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只用科学侍奉上帝与不为权力而写作

2009-12-08  颜昌海

1857年，维多利亚女王准备册封一人为爵士。不过，这个名叫迈克尔·法拉第的人拒绝受封，没给女王仿效先人的机会。1706年，安妮女王曾册封牛顿为爵士。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欣然接受的东西，在法拉第这里却一文不值。同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选法拉第为会长，也遭到法拉第本人的谢绝。

“我父亲是个铁匠，兄弟是手艺人。曾几何时，为了渎书，我当了书店的学徒。我叫迈克尔·法拉第，将来我的墓碑上，只需刻下这个名字。”法拉第告诉妻子莎拉。66岁的法拉第并非已将名利看透，而是名利根本就不是他的追求。因家境困顿，上了短短两年学后法拉第中断学业，去做装订学徒。利用装订书报的机会，他接触了多方面的知识。年轻人越来越相信科学家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要纯洁和高尚，想做一名科学家。1812年，法拉第拿着获赠的贝克林讲座的门票，赶到英国皇家学会，聆听了英国著名化学家汉弗里·戴维的讲座。他把讲座内容做了详细记录，并精心为其加入彩色插图，一本386页的笔记很快完成。在装订好之后，它被送给学会会长。法拉第没有等来会长的答复，便把笔记寄给在皇家研究所的戴维本人。戴维看到笔记颇为感动，法拉第拿着比学徒还低的薪水，成为研究所的实验助手。

戴维夫妇周游欧洲时，法拉第以化学家助手和秘书的身份随行。但在戴维太太眼里，法拉第不过是一个年轻的仆人，赶路时他需要坐在马车外，吃饭时则需要和佣人在一起。但法拉第利用自己的实验天分，协助戴维发明了矿工安全灯。有人将这灯和滑铁卢战役井称为“1815年英国的两大胜利”，但在法庭上宣誓作证时，法拉第毫不客气地指出灯还有一些缺点。这令戴维颇为不满。研究改进后，这种后来挽救了无数矿工性命的灯，被称为“戴维灯”，很少有人意识到，在灯光背后，也曾有法拉第奉献出的光和热。

1821年，新婚的法拉第给人类带来了第一台电动机，并为此发表了论文。不过，他在论文中没有提及戴维和威廉·沃拉斯顿。后者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只是失败了。被助手忽视，戴维有些难以容忍。3年后法拉第在被提名为皇家学会会员时，只有一人投反对票。反对者正是会长戴维，他提名的却是当年同样被法拉第疏忽的沃拉斯顿。不过，在戴维去世之前，有人问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时，这位发现了15种元素的“无机化学之父”说：“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了法拉第。”

当选为会员后，法拉第依旧像往常一样，埋头在实验里。在那里，液态氯、苯等化学物质先后被发现，发电机、变压器等陆续被发明，而电化学的两大基本定律、电学和磁学的相关理论也被一一确立。除了皇家研究所主席的邀请，他通常回避其他交际活动。而每周日，他总会去教堂。在那里，他与妻子相识、相爱。1860年，法拉第再次拒绝担任皇家学会的会长。在法拉第眼里，“上帝把骄矜赐予谁，那就是上帝要谁死”。可那些崇尚“简单、和平与谦卑”的教友，第二次选他当教会长老时，他却立即接受了。

据说有一次，听完演讲的维多利亚女王和皇室成员，在热烈的掌声中等待法拉第返场致谢，却一直不见他的人影。原来演讲人早已从后门溜走，赶去为一位处于弥留之际的老太太诵经，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也正是在1860年，已饱受多年思维暂时混乱和记忆力衰退之苦的法拉第，坚持做了人生的最后一次圣诞演讲。这个由法拉第发起的“为孩子们的圣诞演讲”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而他担任时间最长的职位，是港务局科学顾问，负责维护水路安全和检查灯塔。从1836年被提名起，他一直做到了1865年，这也是他辞去的最后一个职位。他一生的信件，有10％与这个职位有关。法拉第也曾有机会做“无聊”的事情。1853年，英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政府询问法拉第可否制造用于战场上的毒气，科学家回答，技术上可以，但本人绝不参与。尽管一再被拒，皇室和政府仍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墓旁，给法拉第预留了墓地。这次，法拉第还是拒绝了。

1867年8月25日，已经失去记忆的法拉第在椅子上安然离世。在他的葬礼上，妻子莎拉宣读了他的遗言：“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而他的墓碑上，只写着他的出生年月和名字。

法拉第是西方的科学家，“只用科学侍奉上帝”成为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座右铭。但在科学不怎么发达，文学却自古昌盛的中国，当代也有一位与法拉第异曲同工的文学家。这位文学家的名字叫沙叶新，在如“含泪劝告”之准亿万富翁、御封“大师”的余秋雨之类文人当道之际，沙叶新昂然宣称“不为权力写作”，成为堪与“只用科学侍奉上帝”媲美的标本。

沙叶新生于1939年，回族，国家一级编剧，1956年读高中时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妙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保送进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读研究生戏曲创作研究班，后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其剧作如《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及小说《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被译为英、日等国文字。他如此制作自己的名片：“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他如此介绍自己，“沙叶新，曾化名少十斤。少十斤为沙叶新的右半，可见此人不左：砍去一半，也不过十斤，又足见他无足轻重，一共只有20斤。沙叶新于1939年出品，因是回族，曾信奉伊斯兰，且又姓沙，可能原产地为沙特阿拉伯，后组装于中国南京。休形矮胖，属于三等残废，但他身残志不残，立志写作，一回生，二回熟，百折不回；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终于成为回族作家。……1985年身不由己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1年又己不由身地挂命为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戏剧为主，多有争议，得过奖，也挨过批。编剧以前叫作剧，指九天以为证，他绝不是恶作剧。”
他这样评价夫妻爱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三餐，都由妻子将我精心饲养。结婚前，我毛重105市斤，如今重达150多市斤，一身肉都是我妻子精心饲养的成绩。俗话说，饮水思源，我是见肉思妻啊！”他还这样回答“大学生如何对待谎言？”的问题，“沉默可以不可以？不撒谎，不表态，保持沉默可以不可以？最重要的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但他最著名的，还是“不为权力写作”的宣言。

他说，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

毛泽东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只要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中国就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园林变成了刑场。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所以中国文化人要“经国”、“立言”。但当代中国的作品以文革作品为代表的，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以及“下半身”写作，争奇斗艳，炫目刺眼；近来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沙叶新说，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

沙叶新所说的权力，是指极权。极权或者极权主义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沙叶新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是从30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沙叶新把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人们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不论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沙叶新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因为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思想”、“理论”来统一全国思想，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明明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沙叶新说，如果是一个作家为权力写作，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是自觉的，就不能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沙叶新重申，他所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作家的品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若品格是怯懦的，意志是软弱的，低三下四，左右逢迎，唯命是从，讨好巴结，就绝不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

因此沙叶新呼吁，一个称职的、有尊严、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就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出现了“只用科学侍奉上帝”的科学家。这当然是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幸运。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出现宣称“不为权力而写作”的文学家，是幸运还是不幸？！笔者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