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德国人都应记住这一天，2007 年11 月9 日

从夺命到使生，德国不断塑造监控景象，而改造整个社会、企图使每一个电话网路使用者都成为好公民。[文/研究员 Tsai Chinghua]

所有的德国人都应记住这一天，2007 年11 月9 日。

在这一天德国国会以366 票赞成对156 票反对，通过了法务部长齐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主导的资料储存法案(Vorratsdatenspeicherung)。根据这法案，自2008 年1 月1日起，所有室内电话、手机(包括简讯，以及使用手机时的使用者位置)、网路使用者的网路位址、电子信件、传真等等各项资讯，都必须由电话公司及网路商储存6 个月。“为了打击可能的犯罪者”，法务部长如是说。

所以从明年1 月1 日起，只要你使用德国的电话及网路服务，不管你是否跟你的律师讨论任何可能致你于罪的案情，不管你是否跟你的医师讨论你最私人的病情，或者你对远方的爱人说著情意绵长的话语，都将被纪录储存下来，至少6 个月。

以国家安全之名，所有的电子资讯传送都将无所遁形，这里透露出的社会想像正是边沁（Jeremy Bentham）及傅科（Michel Foucault）所勾勒的那种全景式的、无所不在的监控世界。当然有很多人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许多民众投书媒体或国会议员，或街头游行，或于网路串连，要求废止此恶法，然而支持此案的议员坚称，这是使德国国家安全系统更能与欧洲整体接轨的必要措施，而且也无可否认，电话与网路确实是犯罪者最常使用的工具。议员莫尔顿（Ulrike Merten）就说，这是在全球安全现状下，为维持德国作为一真正的“法治国”而不得不实施的法律。

然而法治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这种全面性电子监控下，德国还能在什么意义上被视为民主法治国家？我认为“法治国”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在限制国家（暴）力不得侵入人民基本权利领域，因此国家必须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意义不在于以法律规训人民，而是在于以法律限制政府不得为所欲为，因此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第一条第一款就开宗明义：“人性尊严不可亵渎，尊重并保护此尊严乃是所有国家公权力的义务。”（Die Wue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achten und zu 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对于国家权力之目的已有明确规定；而在第五条中也保证了言论自由不被内容审查。这些难道不是法治国家最重要的精神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安全成为法治国的最优先考量了？即使退一万步说，政府确实可以在某些目的下立法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然而为了防治某些可能的犯罪者，竟而采取全面邮件、电话、网路监控（也就是国家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对谁说了些什么），这其中显然非常不符合法治国家的比例原则，有目的与手段失衡之虞。

傅科在观察近代国家时，发现政体从君主到民主国家有一权力作用的转变，君主制国家中的政治权力是杀人的权力，是“夺命或让生”（to take life or to let live），而与此相对现代民主的新权力是生命权力，是“使生或让死”（to make live and to let die），从夺命（take life）到使生（make live），显示国家不再要你死，而是要你好好活着，并且以国家希望的方式活着；于是国家权力之运作不再是施加在会丧失生命的身体上而已，不只是一种个体化的技术，其统治术不只是监禁、杀害而已，它还介入了生人之领域，它还主动地控制你、影响你、驱使你主动地成为一种在大众化中非异类的人口之一员。也因此以往君主宰制下死亡是对臣民之惩罚，但现代国家里死亡竟然成为国家无所不在的监控改造与召唤人民之技术下，唯一的逃脱出路。师涛事件让我们看到网路供应商共谋的言论思想控管技术，再加上德国不断塑造监控景象，而改造整个社会、企图使每一个电话网路使用者都成为好公民时，我们似乎正见证着，傅科笔下的那种十八世纪后新出现的生命政治权力，在这个世纪被细致而全面地实践。

集权主义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以许多不同面孔现身。