，为什么要为别人的小康生活点灯熬油呢！就是所谓中国第一明君唐太宗也是一个玩主。据说有一次正在玩一只鸟，魏征进来，太宗赶紧把鸟藏在怀里。他怕魏征“谏”他。魏征和太宗谈国事，太宗很不耐烦。等魏征一走，他心爱的鸟儿已经被闷死了。太宗恨得牙痒，差点杀掉魏征。
    皇帝的第二个坏心眼就是他并不喜欢忠良和贤臣。皇帝喜欢安定团结，最讨厌瞎折腾，除非“总经理”难以为继，做不下去了。但是，在出现内忧外患的时候，所谓的忠良和贤臣是最可怕的。因为，这时社会出于无序，皇帝的位子最有可能被替换。皇帝一方面需要忠良和贤臣辅佐，也最害怕这两类人。谁能保证他们不被“敌对势力”所利用，而成为颠覆皇位的“乱臣贼子”呢？。皇帝要么早早地废掉这两类人，即使江山苟延残喘；要么在完成“保稳定”的任务之后，赶紧把这两类人干掉——但是，为什么历史上还有忠良和贤臣前仆后继，层出不穷，我无法解释，只能勉强归结为儒教的功劳。即使海晏河清的盛世，皇帝也讨厌忠良和贤臣，这些人以道德傲世，往往对皇帝的公仆形象造成压力，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皇帝最喜欢小人和庸人，当然还有伶人，这些人毫无威胁而且让人舒服，何乐不为啊！
    皇帝的第三个坏心眼就是常常让整个国家烂掉，但绝不实行别人的那一套“普世价值”。中国历史上变法（改良）从来没有成功过。从商鞅变法，到王莽新政，再到王安石变法，直到戊戌变法，都是以失败告终。变法失败，社会开始逐渐腐烂，旧的政权开始动摇。皇帝（有时不是皇帝，是皇后，比如西太后）在变法图存和社会腐烂之间选择后者。他们没有错，从代理的角度看，社会腐烂掉，他们才能生存下去——皇帝们没有必要为别人的财产考虑身后的事情。其实，皇帝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他们连儿孙的事情都不及考虑，所谓“天下”，不过是哄匹夫们入构的一个鱼饵。“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这是所有皇帝没有说出的真话。大多数时候，皇帝老儿和国有企业的老总的想法是一样的：把所有的钱花光，留一个烂摊子给下一任。
    皇帝的第四个坏心眼是喜欢做恶人，不喜欢做善人。皇帝喜欢武力，喜欢杀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特别是那些愚蠢的知道分子特别不理解这一点，因此，老是恬噪：什么仁政呀！什么宽容呀！什么宪政呀，等等！皇帝喜欢镇压，喜欢铁血，因为道理讲不下去，江山的“财产权”没有合法性授受，要讲理，皇帝没有理，是要输的——讲理会把皇位，或者江山讲掉，傻瓜皇帝也知道这个理。其次，他是一个代理人，对于社会生态——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性，没有责任，用武力和铁血破坏社会生态，他可以使自己的统治最长化，而又不用承担成本（除非有阴曹地府），那么，皇帝为什么要傻乎乎地和那些蒙在鼓里的愚民们去讲理，或者对他们实行仁政，甚至宪政什么的呢！如果要在死两百万人和稳定20年之间做选择，皇帝选择什么是一目了然的。再说，搞政权，办大事，妇人之仁最误事嘛。
    以上归纳出来的所谓皇帝的坏心眼，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没有掺入道德因素，虽然严格地符合逻辑，但是需要实证。前述所有历史上的改革统统失败是一个手边的证据。改革为什么失败，恰恰是皇帝们在捣乱，或者他们根本就是改革的敌人。利益集团抵制是真，但是根子在皇帝。第二个证据是中国帝制历史2200多年，加起来有多少所谓的盛世呢？数来数去不超过一百来年，95%是乱世，这个责任在谁？只能说没有几个皇帝是好东西。乱世是必然的，盛世是偶然的，这是皇帝的坏心眼的“成果”。当然，也有几个不错的皇帝，这个例外要归因于道德，偶而出现几个真有信托责任的代理人刚好符合统计上的误差。
    非常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上改革和改良从来以失败告终，但是，暴力革命却常常成功。我很久前写过一个帖子《中国人的破坏性思维》，其中说：“对于政治体制的改进，中国人从来是没有耐心的，而且认定一定要天翻地覆才痛快，因此，每一次朝代更迭，都是推倒重来。”不知道常常成功的革命是不是对统治阶级坏心眼的一种报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上层建筑看中国的统治者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总结过历史的教训，以至每每不是在山林的啸叫中自己爬上树枝吊死，就是被那些“屁民们”抹掉脖子，死得没有任何体面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