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重建“巴别塔” ——从王怡和五岳散人的宗教观说起

文章提交者：王来贵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重建“巴别塔” ——从王怡和五岳散人的宗教观说起

??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上的宗教信仰，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灵性的定义，也是一种灵魂上的委身。它不但为人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问题提供解答，也为信徒们提供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及道德准则。或者说，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选择何种信仰。
　　
　　王怡选择了信仰基督，已经意味着这个世界在他那里，处处都在见证着基督的神迹。而他作为信徒的责任，就是把他所看到的神迹大声地说出来，告诉这个地上的所有人。在王怡的麦克风里，既有他为人子、为人父的生活感悟，也有着他对公共生活的思考。但王怡在公共话题上基于信仰的言说方式，却遭到了很多不应有的非议。五岳散人就是他这种言说方式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与王怡明确的有神论信仰不同，五岳散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对王怡的反对理由是“有人要是信仰凉宫春日大神当然是自己的事，但要是他在杂志、报纸上传播这个信仰，我们就有权利提出质疑”。他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有人利用公共平台传教的话，那么公众就有权来质疑他的信仰。
　　
　　从逻辑上来说，五岳散人这样的判断是无法成立的。如果按照他的逻辑展开的话，公共媒体就只能成为一个摆设，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因为首先公共媒体的存在并非专门为了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言说方式而准备，其次是这个世界上也很难找到一个毫无信仰的“纯野蛮人”。如果五岳散人真是不可知论信徒的话，那么从这样的“信仰”中，也无法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终极问题“不可知”，你又凭什么指责人家的“可知论”存在问题呢？
　　
　　从权利观念来说，“质疑信仰”和“质疑某人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无神论者张三对于有神论的质疑，这属于“质疑信仰”。无神论者张三对于有神论者李四的宗教行为提出批评，这属于“质疑张三的信仰”。法律表明，“质疑信仰”是每一公民的言论自由，但如果“质疑张三的信仰”的话，就无疑构成了侵权——即诽谤他人的宗教自由。试想如果有人因为五岳散人某次参加电视节目就“质疑”持不可知论的五岳散人是个“糊涂蛋”——就像他们“质疑”王怡在“跳大神”一样，五岳散人还会认为这样的指责是合法权利吗？如果类似的冒犯也可以视为“权利”的话，全世界的法律都应该马上取消诽谤罪。因为诽谤罪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人的尊严，如果人可以没有尊严的话，那还为什么要继续存在？
　　
　　五岳散人和王怡之间的紧张，正是彼此迥异的宗教观之间的紧张。类似的紧张关系，古今中外概莫难免。即便我们不去翻十字军的老黄历，就是打开美国前总统卡特去年刚出版的一本自传，里面也大量提到了美国当前基督教不同宗派不同观点之间的纷争。在那本名为《永活的信心》中，吉米卡特虽然强调“细节上的差异不重要，相同的爱与虔诚才重要”，但在字里行间，对那些把《圣经》当做天堂传真来膜拜的“基要派”的种种观点，依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评。可见同一种信仰之间尚且如此，不同信仰之间就更不用说了。
　　
　　在《圣经旧约》里记载着一个故事，说人类原本住在一起语言相通，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建造巴比伦城和通天塔。这种违约行为使上帝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藐视，于是就使人们相互之间语言不通，并把人们分散在各地。巴别塔于是半途而废，不能继续。
　　
　　这个故事包含着两层寓意，一个意思是说，任何试探上帝骄傲自满的行为都必然失败。反过来的另一个意思是说，在理性的前提下（虔诚谦虚），人类之间只要能够语言互通消除隔阂，那就可以在彼此之间的通力协作下看得更高，走得更远——虽然永远也无法到达神的完满境界，但总可以通过共同婆努力去无限接近。实际上在人们之间造成隔阂的主要原因，不正是人们的骄傲和语言上的歧义造成的吗？
　　
　　重建巴别塔，最重要的是先放下偏见和傲慢。时至今日，科学发展得越快，人们发现未知的空间也就越大。所以距离某些网友认为科学可以代替宗教的想法也就越远。人类对于未知空间既感到好奇，又感到恐惧。而缓解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停泊的港口，把自己委身于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威，从中汲取信心和勇气，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按照那个无所不在的权威的要求做事，把那个权威当做自己的灯塔和道路，步履从容地由今生走向彼岸。
　　
　　如前所述，实际上每个人的心里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权威”，每个人都在按照这个“权威”的要求来塑造自己。基督徒的权威是上帝，穆斯林的权威是真主，和尚的权威是佛陀，儒生的权威是尊长。而在更多受到儒释道浸润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这个权威的名字就叫“良心”——如果你问五岳散人为什么要为诸如上访村的人筹集物资的话，“为了良心”大概就是他的答案了。也就是说，如果五岳散人承认人们可以借助公共平台来宣扬“良心”而应该免于指责的话，也就没有理由反对王怡同样宣扬自己“良心”的行为——这就是按照公共政治中的平等原则进行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但是五岳散人的“良心”和王怡的“良心”毕竟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面对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现象，不同的信仰给人以迥异的情感体验。比如在去年的大地震期间，王怡的居所在强烈的震感中飘摇时，他却与其幼子安之若素，淡然曰，“我有平安如江河”。而五岳散人及其朋友关不羽等，均对王怡的宗教言论感到不安，究其细底竟在于时空距离远在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合一以及宗教裁判。用关不羽的话说就是“（王怡）言谈中有股若有若无的硫磺味”。不同的良心体系能够给人带来精神安慰的差异，也由此可见一斑。
　　
　　显然，在王怡的宗教观中，只要他信靠救主——也就是说他只要他自己做得对，剩下的就可以完全交给上帝去安排。但在五岳散人们那里，自己做得对还远远不够——不但自己不能做错，也要防止别人出错——尽管法律并没有赋予他们这样管理别人的义务，但基于其对未知危险的恐惧上（或者也可以说成是社会责任心），哪怕所谓的“危险”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味道”和“倾向”（关不羽语）。
　　
　　在未知造成的黑暗中，王怡用上帝的爱来温暖自己，幸福惬意地眯起了眼睛。而五岳散人和关不羽们却要在黑暗中努力地睁大眼睛，打起精神以百倍的警惕来试图排除所有可能的潜在伤害，乃至于在不知不觉中越过了属于自己权利的界限，把脚插进了别人的地盘上。这两种良心关怀方式，由于我们每个都都置身于两种类似的方式之中，所以很难从终极的角度来判断其优劣。但哪种更从容，哪种更人性化，却完全可以一目了然。
　　
　　重建巴别塔的意思不是要统一思想，要求一方妥协于另一方，而是要在基本的共识下争鸣——也就是说各自在坚持自己的良心关怀方式的同时，千万注意别把脚插到别人的田里去。在批评对方观点的时候，千万别把那些有名有姓的公民本身及其信仰也一起批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