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 少生孩子省的钱到哪里去了？

　依照计生委的算法，中国少生4亿多孩子，降低了扶养 比，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中国从1980年到2005年的 平均生育率为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国平均的2.04倍，是中国城市妇女的3倍多。 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国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 到哪里去了？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 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民众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过去由于粮食品种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需要90%的人种 地才能获得必需的粮食，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10%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但另外90%的人照样在忙碌。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 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 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的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 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是你这1000元被赌场“盯上”，那么你就极有可能血本无归。本来，计划生育“节省”的钱是用来投资社 会养老金、发展教育、提高医疗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这也是当初实行计划生育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但是，我们的社保制度在老年化来临 的时候还没有建立，我们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条件，即使相对于印度这个不太成功的、“超生”严重的国家，也没有显著进步，反而是不断倒退的。这些事实说明， 我们的“人口红利”并没有被用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比腐败更致命的行政成本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 升到19.03%，并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1]。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 倍。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从经济视角考察，即通过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 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的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过多。我国政府行政公务支出的比 例约３倍于美国政府。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现在已经达到26∶1。除去老弱病残等非劳动力人口，差不多10个 劳动人口养1个公务员。从全国来说，光工资，每个公民就得为公务员承担超过1500元（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城市高达三、四万元）。而中共 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那么公民承担的公务员工资远不止1500元。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 楼等）、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文山会海、迎来送往、节庆和纪念活动、部门和行业利益膨胀等等，无一不是雪上加霜。同样是一辆车子，假如社会车辆运营成本每 年为1万元，党政机关则要6到8万元，其运行成本要比社会车辆高出数倍。此外行政成本增高还表现在：消耗巨大财富的众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项目决策失 误；建设过度超前，改造追求高档化（有些地方政府的办公设施非常奢华）以及重复建设；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的流失；土地出让价格过低；透支资源、透支环境。 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之 一。

　　庞大的计生委系统的存在，本身就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额外增加了行政成本。政府的手都伸进老百姓的被窝里，行政成本能不高吗？如果停止计划生育，乡镇干部可以裁减一大半，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减轻农民负担。

　　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 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将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行政经费占GDP的比重从 1978年的1.46％上升到2003年的4.0％。如果算上决策失误导致的资金浪费，以及腐败问题所带来的社会财富流失，差距还要大数倍。2005年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18.2万亿元，而“工资总额”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2 ％左右，只有2万亿元，加上福利和农民的收入一万多亿，还有70％以上的钱不明去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没有腐败、或腐败气 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GDP 的1/3左右为占人口总数约1%的富人所据有，资本收入超过劳动收入，“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被颠覆。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 意味着储蓄中很大部分是腐败收入，也就是说每年增加1－2万亿资本收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资金进入银行，大约6000亿元流向国外，另外一些流向奢华的洋 房、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掏空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2]。

　　3、税负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国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 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却没有享 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两年来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过去十几年，税收收入的征管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升，到了2004年的时候， 典型调查显示，税收收入征管水平已经达到85.7%。这意味着，实际税负和制度税负之间的距离在拉近[3] 。除此之外，高税负还直接导致征税成本高等问题。中新网2006年12月21日消息说，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了全球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中国内 地由于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77.1%的总税率、繁琐的税务条目和落后的纳税手段，在175个受调查国家(地区)中，纳税成本 高居第8位。以1999年的数据为例，在中国，100万税务干部，征收10683亿元的税收，人均征收107万元；而在美国，11万多税收征收人员，组织 政府收入18273亿美元，人均为1600多万美元，是中国的117倍。中国公司每年因纳税花费时间多达872个小时，而中国香港地区的公司只需要80个 小时。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1994年税制改革前，中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到1996年达到4.73%，到上世纪末大约为5%- 8%，征税成本率上升非常快。而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仅为0.58% [4]。

　　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让大多数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缴 税，而理应多缴税的高收入者却缴税很少。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而国有大银行又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无法发展壮大，也就无法增加 就业机会。中国个体户正在消逝，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中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而截至2006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 2505.7万，7年间，个体户减少650多万。原因之一是中国个体户们遭遇了“严苛的政府规制”，高门槛 “准入”制度，高税负。

　　4、国债增多

　 　行政成本过高，超出国家财政能力，而税负水平已经达到极限，那么国家就只能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行政成本的不足。中国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水平。在1994－2005年间，中国国债余额快速增加。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数字在2005年已经爬升至22.33％[5]。不光是国债，还有地方债 务。如果算上银行坏帐，那就更加是无底洞了。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 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中国百姓面对需要两代人才能还清的债务。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二十多年来不但挥霍完我们父母的所有积蓄还透支了我们的下 半生，所有的这些债务，到最后还得指望独生子女一代来偿还。

　　5、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

　　仲大军认为 垄断企业与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三者合伙起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使得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6]。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 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 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2005年更是降低到 11%。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 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这说明国民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国家拿走了；而被国家拿走 的部分，又大部分被中央财政拿走了[7]。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而资本拥有者却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 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联想公司总裁杨元庆2005财年的年薪为2175万港元！是一个普通 打工仔的2000多倍！某山西私营煤炭企业，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板却成千上万地赚取利润，一百多万元一辆的进口高级轿车，老板一买就是十几辆。据说著 名民营企业幸福集团的老板刘永好先生拥有三辆高级豪华轿车，最便宜的一辆也价值670万元，最贵的一辆约有900多万元[6]。而中国却还刻意不断提高资 本拥有者的政治地位，众多资本新贵跻身政府（挂职）、人大、政协。

　　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

　 　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 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１／24。在 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200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编著的《IMP世界竞争力年鉴2002》资料，2001年各国每个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全部报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国为22.2， 次之是美国为19.86，第三是日本为19.51，巴西为1.27，印度为0.78，我国排在倒数第三名为0.53，而德国、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相当 于我国的倍数分别为42、38、37、2.5、1.5 [8]。而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巴西人均GDP是中国的1.2倍左右。

　 　分配问题其实涉及到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是 “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就必须提高劳动（人）收入，增加工资总额在GDP的比例，降低资本（物）收 入的比例。“以民为本”就必须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民生（医疗、教育、社保等）的投入。

　　6、 依照美国标准，中国公务员应该拿多少工资？

　 　众多公务员感到工资低缺少尊严，呼吁“高薪养廉”，有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还以工资低为辩护理由。新华网最近刊登文章《中俄巴印四国公务员工资比较：中国整 体不算高》[9]，结合以前的文章《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克服收入分配不公重大举措》，似乎是为公务员涨薪进行舆论开道。

　　让我们看看美国州 长的工资情况，2006年1月21日报导，缅茵州政府将讨论共和党众议员Gary Moore提出的增加州长工资的法案。缅茵州州长年工资在全美最低，为70,000美元。法案提议州长工资为220,000美元，共和党立法委员会主席 Christopher Barstow不支持该法案，缅茵州长本人，John Baldacci也不支持该提案。除缅茵州外，其它几个低薪水州长的地区是：阿肯色州（75,296美元），内布拉斯加州和田纳西州（85,000美 元），北达科他州（85,500美元）。州长工资高的地区是纽约州（179,000美元），密西根州（177,000美元）和加州（175,000美 元）。美国2005年人均GDP为$ 41,800，美国五个低薪水州长平均年薪$80159，是人均GDP的1.92倍；三个工资高的州长平均年薪$178000，是人均GDP的4.26 倍。其他一些州的州长工资的是：阿拉斯加州 86,000美元，夏威夷州94,780，德克萨斯州115,345，佛罗里达州124,175，俄亥俄州130,786，马里兰州13,5000，新泽 西州15,7000，密歇根州172,000。

　　中国2005年人均GDP是13919元人民币，那么依照美国的标准，中国省长的年薪为 26692到59272元，月薪在2224到4939元，这还是以工资总额占GDP的58%来计算的；要是以中国目前工资总额占GDP的22%来计算，省 长的月薪只能在843到1873元之间，相信中国的省长们实际收入远远比这个数字高。省长们要是想将自己的月工资提高到2700元左右，首先得将中国工资 总额占GDP的比例提高一倍，从22%提高到44%。要是只提高官员工资，而不提高老百姓的工资，当官员们的工资高到感受不到穷的时候，他们体会不到老百 姓的生活艰难。

　　新华网的文章说，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只有15487元，但要知道，在中国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的情况下，中国公 务员年薪已经达到人均GDP的1.11倍，已经相当于美国等国家的水平（工资总额占GDP的58%），算是高薪了。中国公务员除名义工资以外，普遍还享受 福利待遇，如住房补贴、交通通讯补贴、医疗保险、退休保障等。普通公民有多少人享有这些福利？由于公务员待遇高，收入稳定，灰色收入也高，导致大学生、研 究生一窝蜂地报考公务员。

　　新华网的文章说中国公务员工资相对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并不算高；但要知道中国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 19.03%，而日本和欧洲国家基本都在2-4%，印度只有6.3%（2000年），俄罗斯只有7.6%（2000年），连拉美国家的阿根廷、巴西也分别 只有为9.13％（2000年）、14.16％（1998年）。中国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比例远远超过拉美国家，在工资绝对数上也要与拉美国家比。有人说中 国发展要避免拉美化，但从行政成本来看实际上是拉美国家发展要防止中国化。

　　中国公务员报酬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远比其他国家高。中国公务 员平均工资不算高，但是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要是公务员工资占财政的比例降低到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水平，那么中国 公务员应该减薪才是。公务员要想加薪，首先必须将人员数倍减少，否且老百姓将不堪重负。应该设立一个标准：公务员工资占GDP的比例不变。人少工资高，人 多工资低。

　　2451卢布，公务员月均工资接近1.1万卢布，俄公务员工资是贫困线的4.48倍；2005年中国贫困线标准是年人均纯收 入683元（如果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线的话，中国贫困人口可能突破2亿），公务员年平均工资按照15487元计算也是 贫困线的22.67倍，难道还能说中国公务员工资“整体不算高”？

　　7、贫富差距拉大，富人的吃喝嫖赌

　　财政收 入大大高于工资收入，资本收入大大高过劳动收入，国民收入大量地向政府和企业主倾斜，向权力利益部门倾斜，劳动收入一直处在缩小的状态[10]。2002 年城市居民工资总额1.2万亿元，而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却有3.7万亿元，还有2.5万亿元是非工资收入（其中大部分是腐败、灰色收入）！基尼系数越 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会学界公认的一个中等收入差距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应该在0.3到0.4之间。国家统计局2003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用以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3上升到0.46，这意味着不到20%的人口占据了80%的社会财富，甚至更高。 2006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也承认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认为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 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按照国际惯例，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 GDP为800-1000美元的时候，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体是农村居民的1.7倍；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经济差别的扩大引发、加剧了对农 民的歧视的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1.8比1左右， 2001年账面差距为3－4：1，实际差距在5：1甚至6：1 [11]。根据2002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20％的存款大户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户只占 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1.2％和0.2％。根据2006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波士顿咨询公司 北京办公室副总裁兼董事邓俊豪说，“这个数据只考虑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但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 国家之一[12]。

　　这些不尽相同的数据可能有些并不十分准确，但都反映一个现实：中国贫富差别太大。继续这种分配方式的话，即使普通老百姓一个孩子都不生，日子照样难过。要是改善分配方式，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又有什么困难？

　　一方面是大量财富快速转移到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民破产，很多农民工长期领不到用健康、生命换来的血汗钱，很多工伤的农民工因为没有拿到医药费而死亡或者终生残废。中国现在陷入了“穷人的生存”与“富人的生活”之间的博弈了。

　　由于贫富差别过大，大量的良家妇女“自愿”给“大款”当二奶，年轻姑娘也“自愿”嫁给年龄悬殊、富有的中、老年男人。

　　富人们有条件吃喝嫖赌。由于孩子少，部分中产阶级也时间和精力玩婚外情。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这大概就是人口学家所说的人口红利之一。

　　有人说对正在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国家来说，基尼系数高一些不足以为奇；但问题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比其它类似的国家还要高。

　 　有人说美国的基尼系数也突破0.4，美国没有发生动乱，中国怕什么？但是月收入一百元与一千元差别很大，月收入一万元与十万元差别不大，因此发达国家基 尼系数稍高不会引起社会动乱，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性，基尼系数必须降低到0.3到0.4之间。中国贫富差别必须引起重视，否 则会引起社会动荡的。中国富人的钱从哪里来的，流到哪里去了，必须有人管。美国的税收政策比较完善，钱来钱往政府清清楚楚，富人得交非常高的税，存银行的 钱税务部门清清楚楚，得交利息税，通过税收来平衡收入。而中国却直到近年才开始推行储蓄实名制，并且漏洞不少。

　　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突破警戒线，但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引起社会动荡。原因有两个：

　　其一，中国行政成本高，可以动用大量的成本“维持稳定”，延迟社会动乱的发生。通过提高行政成本来维持的稳定是很脆弱的。

　 　其二，中国是多个半独立的、半封闭的阶层组成的系统。在阶层内部，基尼系数并没有超过0.4，比如富人之间、城市普通居民之间、农民之间，并且还有东西 部之分。但是随着人员的流动(比如农民工)，而消费却又全国化（比如教育、医疗不会因为农民收入低就少收费），这个阶层隔离系统将被打破，一旦打破，就有 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由于农村承受能力最为脆弱，没有城市人口所有的贫困线、低保线、最低补助线等保障，教育、医疗的开销越来越高于农村的收入增长，三农 问题正在演变为三农危机，暴力抗税、暴力讨薪等事件愈演愈烈。目前教育和医疗产业化已经逼近农民的承受底线，要是国家不采取措施，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很大。 在目前便利的交通情况下，破产的农民必将大量涌向城市，威胁城市社会治安。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已经提出建设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

　　笔者反对盲目的仇富心理，但仇富心理有其社会根源。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始终是对社会的威胁，他们虽然不能获得财富(虽然他们努力劳动或者试图努力劳动)，但他们破坏财富的能力却是惊人的。　

　 　关于贫富差别、社会和谐，孔子有三句名言。“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在一个贫富差别悬殊的社会，随着资本积累及经济发展，黄、赌、毒等问题必然伴随 而来，就会出现“男盗女娼”。贫富差别的扩大，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社会治安恶化，因此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管子也说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前些年媒体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大力批判，称之为中国贫穷的根源，尤其是先富起来的那群人更是心安理得。但是“欲不可 纵，纵欲成灾”，不合理的贫富悬殊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这样，因此发达国家都尽量做到分配合理。贫富差别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文明、法 制才能大行其道，才能到达孔子期望的“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的境界。　

　　8、产品廉价外销

　　由于中国的贫富差 别太大，工资低，结果导致普通居民消费乏力，虽然辛辛苦苦，但无力享受中国自己的发展成果。导致国内产品大量廉价外销，中国获得巨额外贸顺差。民生不改善 再多的外汇也不过是废纸一堆，等于全国劳动力辛辛苦苦，消耗本国资源，进口国际污染。并且由于中国资本收入太高，劳动收入太低，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获取大量 利润。就是说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而中国普通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实打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财富。

　　想想看，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计划”全国人民的后代，“省”的那点资源，省给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