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的第一本散文集，1941年出版。他于抗战期间所写的散文虽未直接反映重大题材，但凡写入论世，总有其鲜明的褒贬，于自然天成的诙谐中表现出他对庸俗、堕落、虚伪的鄙视与尖刻嘲讽。  《写在人生边上》总共只有10篇散文，不到3万字来谈人生的大问题，但却字字珠玑。大放智慧的异彩，自然地把读者引入一个广阔无垠的人生天地，给予我们的是丰富多彩的深刻启迪。他或旁征博引，或侃侃而谈，文风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奇思妙想和真知灼见俯拾皆是。

《写在人生边上》序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

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的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ａ。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备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

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务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据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他说，拣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

“不过，你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做斋事，打醮祭鬼，请我去坐首席，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不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不过还比我那儿冷；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你这里当然做不到－－听说碳价又涨了。”

这时候，我惊奇已定，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对来客说：“承你老人家半夜暗临，蓬蔽生黑，十分荣幸！只恨独身作客，没有预备欢迎，抱歉得很！老人家觉得冷麽？失陪一会，让我去叫醒佣人来沏壶茶，添些碳。”

“那可不必，”他极客气地阻止我，“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的。并且，我告诉你”－－他那时的表情，亲信而带严重，极像向医生报告隐病时的病人－－“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我少年时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天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

我惊异地截断他说：“巴贝独瑞维衣(Barbey D'Aurevilly)不是也曾说……”

“是啊，”他呵呵地笑了：“他在《魔女记》(LesDiaboliques)第五篇里确也曾提起我的火烧不暖的屁股。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麽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麽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这不是和自传的意义违反了么？”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防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我听了不由自主地佩服，因而恭恭敬敬地请求道：“你老人家允许我将来引用你这段麽？”

他回答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引到它时，应用'我的朋友某某说’的公式。”

这使我更高兴了，便谦逊说：“老人家太看得起我了！我配做你的朋友麽？”

他的回答颇使我扫兴：“不是我瞧得起你，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你看承我，说我是你的朋友。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引用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他虽然这样直率，我还想敷衍他几句：“承教得很！不料你老人家对于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内行。你刚才提起《魔女记》已使我惊佩了。”

他半带怜悯地回答：“怪不得旁人说你跳不出你的阶级意识，难道我就不配看书？我虽属于地狱，在社会的最下层，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工夫，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隋着报纸上所谓'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因为你是个欢喜看文学书的人，所以我对你谈话时就讲点文学名著，显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内行。反过来说，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我当然要改变谈风，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只除了你自己做的书－－并且，看你的书还嫌人生太短，哪有工夫看甚麽典籍？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甚麽，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甚麽好曲子！烹调呢，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也未可知。这样混了几万年，在人间世也稍微有点名气。但丁赞我善于思辨，歌德说我见多识广。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我忍不住发问说：“也有瞻仰过你风采的人说，你老人家头角峥嵘，有点像……”

他不等我讲完就回答说：“是的，有时我也现牛相。这当然还是一种象征。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所以我的牛形正是谦逊的表现。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称赞的好人，至少就是他们自己。我的谦虚总是顶彻底的，我觉得自己就无可骄傲，无可赞美，何况其它的人！

我一向只遭人咒骂，所以全没有这种虚荣心。不过，我虽非作者，却引起了好多作品。在这一点上，我颇像－－”他说时，毫不难为情，真亏他！只有火盆里通红的碳在他的脸上弄着光彩，“我颇像一个美丽的女人，自己并不写作，而能引起好多失恋的诗人的灵感，使他们从破裂的心里－－不是！从破裂的嗓子里发出歌咏。像拜伦、雪莱等写诗就受到我的启示。又如现在报章杂志上常常鬼话连篇，这也是受我的感化。”

我说：“我正在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讲战争。在这个时候，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施展你的破坏艺术，怎会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

他说：“你颇有逐客之意，是不是？我是该去了，我忘了夜是你们人间世休息的时间。我们今天谈得很畅，我还要跟你解释几句，你说我参与战争，那真是冤枉。我脾气和平，顶反对用武力，相信条约可以解决一切，譬如浮士德跟我歃血为盟，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双方何等斯文！我当初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自从造反失败，驱逐出天堂，听了我参谋的劝告，悟到角力不如角智，从此以后我把诱惑来代替斗争。你知道，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有点灵魂的又都是好人，该归上帝掌管。譬如战士们是有灵魂的，但是他们的灵魂，直接升入天堂，全没有我的份。近代心理学者提倡“没有灵魂的心理学”，这种学说在人人有灵魂的古代，决不会发生。到了现在，即使有一两个给上帝挑剩的灵魂，往往又臭又脏，不是带着实验室里的药味，就是罩了一层旧书的灰尘，再不然还有刺鼻的铜臭，我有爱洁的脾气，不愿意捡破烂。近代当然也有坏人，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没有人格，不动声色像无机体，富有效率像机械。就是诗人之类，也很使我失望；他们常说表现灵魂，把灵魂全部表现完了，更不留一点儿给我。你说我忙，你怎知道我闲得发慌，我也是近代物质和机械文明的牺牲品，一个失业者，而且我的家庭负担很重，有七百万子孙待我养活。当然应酬还是有的，像我这样有声望的人，不会没有应酬，今天就是吃了饭来。在这个年头儿，不愁没有人请你吃饭，只是人不让你用本事来换饭吃。这是一种苦闷。”

他不说了。他的凄凉布满了空气，减退了火盆的温暖。我正想关于我自己的灵魂有所询问，他忽然站起来，说不再坐了，祝我“晚安”，还说也许有机会再相见。我开门相送。无边际的夜色在静等着他。他走出了门，消溶而吞并在夜色之中，仿佛一滴雨归于大海。

密尔顿《失乐园》第一卷就写魔鬼因造反，大闹天堂被贬。但丁《地狱篇》第二十四句写魔鬼在冰里受苦。

像卡尔松与文匈合作的《魔鬼》（Garcon &  Vinchon：Le Diable）就搜集许多民间关于魔鬼的传说。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巫灶节，女巫怪魔鬼形容改变，魔鬼答谓世界文明日新，故亦与之俱进。

《地狱篇》第二十七句魔鬼自言为论理学家。《浮士德》第一部《书斋节》魔鬼自言虽无所不知，而见闻亦极广博。

柯律治《魔鬼有所思》、骚赛《魔鬼闲行》二诗皆言魔鬼以谦恭饰骄傲。

魔鬼跛足，看勒萨日（Lesage）《魔鬼领导观光记》（Le Diable Boi teux）可知。又笛福（Defoe）《魔鬼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第二部第四章可知。

魔鬼常现牛形，《旧约全书·诗篇》第十六篇即谓祀鬼者造牛像而敬之。后世则谓魔鬼现山羊形，笛福详说之。

骚赛《末日审判》（Vision of Judgmen）长诗自序说拜伦、雪莱皆魔鬼派诗人。

马洛（Marlowe）《浮士德》（Faustus）记浮士德刺臂出血，并载契约全文。

见《失乐园》第二卷。

魏阿《魔鬼威灵记》（Johann Weier：De Praestigiis Daemonium）载小鬼数共计七百四十万五千九百二十六个。

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A Quoi r vent les jeunes filles）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riel 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总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喧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

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训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我，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该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希《论谋杀后闻打门声》（On theknocking at the Gate in theMacheth）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邮差每天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跟凯罗（Gottfriend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带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彷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带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

[ 本帖最后由 广南子 于 2007-6-9 15:5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