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精英如何改革日本

　　两个月前,10月8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封面文章”和“特别调查”的方式发表长篇报道,题为“太阳也会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文章从国际权威观察家的角度,认定了日本经济正走向稳定复苏,并介绍了日本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革。

　　文章引起的震动一如16年前的1989年。那一次,《经济学人》的封面标题是“太阳也会西沉”(The Sun Also Sets)。

　　在此前——当然更多地在此后,西方的主要新闻媒体刊登了大量关于日本经济复苏及原因分析的报道,日本已经和即将进行的结构改革,更成为新闻焦点。“日本人回来了”、“日本黎明”、“太阳终于升起”等醒目标题频现报端。

　　与舆论相同步,就在《财经》记者专访竹中的前一周,12月14日周三,日本股市突破15000点,达到五年来的新高。同日,日本央行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企业景气状况的业绩判断指数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升势。而在周一,日本财务省发表的“对内对外证券投资状况”报告显示,2005年前11个月,外国投资者在日本股市投资创下历史新高。至此,在日本国内外,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拾经济升势,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目前,据各种权威性预测,日本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将在2%至3%。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增长速度。

　　日本经济复苏始于2003年夏,其间步履缓慢,进进退退,经历了辗转徘徊的2004年。然而,至2005年8月以来,稳定复苏已经成为日本经济不可逆转的趋势。稳定复苏之源,正是五年来坚定不移的改革。

　　“他们改革了这么多年,现在是开始收获了。”香港金融界资深人士、目前担任着汇丰银行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主席的史美伦女士在新近考察日本一周后,对《财经》有此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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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在多重意义上,日本经济值得中国人关注: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复苏前景将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全局;日本曾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被视为“日本奇迹”,此后又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被称为“日本病人”,其间的教训和经验有着普遍借鉴意义;“日本式资本主义”、“主银行制”和“邮政改革”等概念,过去和现在一直撞击着中国改革的政策设计者和操作者,显示出日本模式之于中国的高度相关性;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经济上依存度相当高,而政治关系又正面临艰难局面——如此等等,还有许多。

　　正因为此,《财经》无法满足于简单的数据和结论,更希望获得对于日本经济复苏和改革的权威性解读。在长期追踪研究的基础上,《财经》记者于去年10月和12月两度赴日,在东京、大阪等地采访了官、产、学各界十余位重要人士。

　　采访日本政府阁员的安排照例较为困难,而我们选中的竹中平藏,可谓日本内阁最重要的经济官员之一,被称为日本的“银行沙皇”(banking czar)及“日本改革首席运营官”(COO),更增加了约访的难度。此次采访,直至我们日本系列采访的最后阶段方始完成。

　　所幸,有近两个月的其他采访所获,我们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准备问题;且采访事前约好用日文采访加现场翻译,时间为一小时。但采访中,竹中改为与我们直接以英文交流,无形中获得了更多的时间,记者带去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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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在2001年4月,竹中平藏被任命为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一番震动。

　　竹中平藏本出身学界,原为无党派人士。他1973年从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日本开发银行和大藏省从事研究,1989年受聘为哈佛大学客座副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日本庆应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以如此民间身份、学术背景一跃入阁,在日本政坛极为少见。当时在自民党内政治根基远未夯实的小泉纯一郎做此选择,更令人意外。

　　然而,跻身政坛后,竹中五年来一直是日本改革最主要的执行者,凭其坚定信念一步步获得改革成功。从经济财政政策大臣至经济财政政策兼金融大臣,直到今天的总务兼邮政民营化改革大臣,竹中的政坛生涯也曾几度遭遇危机,屡次因强硬的改革举措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小泉虽备受压力,却在前后三次内阁改组时均坚持重用竹中,一次次将其置于改革锋线。

　　我们对竹中的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由于兼具经济学家和日本改革主将的双重身份,竹中对所有记者事前精心准备的问题几乎都能迅速作答,显出既有切身感受又有理论思考。

　　“我觉得作为专家和经济学家,能为国家的政策制定做出贡献是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继续做这样的贡献。”在《财经》采访行将结束时,竹中如此表露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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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货币学派,不是制度学派,也不是传统的周期理论学者,而我们早在2003年就准确地看到了日本经济的复苏。”田中直毅告诉《财经》。

　　60岁的田中直毅是日本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人如其名,议论直率而快捷。他担任理事长的日本21世纪政策研究所以“政策研究”闻名,他本人也是日本现政府的经济顾问之一。

　　加藤宽是日本老一辈经济学家,曾经在庆应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多年,现已年届八旬,仍有着荣誉教授的头衔。这位长于比较经济体制论和公共经济分析的学者曾在1984年出版了《邮储会崩溃》一书,最早在日本提出邮政改革的主张;他的主要著作《公私不分——日本走向灭亡之路》,在当年更是轰动一时之作。

　　如今,满头鹤发的加藤宽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财经》采访,声如洪钟,滔滔不绝,约定的一小时谈完之后又主动延长了时间。而他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就是日本的邮政改革。

　　渡边修,《财经》采访的另一位政府官员,现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长。较之身为大臣的竹中平藏,65岁的渡边修更具“官相”。他自1953年东京大学毕业后即考上公务员,此后一直在日本政府任职,最高至通商产业事务次官,为“副大臣”之职。至2002年,他成为专事吸引外资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后更名为振兴机构)理事长。

　　日本著名企业丸红株式会社(下称丸红)的西田健一、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下称松下)的少德敬雄、朝日啤酒株式会社(下称朝日啤酒)的濑户雄三,如今的头衔都是“顾问”,但一两年前还都在公司身居要职。“因为退居二线,他们会谈得更坦率。”一位熟悉情况的日本同行向我们建言。果然,三次采访都相当顺利,所获甚多。此外,《财经》还对富士胶片株式会社(下称富士胶片)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古森重隆进行了采访。

　　日本最大的银行,如今当属新近合并了日联银行的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而最大的券商,正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野村证券。联系采访金融机构高层人士很难,但在此次日本之行的最后阶段,《财经》终于如愿。

　　《财经》在准备此次采访的过程中,还与许小年、谢国忠、王君、陆磊等京港两地的一批经济学家进行了交流。

　　于是,以竹中访谈为主线,结合更广泛的背景、介绍、分析和议论,我们期望这篇关于日本经济与改革的解读,能够使读者在深层次思索的意义上获得满足。

　　第一篇

　　日本经历的是一种非常缓慢但非常稳定的停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危险的。日本经济没有出现那种类似其他国家的危机,这既是幸运又是不幸

　　复苏:信心从何而来

　　【实录1】

　　《财经》:你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的复苏?复苏的迹象是什么?什么要素影响复苏?

　　竹中平藏:就日本当前的经济形势而言,可以说经济已经复苏,日本潜在的增长率(potential growth rate)在2%左右。复苏的动力来自改革。

　　可以有两种改革,被动改革和主动改革(reactive reform and proactive reform)。典型的、真正的被动改革,就是处置不良资产;典型的主动改革就是私有化,建立“小政府”。现在我们完成了被动改革,而主动改革还在进行中。如果我们能加速主动改革,就能使经济增长率达到2%至3%。这仍是我们的任务。处置不良资产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现在,继续进行主动改革,正可以进一步为当前的复苏增强动力。

　　《财经》:那你怎么评论当前的宏观经济局势?目前的失业率的数据不是很好吧?

　　竹中平藏:你的意思是失业率偏高?以我之见,日本的失业率很低,因为很多人正在找更好的工作。现在的失业率是4.2%或4.4%。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的实际失业率应当是3.5%到4.0%。就是全民就业,失业率也在3.5%到4.0%左右。

　　考虑到这个事实,可以说当前的失业率是相当低的。这是重组的基点,很多人总是想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不是所谓的被迫失业。人们愿意离开现有的工作,找到更好的工作。现在人力市场的情况并不坏。

　　《财经》:通货紧缩的情况继续存在,原因何在呢?

　　竹中平藏:通货紧缩是金融的问题,显示为物价的下降。在日本,这些年来物价下降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实际GDP增长率低,总需求不够,内需不足;二是技术更新很快,比如说,计算机价格下降很快,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日本从中国也进口了很多低价的商品;第三点对于日本来讲很重要,日本的商业银行因为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信用评级下降,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因此,货币供应量每年只能以2%的水平增长,这也引致了物价下降。

　　上面所谈的第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解决;第二点还在持续,并不单是日本,全世界都在面临这一问题;日本最需解决的问题,是我刚才讲的第三点,要增加货币供应。银行在解决了不良资产问题之后,信贷能力增强,信用中介加强,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

　　《财经》:现在日本人都把整个20世纪9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你可否讲讲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一个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震荡过程?

　　竹中平藏:你问的问题很重要。9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1%,而80年代是4.5%,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很低。

　　我先讲讲为什么90年代增长会那么低。1989年12月29日,东京股市日经平均指数上涨到38915点,日本股票总市值达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6倍,这是顶点,此后开始漫长的下跌。这其实是先有资产价格膨胀,再有下降,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和泡沫经济的崩溃。随着资产价格的下降,企业大量借款无法偿还,银行产生了很多不良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资不抵债,经济增长也大幅放缓。

　　所以,日本结构改革的重点是处置巨额的不良资产,调整日本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到现在为止,才算清理完。经济增长率也达到2%-3%。

　　《财经》:为什么日本经济的萧条会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

　　竹中平藏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正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在90年代只是1%。作为一个成熟经济体,我估计日本潜在增长率应当达到2%-3%。

　　为什么在这么长时间内,经济增长如此缓慢?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很长时间日本的银行与企业都背负着一个资不抵债的资产负债表。所以,首要的事便是调整资产负债表。对于银行来说,调整资产负债表意味着处置不良资产;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压缩贷款。

　　日本经济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调整资产负债表的工作。现在我们处于非常新的前沿位置,可以进一步发展经济了。

　　《财经》:日本经济有没有可能早些复苏?

　　竹中平藏:像印尼、韩国、泰国,他们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经历的是大起大落的“V字型”复苏。经济可以在危机来临后的某一年以10%的规模萎缩,然后是急剧的“V字型”复苏。但日本的情况与此不同。日本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增长不是负10%,而是正增长,不过只有1%。日本没有出现危机。这是很富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没有危机,所以没有“V字型”复苏。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日本经历的是一种非常缓慢但非常稳定的停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危险的。日本经济没有出现那种类似其他国家的危机,这既是幸运又是不幸。这里有几个原因。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和韩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有大量的国内储蓄,可以用来支撑政府赤字政策。韩国和泰国没有如此规模的国内储蓄,所以需要向其他国家借款,于是遭遇了金融危机以及“V字型”复苏。日本有雄厚的国内储蓄,所以没有遇到类似危机。我们的曲线是这样的(画平线)。即使在90年代,日本经济也是一条平线。

　　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仍然有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例如松下和丰田。我们经常用这个概念,“失去的十年”。但即使在失去的十年中,松下和丰田仍然增加出口,赢得了市场。这也支撑和支持了日本经济。所以,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下降(指图中V字底部),也没有“V字型”复苏。

　　《财经》:如此说来,没有危机,对日本其实不是好事,所以你说“有讽刺意味”。如果更早一些改革,经济恢复是否会早一些?代价会小一些?

　　竹中平藏:当然,我觉得是这样。

　　《财经》:但为什么以前的政治家很难实施真正的改革?直到五年前小泉执政后,才能够真正地改革?

　　竹中平藏: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设想一下,如果日本遭遇东南亚那种类型的危机,许多政治家和日本公众可能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但是日本并没有那样的危机,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经济仍然继续增长——尽管增长率很低,但还是在增长。这就是解答。没有危机,也就缺乏改革的压力。

　　【报道】

　　手术:难以承受之痛

　　回过头来看,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直至2001年以后才痛下决心改革,很有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憾。在接受采访时,竹中平藏拿出纸笔,一边绘图一边讲解其过程,承认“没有危机”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被动改革意味着首先付出“不改革的代价”,而且,改革仍然是极为痛苦的过程。我们采访的企业家在2001年以后的改革中,都是身居高位的公司决策层人士。听他们讲起当年经历,方知改革的震荡如此激烈。

　　“90年代谁都没有出来收拾局面。特别是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那么多公司被卷入危机,但是谁都没有及时处理问题。”西田健一就这样说。据他回忆,他所在的丸红——日本最大进出口商之一,直到2001年11月才痛下决心,要在第二年着手解决企业的负债。这一财年,日本的GDP增长只有0.4%。

　　2001年12月,丸红的大量投资出现亏损,同时账面上有6000亿日元贷款。以往的靠山银行也面临经营恶化,无力相助。2001年12月19日,丸红的股价跌到历史最低点每股58日元。

　　作为专务董事之一,西田现在还记得,当时丸红的七位董事如何彻夜不眠地讨论,公司应如何自救。最后,董事会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公司将大批资产折价变现还贷,不惜资产大缩水;同时,让50岁以上的员工提前退休,公司支付至58岁的退休金;公司职员大规模减薪,社长减薪一半,副社长以及担任专务董事减薪40%,其他员工则减薪10%。

　　回过头来看,改革的步子走对了,5000多人的公司减少了上千名员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干净了。丸红避免了破产厄运,又步入发展轨道。至2005年10月,丸红的股价已逾600日元,较当年最低点升了10倍。

　　比丸红动手稍晚的,是松下——竹中平藏所称“90年代仍然支撑着日本经济的企业之一”。

　　前松下副社长少德敬雄觉得,在经济环境并不好的90年代,松下一直有利润,有可观的财务报表,而这对企业正是最危险的事情。2000年上半年全球范围的IT泡沫破裂之后,松下才意识到,自身已经成了一个“重而慢”的公司。

　　2002年春,松下上半年的财务报表出现了4000亿日元亏损。“这是松下历史上创记录的亏损。”少德敬雄说,“大亏损正是大帮忙。”

　　于是,松下的改革手术开始了,目标是朝向“轻与快”。多家“重复建设”的分厂被关闭,为此,松下将五家上市交易的子公司私有化,重新组建成一家Panasonic。14个业务重叠的领域被集中成四个,过去层级过多的管理架构也压缩为五层。

　　最痛苦的改革还是裁员。松下被迫关闭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工厂,甚至在日本本土先后两次共裁减了两万名员工。这在日本引起极大震动。

　　“没有人愿意再经历这样的痛苦。”如今已经担任松下顾问的少德回忆说,“不过当我们这样做了,其他家电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复苏:没有救世主

　　日本经济在2003年一季度跌入谷底,2002财年的GDP增长为0.1%。此后,经济复苏从夏季呈现,却时有徘徊,国际上的宏观经济分析家们悲观者居多。

　　田中直毅告诉《财经》,他主持的21世纪政策研究所从2003年夏天起,就认定日本经济开始复苏。虽然当时日本企业还有大量库存,银行不良资产包袱沉重,货币供给的增量还不足2%,但是,田中和他的同事依据日美两国统计的各种经济变量,看到了资本市场新趋势。“日本和美国的投资者改变了金融投资的组合,从债券转向股票。我们的经济模型归纳了这些现象,认为复苏开始了!”

　　这是企业家抓住时机,重新投资的时候。在他看来,日本经历的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复苏,其直接动力则始于2003年的设备投资。

　　复苏的动力源自改革。诚如中国经济学家许小年对《财经》所说:“日本长达十多年的衰退和萧条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曾任通产省副大臣的渡边修在接受采访时说,今天出现复苏,是因为日本企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解决了“三个过剩”,即产能过剩、劳动力雇佣过剩和债务过剩。

　　“企业的利润率有了大幅增加,企业已完成了长期的结构调整。”在这位现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理事长看来,这正是信心所在,也是自2005年8月经济恢复上升态势的原因。

　　日本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木内登英,也很赞同“三个过剩”的概括。他还认为,解决“三个过剩”的过程中,日本企业更早解决的是债务过剩和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稍在其后。

　　真刀真枪的改革始于2001年至2002年。

　　“到2004年,日本企业已经完全解决了债务问题,改变了资产负债表,从而有了剩余资金来扩大生产。2004年主要是购入设备,2005年则大量雇佣员工,增加工资,进而增加了内需。经济就稳步复苏了。”木内登英说。在他看来,这些年来日本企业的改革可称“壮士断腕”。

　　至于政府政策对于复苏的贡献,木内登英直言,主要在“政府撒手不管”,迫使民间企业进行改革。“以前日本政府用了大量资金扩大公共投入以支撑经济,推迟了企业的结构调整。2001年以来停止了这种政策,虽然使GDP降低了,但改变了企业界的思维方式,使之认识到必须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政策贡献不菲。”

　　“过去以为复苏要靠政府,现在意识到我们不需要政府了,日本人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在接受《财经》专访时,田中直毅这样总结日本过去15年来最重要的经验,正与木内登英不谋而合。

　　在当前,木内登英认为有两个因素在支撑日本经济的强劲复苏:其一,日本企业加大资本投入,扩大产能;其二,日本内需的显著增长。据他预测,2006年日本经济的真实增长当在2.4%,而今后若干年均在2%左右的增幅。

　　“这是一个理想的增长,如果像上世纪80年代,平均增长率4.3%,就太热了。”目前,木内登英最担心的是人们因为健忘而过度扩张,他觉得现在的股市就稍有些过热了。由是,他主张日本央行2006年能够结束零利率,适当升息以使经济平稳增长。

　　黄金期:技术制胜

　　“你如何看待日本的未来?”——在系列采访中,我们屡屡提出这样的问题。

　　满头银发的加藤宽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显得最为兴奋。他认为,日本经济在今后十年将进入“黄金期”。

　　“我认为,日本具备了走向黄金时期的力量。过去,流向民间的资金被堵截了40%,阻碍了日本的发展,现在只要其中一半归还民间,就能发挥很大的效用。”

　　在加藤宽看来,未来日本的黄金时期,与20世纪70年代的繁荣大不相同。这一经济“黄金期”有显著的高技术特征,其得益于在改革中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日本这些年在电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有进展,光缆目前已经铺满全国,在两三年内可以进入每一个家庭,在世界上均属领先;同时,得益于近年来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日本企业致力研发续有所成,技术上更为先进,将来可以以其技术与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和韩国的制造业互补。

　　“所以,在未来的‘黄金期’,不是样样‘日本造’,而是日本大量提供技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他这样预测。

　　田中直毅虽然没有使用“黄金期”的概念,但他关于日本技术优势的看法,与加藤宽颇有相似之处。在田中看来,技术优势更多地来自日本企业对于特异性(differentiation)的认知及灵活调整能力。中国加入WTO改变了制造业的利润分配格局。最初日本企业也有抱怨,也曾寄望于人民币升值。但2003年以来,日本企业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不再致力于在制造环节的竞争,而是以大量资源投入研发,追求技术领先。

　　比如说,通过广泛使用机器人和自动化流程,日本制造业的工资成本可以控制在10%;通过三维软件技术作产品设计,可以缩短创新周期。

　　日本在研发上的大量投入,以及支持企业支持研发的制度创新,在田中看来,正是未来日本经济发展之基本支撑点。松下在浴火重生之后推出的战略调整,或正是对于学者所述的一种例证和诠释。

　　少德敬雄告诉《财经》,松下从2003年始推出“V(victory,意谓胜利)字型系列产品”,其特点是惊人价格、黑匣技术和独特风格。“黑匣技术”,就是指其将产品制作或设计赋予极大的技术含量,整个过程一体化。“我们把这样的新技术用于新产品,无法轻易模仿,对手一时难以超越。”少德说。至2005年,松下已经在家电、办公设备和职业用品方面推出70至90种V字型产品。

　　在海外投资上,松下也调整了策略。例如在中国,松下已经从过去的生产普通电器与中国对手正面竞争,改为一方面生产高端产品,一方面向中国同业销售零部件和模板,从而以技术优势占领市场。据少德介绍,在2006年,松下在大中华地区销售额有望达到700亿元人民币,其中50%—60%均来自零部件与模板。

　　少德很有信心地表示,松下由“重而慢”转至“轻与快”,现在虽然利润还不很可观,但已经清晰地看到了未来发展的路向。

　　第二篇

　　“首要的推动力还是处置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减少,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而由于经济得益于此,两者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联动关系”

　　金融改革:无声革命

　　【实录2】

　　《财经》:你以前担任过金融大臣,主持了金融改革的进程,你认为金融改革的成果主要在于什么地方?

　　竹中平藏:刚才我讲了调整资产负债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调整资产负债表意味着处置不良资产。我常想起三年前,我第一次被提名为金融大臣时,就主张商业银行必须处置不良资产。当时,几乎所有的银行家、政治家,甚至日本媒体都反对这一改革。主张处置不良资产的人不多但很坚决,其中就有首相小泉。

　　当时,从政治上看,形势非常严峻,对我非常不利。但在首相的支持下,改革措施终于带来了成果。例如三年前,全体银行借贷中的不良资产率达到8.4%,比例相当高,而今天已经下降到2.9%。日本金融市场由此实现了正常化。三年前,许多媒体在使用“金融危机”这个概念,认为主要银行可能破产。现在银行都在盈利,金融市场稳定,股价上升。因此,处置不良资产的政策是成功的。

　　《财经》:我想,世界已经意识到日本的大银行的确摆脱了不良资产的包袱。但是如何摆脱的呢?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读过很多分析,都说经济复苏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消化掉了。到底何者为先呢?

　　竹中平藏:我理解,你是要谈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答案很简单——两者都重要,但首要的推动力还是处置不良资产。

　　不良资产减少,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而由于经济得益于此,两者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联动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三年前没有这个政策,经济能出现今天这样的复苏吗?可能不会。整个变局还是由政府相关政策引发的。

　　《财经》:你在过去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竹中平藏:最难的是如何实施政策,这就是要给市场一个好的预期。市场预期很重要。一旦预期恶化,一切都会恶化,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形成良性循环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刚才提到不良资产和宏观经济复苏的关系,关键是给市场一个好的预期。这是最难的。

　　在实施改革政策之初,有一些媒体的看法也极为负面。好在日本市场相当健全,能够理解调整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一旦这种观点扩展开来,就在政策和市场、市场和政策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的产生有一个拐点,即政府在三年前向(破产)银行注入公共资金。

　　《财经》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困难吗?

　　竹中平藏:需要一些积极的震荡,以引导市场走向正确的方向。在改革之初,我们就确信这一政策方向正确,但诚实地说,很难估计什么时候才能见效。2003年政府向银行注资,给市场提供了信息,表明日本政府很迫切、很认真地想使市场正常化。这个信息对市场很重要。基于此,市场给以积极回应。从此,股价开始上升,经济也开始复苏。努力把信息带给市场很重要。

　　《财经》:金融改革是否已经完成?你对此项改革有何评价?

　　竹中平藏:改革没有止境。就金融改革而言,我当年提出了降低不良资产的计划,但仅适用于主要银行。日本共有600家地方银行和小银行。它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处置不良资产。这是一点。

　　另外就是对大银行而言,可以说,一部分改革已经完成得很有效率,但是,还是要考虑其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大银行的公司治理目前还很不完善,按国际标准看,其盈利能力也不算很高。因此,当前强化大银行的公司治理仍是重要的任务。以此基础上,大银行也必须增加盈利,提高资产回报率。

　　《财经》:可否再谈谈日本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

　　竹中平藏:我现在不是金融大臣了,并不分管负责金融监管的金融厅。三年前我任职时,监管体制不完善,我提出了新的监管标准,以之对大银行进行严格监管。这个努力仍在继续。不过,当前更重要的任务是增加和强化所有银行的公司治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公司治理和通过市场治理,成为比政府监管更重要的内容。重心已经从政府监管转移到市场上来了。公司治理的监督方面,股东和市场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当前的趋势。

　　《财经》:在日本有“主银行制”,现在这个制度有什么变化吗?

　　竹中平藏:“主银行制”长期以来一直在发生变化。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主银行制”就发生了变化。“主银行制”本质上就是代理制,其积极作用不能被否认,因为它在运行良好时,可以降低总代理成本。但是在日本,“主银行制”演至极致。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主银行制”,问题在于日本的“主银行制”太极端,成了代理成本的例外。当然,现在已经正常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制度事实上已经趋同了。

　　【报道】

　　银行沙皇:竹中杀手锏

　　竹中平藏接受采访时,谈得相当平静,但人们很难忘却三年来日本金融改革经历的惊涛骇浪。

　　2001年4月出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的竹中平藏,一年后的9月又被委任兼职金融大臣,自此开始了他作为“银行沙皇”的生涯。

　　自日本股市1989年从近39000点的高峰破裂,日本金融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积累了大量坏账。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过去若干年中,日本历届政府一次又一次试图改革,曾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规,设立了专门处理坏账的机构,着手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等一系列问题。但由于金融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加之遭遇重重反对声浪,担心对经济形成过大冲击,最终都未能有效兑现改革初衷,反使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

　　竹中2002年9月兼任金融大臣后,强硬派姿态更加显著,仅10月7日在国会一番讲话就引起强烈冲击。很快,东京股市连续下滑,跌破了8700点大关,日本朝野一派紧张气氛。自民党内部对竹中指责不断,反对党则于10月24日向国会递交决议案,要求追究竹中平藏的政治责任。

　　然而,民众站在竹中平藏一边。在2002年10月30日东京电视台举行的舆论问卷调查中,竹中获得69%的支持票。

　　2002年10月底,竹中平藏如期推出“金融再生计划”。金融厅还公布了严格的实施“金融再生计划”的时间表,要求在2004财年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以恢复全球对日本金融体系与金融行政的信任。

　　这个“竹中计划”有两柄杀手锏 :其一,以美国财会方式计算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这意味着日本传统上将全部预计退税额列入自有资本的方式被否决,改为仅其中10%可列入自有资本;其二,银行所持有的土地、股票或债券不能以“账面价格”入账,必须按市场价格确定资产价值。据此计划,日本金融机构将减少6万亿日元自有资本金,资本充足率低于8%。

　　按“竹中计划”对银行清理坏账,是一种权责对称的清理办法。银行必须对自身的坏账承担财务责任。2000年以前,日本政府曾以认购优先股形式向主要金融机构注入大量国库资金。“竹中计划”明确规定,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如期实现赢利计划,董事长须下台;若连续三年亏损,政府将考虑把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参与该金融机构的管理,并视情况将其收为国有。

　　改革举措对经济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更使资本市场发生震荡。机构投资者纷纷抛售日本的银行股票。至2003年3月,日本股市跌破8000点大关,回到1983年的水平。

　　危机当前,竹中也曾采取了一定措施稳定人心。2003年7月日本关西地区理索纳银行濒于破产,政府拿出1.96万亿日元资金给予救助,成为给市场的积极信号。

　　此外,在实施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方面,竹中也体现了灵活性。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原规定最高偿付额为1000万日元,自1996年以后这一制度被冻结。2002年4月,竹中决定恢复这一制度,但将偿付额提升,改为活期账户存款无限偿还。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2005年3月主要大银行财务状况基本改善时止。

　　2003年8月1日,就在日本国会否定了反对党要求追究竹中责任的议案后不久,日本金融厅发布命令,要求日本瑞穗金融控股集团等15家政府持有股份的金融机构提出“改善经营状况计划”,报金融厅审核;此外,每个季度都必须向金融厅提交“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计划发布后,日本主要金融机构纷纷抗议。时逢小泉面临自民党内选举,种种压力再度指向要求竹中下台。

　　2003年9月,小泉纯一郎再度当选自民党总裁,旋即改组内阁,但仍继续任用竹中平藏推进改革。2004年10月,日本内阁重组,竹中平藏担任了经济财政及邮政民营化改革大臣。

　　金融改革继续推进。自1993年以来即无真实利润的银行业,从2003年底扭亏为盈。到2005年3月,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终于从2002年3月的8.4%降至2.9%,不良资产余额则由2002年3月的43.2万亿日元减少到2005年3月的17.9万亿日元,减少了58.6%。

　　2005年10月,日本新内阁组建,竹中平藏再度入阁。这一回,他卸下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重任,担任了总务兼邮政民营化改革大臣。

　　感受震荡:手术刀与安全网

　　自2002年4月日本恢复实行存款保险制后,不少日本储户将储蓄转入资产质量较好的银行。当时经营最为稳健的东京三菱银行由此受益不浅。

　　副行长金成宪道回忆,自那时起,东京三菱接到从瑞穗、三井住友等银行转过来的大批存款,其存款额几年来翻了两番,从15万亿日元增至现在的60万亿日元。

　　“从2005年3月起,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调整,单一银行的存款以赔付1000万元日元为上限(无息部分除外)。不过金融已经比较稳定,所以我们行也不再见到这种大规模转单了。”他说。

　　作为日本大型金融集团中经营最好的银行,东京三菱银行虽经“金融再生计划”的洗礼,但并未因震荡性改革受到过大冲击。2004年,日本第四大银行日联银行在被迫大规模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暴露出大量问题;更因试图在财务报表中造假受到金融厅查处,公司岌岌可危,被迫与东京三菱银行进行合并谈判。

　　2006年1月1日,合并后的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正式开业,以162.7万亿日元(约合1.4万亿美元)的总资产,成为世界最大银行。

　　“比起金融厅的前任大臣,竹中平藏很不一样,他熟悉经济学,理解市场经济。他在恰当的时候获得了恰当的职位,所以日本金融改革有此成果。”金成宪道这样说。

　　与金成宪道一样,《财经》采访的专业人士与学者专家,目前都对日本金融改革的成就相当认可。例如加藤宽就认为,坚决处置不良资产,确保稳定健全的金融体系,恢复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功能,是日本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恰如推迟这一做法正是“失去的十年”中的主要教训。

　　曾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丸红特别顾问西田健一也认为,中国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第一还是要清理坏账,不清理的话,银行也不能发展。如果银行本身的体质不好,对于企业也有影响”。

　　“如果不清理坏账,就像背着‘炸弹’在行走。”他说。

　　金成宪道还介绍了东京三菱银行当年处理不良资产的几个做法:通过司法程序讨还;由银行支持担保帮助好企业重整盈利业务,靠企业利润后偿还;由银行协助问题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收回部分贷款;直接打入坏账等。

　　金成还特别强调了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的“安全网”。他认为,这是日本得以成功处置不良资产的一条经验。在关键时刻,政府通过注入公共资金,让濒于倒闭的民间金融机构国有化,然后再通过有实力的企业出资重新民营化。日本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以及“产业再生机构”,也大大缓解了处置不良资产造成的冲击。

　　“1997年日本北海道最大的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造成一连串相关企业破产,整个地区经济在五年中一蹶不振。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会使用公共资金救助一些银行,重整之后再出售。”金成说。

　　主银行制式微:银企利益纽带松绑

　　赴日本采访之前,京港两地不少专家都对日本主银行制的演变表示了兴趣。“日本的金融体制会不会逐渐发生改变,从过去的银行中心、主银行制的体制,朝向一种更高程度的整合?”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高级经济学家王君就如此设问。

　　所谓“主银行制”,也称“主办银行制”,系指企业的主要融资业务由一家银行来承担,倘该企业需要向其他银行贷款或以其他方式融资,也由这一银行负责安排。《财经》首席研究员陆磊赞同竹中平藏的说法:“主银行制”的确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优点,日本的“主银行制”走到极端,也走向了反面。“银行和企业交叉持股,银行间亦交叉持股,完全结成了利益纽带关系。”

　　野村证券的木内登英向记者介绍,二次大战以后,日本最初是由政府主导资金配置,政府从日本储户拿钱后,投向特定产业,比如钢铁、煤炭;至上世纪60年代以后,政府将此职能让位于私人银行。如果银行按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这本来是件好事。但银行却把资金过多地投向了自己的掌控的某些产业,例如建筑和房地产,这些极易产生泡沫的领域。

　　此外,日本“走向极端”的“主银行制”过去显著地听从政府指挥棒的调遣。“银行按政府的意思安排贷款,这样来推动产业。结果一旦企业不行了,产业不行了,银行也就出问题了。”加藤宽在谈及此时,还批评了产业政策,认为这“其实是一件坏事。通产省制定的产业政策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弊端。”

　　日本的“主银行制”近年来确实发生一些实质性变化。特别是日本有关法律已经规定,银行所持企业股份不能超过其自有资本。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的“金融再生”,日本的大银行被迫大量减持企业股份,其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也早已不复当初。

　　《财经》在采访一些企业家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在降低。朝日啤酒的前董事长濑户雄三就认为,日本经济衰退十余年,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企业必须自立,不能依靠他人”。他称,“以前日本有‘主银行制’,企业受到一定保护,企业发展也受到了局限。”

　　曾担任过丸红专务董事的西田健一也承认,过去“并没有认识到贷款太多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不过现在丸红的贷款已经下降到2000亿日元。我们现在不再贷款了。”

　　木内登英相信,“主银行制”还会继续存在,但其功能会持续减弱。“企业开始寻求其他融资工具,例如股本融资和公司债。”

　　第三篇

　　“所谓‘小政府’,就是民间能够做的事,让民间做”……它的另一重含义,就是政府控制的资源要减少

　　邮政改革与“小政府”目标

　　【实录3】

　　《财经》:我们想请你谈谈日本结构改革的现状,以及你的评价和展望。

　　竹中平藏:我刚才已经解释了日本的经济,现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的资不抵债的状况,已经得到了解决,经济增长率也回升到2%-3%。但是今后的十年是全球化的十年,日本的人口结构也将进一步趋向老化。日本经济必须要进行“进攻方向的改革”,亦即主动改革。

　　如果主动改革做不好的话,日本经济虽然现在恢复到了一定的水平,仍然会倒退。所谓主动改革,就是在人口数量减少的环境下,尽量使政府成为“小政府”,提高效率,以减轻日本国民的税务负担。税务负担过重,经济无法增长。

　　所谓“小政府”,就是“民间能够做的事,让民间做”。就像你所知道的,邮政民营化改革就是朝向建立“小政府”的改革,非常重要。现在日本已经通过了关于邮政改革的法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下一步,以邮政改革为中心,缩小政府的职能,是最重要的任务。

　　《财经》:中国人对日本的邮政改革感到很难理解。为什么称之为重组?你能解释一下它之于改革的重要性吗?为什么遇到那么多的抵抗?

　　竹中平藏:首先,让我重复一下,创建一个“小政府”,对于日本经济的未来是一个根本性的重要议题。

　　中国人很难想象的是,日本将面临人口下降趋势。人口总数下降、平均年龄老化的情况很快将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负担从现在起就会急剧加大,想想那些医疗费、养老金吧。这些是由公众缴付的,所以,日本国民的缴付压力会增加,税收和养老金压力会有急剧增加。考虑到这种情况,创建一个“小政府”就非常重要。

　　日本邮政是政府的一部分,雇佣27万公务员。邮政服务包括邮递服务、快递服务、物流运输等。这些服务不可或缺,但可以由像佐川急便这样的私人企业来做。这是一方面。日本邮政的另一类服务是银行和保险服务。同样地,银行和保险业务也可由私人企业来经营。所以,日本邮政应当且可以民营化。通过民营化裁减27万人,这意味着政府裁员30%。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非常剧烈的政府改革,来创造一个“小政府”。

　　《财经》:邮政民营化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创建“小政府”?

　　竹中平藏:我再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一下。你可能知道日本邮储之庞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保险在内的资产总和达到340万亿日元。你能想象340万亿日元吗?这是目前世界上存款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瑞穗银行的四倍。

　　日本民众现拥有的储蓄总额为1400万亿日元,其中26%进入邮储。一旦邮政民营化,政府在全部家庭资产(the total household asset)中的份额就会降到5%。这也是“小政府”的另一重含义,就是政府控制的资源要减少。所以,日本邮政实行民营化对于日本经济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创建“小政府”特别重要。

　　《财经》:既然邮政改革如此重要,为什么要12年才能完成?是不是有可能缩短时间,加快速度?

　　竹中平藏:这主要是政治原因。因为日本的邮政系统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支持一些集团,所谓的“邮政族”。日本有近2.5万个邮局,邮政局长在支持某些政客当选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这些人非常反对民营化。他们想维持现有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邮政改革这么难,直到最近将其民营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小泉首相四年前上任时,把邮政改革放在了政治日程的首位。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财经》:小泉首相今年9月卸任后,这项改革是否会倒退?

　　竹中平藏:理论上说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人们都在密切地关注政治进程;而且,从根本上说,日本国民已经认识到了创建“小政府”的重要性。如果政治家打算创建更大的政府,意味着国民的税务负担会增加。所以,我认为国民会强烈反对反改革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核查机制会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

　　【报道】

　　结构改革实质:改革日本传统

　　我们赴日采访是在2005年9月之后。其时,小泉纯一郎解散众议院的政治豪赌大获全胜,“小泉流”冲击日本岛,邮政改革广得人心。

　　不过,如何理解邮政改革,对于中国人仍然有些艰难。很庆幸的是我们采访了加藤宽——日本最早主张进行邮政改革的老牌经济学家。

　　《邮储会崩溃》,这是加藤宽1984年一本著作的名字。“当时国会批判了这书,说没有这样胡闹的事情。”他回忆说。

　　加藤宽是日本最早主张结构改革和邮政改革的经济学家,曾著有《公私不分——日本走向灭亡之路》等在当时振聋发聩的著作。小泉和竹中年龄虽相差十岁,但都是加藤宽的学生。

　　据加藤宽回忆,他在1977年参加小泉的婚礼时,曾专门送了自己的著作当礼物。“我注意到,他一直到婚礼结束,手上一直拿着我的书。”加藤深信,自己的著作和主张,直接影响了后来出任首相的小泉。

　　在采访中,加藤讲述了日本必须进行结构改革的深层次道理。“五年前,小泉参选之前,曾问我什么是结构改革。我说,结构改革就是对日本的传统进行改革。”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提倡的是“富国强兵”。交通和通信网络作为支撑其制度的基础设施而得以扩充。当时,邮政系统创始人前岛密到英国考察,发现英国的邮政和邮储都很发达,从老百姓手中集中了资金之后,用于增强军事力量,受到很大启发。所以,前岛密在建起全国性网络之后,还建起了邮储。

　　“明治维新虽然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但做法还是军国主义的,以军政为中心。”他说。

　　二次大战战败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但“大政府”的形态依然存在。官僚们的提法是将资金用于国家建设,因此增加了许多“公共事业”。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家贪污现象。直至泡沫经济崩溃后,有了惨痛经验,日本应当意识到必须创建小政府,搞地方分权,而能让民间做的事情就要让民间做。

　　加藤宽认为,这就是政府结构改革的实质。在结构改革中,核心就是邮政改革。

　　姗姗来迟的邮政改革:

　　一个相当渐进的方案

　　在日本政府,邮政是大机构,原来被称为邮政省。小泉就曾在1992年出任宫泽喜一政府的邮政大臣。当时,他就曾提出了邮政改革的主张,立即遭到否决。

　　日本邮政拥有占政府人员总数30%的公务员队伍,其控制日本国民家庭储蓄四分之一的巨大规模,都使邮政改革意义格外重大,行动也格外艰难。《财经》采访的日本专家们说,这牵涉大量既得利益,关乎中央政府的权力。

　　竹中平藏所提及的“邮政族”,仅仅是阻力之一方。事实上政府利益本身就会因邮储民营化受到严重冲击。因为日本的巨额邮储金融资产在使用时不必通过国会,只要财政投融资预算审议通过即可使用。“不需要通过国会,官僚可以随意支配。”加藤宽说。正因为此,尽管此项改革道理充分,但在整个90年代寸步难行。

　　“官僚们又创立了很多‘特殊法人’,给自己退休后找好了地方。大家联合起来,为自己找后路,所以无法进行结构改革。公共事业就是给官僚退休后找好的退路。”加藤宽讥讽道。

　　日本1998年通过《中央省厅改革基本法》,邮政省被缩编为总务省邮政事业厅,2003年4月又被改组为邮政公社。截止到2004年底,这个邮政公社拥有员工27.1万人,下设2.47万个邮局,总资产达到404万亿日元(约合3.6万亿美元)。其中,邮政储蓄余额达到220万亿日元(约合1.9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四大商业银行存款余额总和;简易保险部门资产达120万亿日元(约合1.07万亿美元),也相当于日本四大家寿险公司资产规模总和。这两类资产累计达34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当年GDP的三分之二。

　　小泉政府在2005年9月的众议院大选中以压倒优势获胜,显示出日本国民对邮政改革的热情支持。此后,酝酿已久的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得以通过。其实,这是个相当渐进的改革方案。

　　日本议会通过的法案包括邮政民营化法案、日本邮政股份有限公司法案等六项内容。据此,在2007年4月前,将解散现有的日本邮政公社,成立一个国家控股公司,下设窗口公司(邮递)、邮政事业公司(管理日本全国2.47万个邮政网点)、邮政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四大机构。在2017年前,国家控股公司必须售出其在邮政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持的全部股份,实现民营化。

　　“邮政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改革官僚主导、中央集权的制度;第二个目标是通过政府公务员裁员27万人,进行公务员改革;第三个目标是将民间的资金交还民间使用。这些目的达到的话,就完成了民营化。”加藤宽这样解读。

　　他还介绍说,在小泉任内,除了邮政改革,还要推行公务员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养老金改革和医疗改革。“推动这些改革后,小泉的任期就到了,要看下一任还做些什么。”

　　12年太久:提速可期?

　　比起已经进行的“金融再生计划”,日本需要耗时12年的邮政改革方案,使旁观者觉得格外漫长。

　　邮政改革对日本经济有什么影响?按竹中平藏的看法,这一“主动改革”,正可为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增加动力;但12年漫漫长路,又使人不敢多有期盼。例如野村证券高级经济学家木内登英就认为,这项改革对近期经济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改革的步骤应当加快。民营化可以改进经济效率,不仅邮储,而且对邮递服务业和保险业也一样。如果动作太慢,无法使员工意识到变化。”木内登英说,“我想因为邮政民营化的反对者太多,所以政府只能选择缓行。不过这个进程可能每过三年要重新评价一下,将来的政府可以加快民营化进程。”

　　他还提出,日本现在有很多政府预算外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是自动地从邮储获得资金,运营效率则相当低下。邮储私有化之后,这样的政府预算外机构就必须面对金融市场。一旦其商业活动无效益,就面临极高的融资成本。这种市场治理可以改进政府商务活动的效率。“我理解,这是竹中平藏先生主持邮政民营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

　　第四篇

　　“低失业率、银行信贷为主和交叉持股,我认为这些不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

　　定义“日本式资本主义”

　　【实录4】

　　《财经》:经历了过去15年日本经济的衰退、改革和复苏,不知你怎么看“日本式资本主义”?

　　竹中平藏:你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是低失业率、银行信贷为主和交叉持股。我认为这些不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交叉持股是日本经济、日本管理历史中的一个新现象,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只有30年的历史。交叉持股很有趣,但不是日本经济的基本要素。比如说在战前,日本没有交叉持股。不过,如果经济上具有潜在的高增长,那么低失业率、银行信贷为主和交叉持股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让我们来定义“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那就是我们能够灵活变化,适应环境,适应经济形势。我认为,这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比如终身雇佣制度,这是战后的一种现象。战前的经济环境大不相同,终身雇佣制对日本国民没有什么益处。我认为,为了使自己适应环境,日本一直在非常灵活地改变制度。我认为这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我们现在正在变化。

　　《财经》:你所说的“灵活性”与“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有什么异同?

　　竹中平藏:什么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很难定义。例如在我说的那个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国民相对不是很愿意变革。这与“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相悖的。现在,我们在变革,这正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但是,将这样的“日本式资本主义”说成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并没有意义,是误导。

　　《财经》:所以你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的各种模式,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其实都是同一框架?

　　竹中平藏: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定义“中国式资本主义”吗?在某种程度上,它与“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很相像;有时它又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例证。所以,简单划分会令人误解。这是我的观点。

　　【报道】

　　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

　　日本特色资本主义的基石在瓦解

　　在采访中可以感到,对于习惯于经济学思考的政治家竹中平藏来说,所谓“日本式资本主义”,是一个他考虑多时的问题。其回答虽有些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财经》接触的绝大多数内地与香港两地经济学家都很爱谈“日本式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特别是现在担任着高盛高华公司副董事长的许小年。

　　日本战后引以为荣的模式,“日本式资本主义”,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突然垮下去了呢?许小年认为,过去日本标榜成功的经验就是终身雇佣制,可是在过去的15年中,日本在朝着解除终身雇佣制的方向前进。过去,日本式的交叉持股把企业和银行绑在一起,然后由通产省充当日本株式会社的总舵手。这模式是不是确实出了问题了?所谓“日本式资本主义”,就是用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架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上,但看来这样的模式可以采用一个阶段,有过成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就该抛弃了?日本失去了十年,是不是因为在模式转换上太慢了?

　　“竹中要干的事,就是把日本传统的基石全打碎。”这是许的看法。

　　在外部观察家看来,竹中平藏属于受美国模式影响很重的经济学家,而他在日本所做的事情,使日本更接近于西方式的系统。“竹中不承认外界所说的‘日本式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不愿意受到‘日本特色’束缚,就是坚持要在日本搞彻底的市场经济。”《财经》首席研究员陆磊这样理解。

　　在采访中,日本官产学各界人士很少用“日本式”来诠释日本经济。加藤宽非常强调结构改革“就是对日本的传统进行改革”,但并不认同“日本式资本主义”的概念。

　　明显不同的只有木内登英。在我们的整个采访中,木内登英任职的野村证券是“非日本化”色彩最重的公司,其公关经理是美国人,木内登英理所当然地用英文采访,并为记者准备了一本英文资料,显示出这是一家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公司。可能正因为此,木内登英关于日本式资本主义的看法也更接近于外部观察者。

　　木内登英承认,日本目前的制度与传统的“日本式资本主义”已经差别很大,更接近于“盎格鲁-萨克逊式”。其重要标志,在木内看来,就是日本经济中已经出现较前为多的英美体制看重的直接融资,现在日本的公司也更加注重股东的利益而非银行的利益。此外,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全职员工在被半工和临时工所取代,大规模裁员出现了。这种趋势不会改变。

　　“当前由于经济复苏,日企开始增加全职员工。我觉得这个趋势会持续到2006年。”他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会回到过去的僵化状态。弹性会保持。”

　　木内登英特别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差异性”。

　　他说,竹中平藏制定政策的思路是美国式的,美国式的特点就是强调竞争和承认差异性。日本社会过去是个相当平等的社会。但在萧条期,人们开始接受差异性,认同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别和员工的不同工资。“甚至工人们面对新的劳动力市场也在进行调整。有些人被裁员,有些人因为表现好而获得高薪。日本人逐渐接受了这样的变化。”

　　日本过去的地区经济差距非常小,政府用税收补贴地方。“所以,我想地区差距可能会扩大,也许会变得像中国沿海地区和中部那样。”他认为,“日本经济正在接受‘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资本主义’。”

　　尽管如此,在微观层面,日本文化和传统的力量仍在发挥作用。《财经》采访日本一些制造业的大企业时,每常可以感觉到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加藤宽向《财经》坦承,现在日本的企业正处于迷茫时期,“按美国的方式管理还是按日本的方式管理?”

　　他强调,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如何对员工进行考绩。“美国方式”是按照业绩来评价,而“日本方式”是论资排辈。现在确实有很多企业在这个方面犹豫不决。“现在日本的企业已经渡过危难时期,稳定下来了。但只有20%的企业按业绩对员工进行考察,其他的还是日本传统方式。”

　　例如一家企业如果一位工程师有了重要发明,在日本现在会得到奖励,但数额不会太高,至多相当于美国可能奖励的20%。这个人可能会与美国相比,感到不满意,但日本社会认为,一个发明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个人的力量不代表全部。“还必须要考虑日本的环境基础。日本企业也在慢慢变化。”他说。

　　【实录5】

　　《财经》:你如何看待中日间的经济关系?

　　竹中平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很务实,日本人也非常务实。会有一些关于日中政治关系的讨论,但我认为经济关系相当好,双方的经济有很高的相互依存性,现在正在从双方的合作中受益。

　　解决政治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两个国家之间已经有了好的现实和实际的联系。

　　【报道】

　　重视中国:无可选择

　　2005年12月1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亚峰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竹中平藏可能成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一说法多少令人有些吃惊,且目前并不为日本政治观察家们所认同。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小泉2006年9月结束任期后,更有可能的接班人,会是现任官房长官安倍晋三、现任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现任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及前官房长官福田康夫等。此前,小泉也曾表示他的接班人可能是安倍晋三。

　　观察家不看好竹中平藏,原因是他从政时间过短。虽然竹中已经成为自民党成员,并于2004年7月当选为参议员,但在派系林立的自民党内部,竹中并无根基。

　　《财经》在采访结束时,问及竹中平藏会否参加2006年秋季首相竞选,他明确地说:“肯定不会”(definitely no)。

　　当然,无论未来日本政局及竹中平藏本人的政途如何变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采访这样一位过去和现在都在主持经济改革的日本大臣,只能用更多的时间讨论日本国内经济问题,而把中日经济关系问题放到最后。

　　在12月初同意接受《财经》采访之时,竹中也曾通过秘书事先说明,他不会就日中关系发言。不过我们确信,仅同意接受中国记者的专访本身,已经显示了竹中平藏对中国的看重,而且上述他对《财经》有关提问的回答,是早有准备的。

　　中日关系,主要是中日经济关系,其实是《财经》作为中国记者在日采访时一个不应回避的主题。在日采访期间,我们就此与多数被采访者进行了讨论。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甚至颇有自相矛盾之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重视中国。这正与竹中平藏所谈相符合。■ 　　日本日经BP社记者田原真司,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渡边真理子,本刊实习记者赵逸荻,本刊实习研究员柯兰如,本刊记者王丰、黄山对此文亦有贡献(来源:《财经》杂志  原标题 《财经》杂志：解读日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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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记

　　东京都的港区是各国使馆和欧美大公司云集之处,据称是东京最昂贵的地段之一。2005年12月间的一个周日下午,在港区赤坂一座格外幽静的办公楼的七层私人办公室里,竹中平藏接受了《财经》的专访。

　　这位现任日本总务兼邮政民营化改革大臣平日时间安排甚紧,采访只能安排在周末。我们在他那间风格简洁的办公室等了约十分钟。54岁的竹中行色匆匆赶来,一边说着“抱歉”,一边迅速坐到长条桌的对侧,马上就切入采访正题。其做派与举止,更像学者,一如日本媒体所描述,没有“政客”气派。

　　当然,正是学者背景和五年来执掌改革大局的经历,使竹中平藏格外引人注目;亦使我们确定把对他的专访,作为此番“解读日本经济复苏和改革”的系列采访中最重要的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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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竹中的采访,最终被确定在200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